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近些年来，屡见政府开展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活动。我有幸参加一场，与会人士遍及社会各界，都是一方神圣，他们登台发言，舌绽莲花，陈说读书的好处，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读书不仅可增长知识，还能交友、做生意，甚至延年益寿。听完他们的高论，也许连台下的桌椅和矿泉水瓶，都生出了向学之心。

劝人读书，自是善业。不过由政府发起、推广阅读，不免令人狐疑。我有一个偏见，政府对于文化，最好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换言之，即给文化以自由，任其自给自足、自生自灭。自由之于文化，正如水之于鱼，肥料之于庄稼，空气之于人类。我们固然不能说，给文化以自由，文化就能繁荣昌盛，却可断言，不给文化以自由，文化决不能繁荣昌盛。

我承认这一观点有点绝对化。世上哪有绝对的自由呢，哪家政府，对文化毫不干预，听其自流？所以问题只能转化为，政府对文化的干预，限度何在，哪些地方，它可以进入；哪些领域，它必须放手，交给社会与公民自治。界限的划定，将考验政府的执政水平，同时决定了文化的前程。

阅读是文化的核心。对于国民的阅读，吾国政府所取的姿态，美其名曰“促进”。被纳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及在各地陆续开花的《全民阅读促进办法》，即是明证。

有些媒体和专家，列出外国的阅读立法，为此背书，力证这一条例，不会侵犯公民的私人阅读。然而他们忘却了何谓中国特色。以史为鉴，可知中国式的促进与倡导性立法，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沦为强制。不出意外的话，《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民阅读促进办法》的未来，必将挣扎于这二者之间。

我不担心它流于形式，这不过将耗费几许民脂民膏，吞噬几许法律权威，对此我们早已见惯不惊;却担心它沦为强制，如“制定全民阅读规划，建立国家阅读基金，建设全民阅读重点工程”，令我想起吾国的文化部门从2004年开始，每年“六一”前夕给青少年推荐100本优秀图书的壮举。此举的最大价值，以我的偏激之眼来看，在于提供了一份“少儿不宜”的书目：但凡上榜的图书，我都不会推荐我的孩子去阅读。

更严重的问题，不在书单的品质，而在所谓推荐，由素来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所主导，转脸变为摊派、强制。如报道所述，“历届百种优秀青少年图书直接进入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配置书目，以及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藏书目”，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8个部门曾下令，“要求各地将围绕百种青少年优秀图书开展读书活动作为庆祝‘六一’活动的重点工作之一”。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一幕：一旦阅读被权力捆绑，阅读必将变质;一旦文化与政治过从甚密，文化必将沦陷;一旦对全民阅读的“促进”变成了“强制”，我们将继成为教科书的人质之后，成为“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之流推荐书目的人质。

不必否认，《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民阅读促进办法》的出台，会“加强诸如图书馆等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的建设”，为我们的阅读创造更加宽阔的平台。只是，相比它的贡献，我更恐惧它所孳生的风险：权力对个体阅读的入侵。此中得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阅读?——我们的需求，将决定我们的阅读，是否需要立法来促进。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最爱绍兴新青年书店制作的马克杯上所铭刻的那句箴言：阅读必叫人得自由。以我的理解，这至少蕴藏了三重意思。

第一，阅读是自由的抉择。我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为什么读书或者不为什么读书，无须顾忌任何人与权力的脸色，仰赖任何人与权力的鼻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不相信这世间有什么必读书目——倘若一定要挑一本必读书，我只能选择字典;我反感一切书单，而且极不愿为他人开书单，常常有人问我：我该读什么书？我的回答是：没有该读，只有要读。阅读就是一个“我要”的过程，“我要”就是自由的表达，丧失了自由意志的阅读，不叫阅读，叫洗脑。

第二，自由是阅读的方向。有人阅读，为了追寻财富;有人阅读，为了追寻权力；有人阅读，为了追寻真理;我的阅读，则是为了摆脱奴役、追寻自由，或者说，对我而言，最大的真理就是自由。其实不单阅读，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都是为了自由，就像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对自由的歌颂：“由于一个词的力量，我重新开始生活，我活在世上是为了认识你，为了叫你的名字。”

第三，对阅读的限定与压迫，往往就是对自由的摧残与禁止。这不免让我们想起禁书。这个世界的禁书史，与专制史一样漫长，同理，对禁书的反抗，与对专制的反抗一样坚忍。不妨说，哪里有禁书，哪里就有“雪夜杜门读禁书”，哪里有禁令，哪里就有对禁令的蔑视、规避与消解。

从长远来看，公权力的剪刀手与书籍、读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将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不仅因为，禁书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周作人语)，更是因为，知识、观念与思想，不比人身，无法囚禁、灭绝，对知识的向往，正如对自由的向往，同样无法禁绝。有人列举了一份曾经被禁、后来畅销全球的书单，包括《洛丽塔》、《1984》、《日瓦戈医生》等名著。说到底，你可以在一些时间禁止所有书籍，你可以在所有时间禁止一些书籍，你却无法在所有时间禁止所有书籍。对禁令的反抗，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对自由的捍卫。

我不知道，在书籍的彼岸，是否会迎来自由；我却坚信，我穿越书册的过程，必将与自由相随。倘不嫌煽情的话，我要说：阅读，因自由而美丽。

基于此，我拒绝一切对阅读的束缚。我的阅读，不需任何外力——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大师——的促进，我只遵从内心的召唤。

如果政府真心为阅读服务，那么当前最急需的显然不是一部促进全民阅读的条例、办法等，而是一部拓宽出版自由的法律。因为政府对文化的促进，一向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它必须止步，甚至后退，退到笼中，还阅读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