怎样扭转人口加剧减少的趋势？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去年人口的相关数据，在此，拟对这份报告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并提出若干建议。

01

去年的人口数据并不乐观

2025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人口数据如下：年末全国人口14082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7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

上述数据大致符合预期。尽管考虑到新冠疫情对生育的推迟效应将得到补偿，以及龙年生肖带来的偏好，原本预计2024年出生人口会超过1000万，但实际仅为954万，这表明生育率下滑的速度正在加快。根据1952年至2023年的新生人口统计，龙年出生的婴儿平均比兔年多6.4%，然而去年龙年的出生率仅比前年增长了5.8%，这凸显了长期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

因此，2024年出生人口的小幅回升，并不意味着超低生育率的趋势有所改善。相反，种种迹象显示，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减少的趋势正在加剧，而中国社会对这一趋势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仍严重低估。以下两个因素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出生人口：

一是年轻人口和育龄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31至40岁的人口为2.15亿，21至30岁的人口为1.78亿，而11至20岁的人口仅为1.55亿。从2016年至2023年，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超过400万。

二是婚姻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不婚不育现象日益增多，年轻一代的婚育意愿普遍低迷。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为474.7万对，同比减少94.3万对，这表明疫情后的补偿效应已消退，预示着2025年出生人口将继续下滑。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而自2018年以来更是持续低于1.5。到2023年，中国的生育率已降至约1.0，在全球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仅高于韩国，位居倒数第二。

02

人口减少趋势的影响

当前，中国出生人口占全球比例已不足7%，而老年人口占比却超过25%。少子化现象将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工作人口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持续减少，从而增加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负担，使工作人口面临日益沉重的税负压力。未来20年，中国或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深、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并对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构成严峻挑战。

按照当前的生育率，中国出生人口将以每代人（约3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急剧萎缩。这一趋势将从奶粉、儿童用品和托育服务开始，逐步波及教育、食品、服装等领域，随后影响到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等行业，最终波及医疗、养老、殡葬等服务业。

上述影响不仅体现在实际需求的萎缩上，还体现在预期需求的下降上，导致国内投资意愿持续低迷，进而促使资金和富裕人群加速外流。因此，自2017年起出现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尽管其对消费需求的主要影响将在十多年后才会完全显现，但当前经济增长的疲软态势已初露端倪。

将产能转移至国外以利用国际市场循环，短期内或许能够维持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和竞争力。然而，若我国本土市场持续萎缩，这些海外产能很可能被所在国本土化，进而推动当地产业发展，使之成为我国的竞争对手。同时，西方国家可能会因我国行业地位的下降而加大对我国企业的打压力度。若行业步入长期收缩阶段，企业将从积极扩张转向存量市场的激烈争夺，这无疑会加剧职场内卷现象。市场规模的缩减会降低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效率，推高整体失业率，尤其是中壮年群体的失业率将显著增加。

随着人口的加速减少，众多农村和小城镇可能会逐渐衰败甚至消失，中等城市规模缩水，大城市降级为中等城市，人口将不断向少数中心城市聚集。随着需求和财力的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幅放缓，大量已建设施将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废弃，城市面貌逐渐黯淡。相较于人口稳定的状态，社会生活水平将相对下降，甚至可能面临人道主义危机。

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国将难以维持全产业链优势，科技竞争力相对于欧美国家可能会先升后降。在我国仍落后的领域，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而在我国已领先的航天、高铁、大飞机、北斗等领域，也可能面临被反超的风险；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将下降，可能使我国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

长期低生育率对技术发展具有负面影响。与人口稳定的国家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在技术发展方面将更为缓慢，并最终可能陷入停滞和倒退。过去，人们曾担忧自然资源匮乏会制约发展，但自然资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体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限制人类技术发展的瓶颈并非自然资源限制，而是快速老化和萎缩的人口导致的需求和供给同步萎缩。

我国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这表明我国人口的规模效应所带来的价值远超过其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虽然对外部自然资源的高依存度构成安全风险，但真正维持国家安全的是庞大人口规模所能支持的强大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进口大量自然资源反而使我国对资源出口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如同成为最大石油进口国强化了我国在中东的政治地位一样。

03

低生育率的症结在哪

为应对老龄化挑战，中国于2024年9月推出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计划用15年时间逐步调整男女职工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金压力。然而，这一措施难以全面抵消人口老龄化和萎缩对经济、社会、科技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提高生育率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低生育率的根源在于激励机制错位，家庭和个人承担养育成本，而社会整体受益。 工业化及社会化养老制度下，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经济回报更多体现在社会层面。 因此，鼓励生育需从全社会层面出发，长远规划。 人类对社会整体的经济价值是正面的，人口增长虽带来挑战，但也促进了社会繁荣。

生育意愿调查显示，生育、养育成本高企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以《绵阳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为例，86.4%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是影响生育的首要原因，其次是生育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无人帮助带孩子等问题。这表明，降低生育成本、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核心在于将养育转化为具有稳定且可预期收入的“工作”，并确保养育家庭能从中获得实际收益。近年来，我国多地政府虽已尝试推出生育补贴政策，但力度有限且部分措施效果欠佳。例如，延长产假往往转嫁了成本给企业，而企业并未直接从员工生育中获益。同时，地方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既缺乏直接动机也面临财力限制，因为孩子的成长周期长达二十年，且未来可能流向其他地区贡献其力量。

鉴于提升生育率的最终受益者是全社会乃至国家的未来，因此，激励生育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应上升至国家层面，并需从长远角度进行周密规划。这不仅要求政策具有前瞻性和持续性，还需确保其实施效果能够切实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和能力。

04

政策如何多管齐下

为从根本上提振生育率，我们建议设立国家“人口发展基金”，常态化为全国养育家庭提供养育金支持。 采用“养育金”而非“生育补贴”的表述，旨在强调这笔资金对养育家庭的重要性，而非仅为辅助性补助。 人口基金的设立旨在促进人口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其运作应独立于其他财政及货币政策，以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 初期，可借助当前经济激励计划，将生育激励纳入其中，作为构建长期养育金制度的起点，旨在传播生育文化，建立发放机制，并收集评估数据。

国家人口基金应由国家统一管理和发放，地方可根据条件设立补充基金。养育金发放标准可从基础水平逐步提升至足以促使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长远目标是将预期人口从2023年的2.55亿稳步提升至并稳定在10-15亿，确保中华民族在全球竞争中的人口基数优势。微观层面，生育决策应尊重家庭自主；宏观层面，为公共利益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设定明确人口政策目标实属必要。

“预期人口”作为监测人口变动与政策效果的基准指标，基于当前生育率、更替水平、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及净迁入人口等参数估算。2023年中国预期人口仅占世界的2.03%，若期望未来人口维持10亿以上，预期人口亦需达到此量级。

借鉴国际经验，缓解低生育率需投入至少GDP的3%。我们提议：一孩家庭每月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每月补贴2000元，并享受社保及所得税减半优惠；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补贴3000元，并全免社保及所得税。同时，考虑地区与收入差异，为每个孩子提供一次性10万元现金补贴。鉴于中国经济亟需扩大内需，此举不仅可提升家庭消费，还能带动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相关产业发展，抑制通缩，促进就业，形成经济增长预期。因此，向育儿家庭发放补贴，既能促进生育率提升，又能拉动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此外，优化工作环境与模式对于提升生育率同样至关重要。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就业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不仅远超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仅低于南亚和部分中东国家。尽管中国人均GDP持续增长，但平均工作时间却呈现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49小时。

鉴于当前发展状况，严格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显得尤为重要。长远来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将大幅提升，人们的工作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因此，我们提议逐步探索并实施更为灵活的工作模式，如从现行的每周五天工作制向四天工作制过渡，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从而激发人们的生育意愿。这样的改革不仅有助于提升生育率，还能促进员工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5

矫枉过正要有力度

与中国同属东亚国家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只有0.72，全球最低。为了鼓励生育，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新政策下，拥有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可获100万韩元（约人民币5000元）补贴，而抚养1至2岁幼儿的家庭每月则可领取50万韩元补贴。据韩国政府部门2025年1月3日公布的数据，2024年新生儿总数达到24.2万，同比增长3.1%，实现了9年来的首次正增长。这一积极变化主要得益于大规模的生育补贴和扶持政策，当然，人口结构变化、疫情后的补偿性生育以及民众对特定生肖的偏好等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韩国结婚人数的显著增加预示着2025年新生儿数量有望继续攀升。

根据微信公众号“天门发布”近日公布的消息，湖北省天门市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幅达17%。这个增幅比全国的6%（即(954-902)/902）要高出10%以上，大致相当于生育率提升0.1。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鼓励生育政策，天门市的补贴力度更为显著。综合考虑一次性生育奖励、育儿补贴、购房奖补等各项福利，天门市为每个二孩家庭提供约9.63万元的补贴，三孩家庭则高达16.51万元。为便于计算，我们可大致估算每个孩子平均补贴约为10万元。考虑到天门市2024年6.6‰的出生率，这些补贴分摊至全市居民，相当于人均约0.066万元。扣除全国平均鼓励力度（估计人均约0.06万元）后，天门市的额外补贴力度明显。

以天门市2023年人均GDP 6.51万元为基数，预计2024年将达到6.9万元左右，这意味着天门市的生育补贴力度约占其GDP的0.87%（0.066/6.9）。这一比例与我们通过比较欧洲各国数据得出的结论——即GDP的1%用于鼓励生育可带来约0.1的生育率增幅——相近，但天门市的实际效果略高。尽管这一估算较为粗略，但它确实表明了生育补贴的有效性。

然而，即便天门市的补贴力度已经相当可观，但要达到可持续的更替生育水平仍然任重道远。因此，为了切实提升生育率，生育补贴需要持续加码，直至社会机制乃至生育观念发生全面转变。

综上所述，为确保中华民族的繁衍与发展，将生育率恢复至更替水平是势在必行且宜早不宜迟的任务。这不仅因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点对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更因为人口萎缩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越晚逆转难度越大。

文章来源：绕梁说（作者丨梁建章、黄文政）

责任编辑：林欣蓝

策划审核：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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