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县衙暗藏权力游戏！书吏与差役的秘密较量！

本书作者为白德瑞，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的法律史和地方政府。从攻读研究生期间开始，他就对清代县衙里的书吏和差役们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于是，他一头扎进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清代地方政府档案——四川巴县档案里，进行了系统探究，并据此写出《爪牙》这本书。白瑞德试图打破“清代衙门吏役皆是贪腐之辈的刻板印象”，让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他们在清代县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书吏和差役的主要职责及其内部组织情况

书吏主要是指县衙里负责处理各类文书工作的人员。古时候，县衙内部一般会设立“六房”，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其中，吏房管人事，户房忙税收，礼房抓礼仪和教育，兵房盯着军事那点事，刑房则是破案抓人、管理监狱的一把好手，工房主要负责各种工程建设。六房之外，各州县衙门还会根据本地情况灵活设立一些房。书吏就是以上各房的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具体处理相关事务，这叫“应差”。

但书吏们“应差”几乎没有收入。那他们靠什么养家糊口呢？主要靠“办案”。县衙的各房负责管辖不同领域的案件，如礼房负责处理有关婚姻、寺庙的案件；刑房负责处理盗窃、杀人、卖娼之类的案件等等。如果民间发生相关纠纷，到衙门告状，知县受理后，案件就会被分派给对应的各房具体处理。负责的书吏，在办案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向当事人收取相应费用。所以，“办案”才是书吏们人人眼红的肥差。

书吏内部也是分层次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办案”。县衙各房的头被称为“典吏”，他们有国家编制，正儿八经在吏部登记，任职期限为五年，书吏们无论是“应差”还是“办案”都主要由他分派，是绝对的地方实力派；“典吏”下面是“经书”，他们相当于各房的中层干部，是衙门根据需要自主雇佣的“合同工”，没有明确任职期限，很多人一干就是一辈子，无论“应差”还是“办案”都主要由他们具体承办，是各房的中坚力量；最底层的是“小书”，或者也叫“帮书”，他们类似于各房的“实习生”，日常主要是帮“经书”们打下手。

差役主要指那些主要在衙门外执行具体任务的工作人员。简单来说，巴县的差役们大体上分成“粮役、捕役、盐役、民壮”四大类。粮役类似于现在税务局和土地局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催收钱粮赋税；捕役类似于现在的公安加城管，专门处理各类刑事案件，维护地方治安；盐役负责跟食盐的售卖相关事务打交道；民壮则主要负责看守城池、仓库、监狱这些重要的地方。除了这四大类，衙门里还有负责看门的门子；看守牢房的禁卒；负责验尸的仵作；负责递送公文的铺兵；负责做饭的伙夫等等各种专业人士。

和书吏类似，差役的工作也可以划分为“应差”和“办案”两部分，做好前面提到的各校本职工作是“应差”，但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日常生计来源也主要靠办案。举个例子，某地发生盗窃案报官，知县一般会指定由刑房负责处理，但刑房实质上只负责处理相关文书工作，真要涉及现场调查、捉拿嫌犯等工作，就要交给相关的捕役负责，这中间捞油水的机会可就多了。

差役们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内部分为不同的班，同样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各班地位最高的是“管事”，下面紧跟着的是“领役”，他们是衙门按照正式法规招募的，任命文书上盖着知县的大印，被正式登记在吏部相关名册上，主要负责任务的分派和协调；再往下就是“总役”和“散役”了，“总役”当值时就住在衙门里，随叫随到，而“散役”们平时则住在村里，当总役来村子周边执行公务时，他们才会出来帮忙。他们没有国家正式编制，相当于衙门自主雇佣的合同工，名字会被登记在衙门相关名录上。除了这些登记在册的差役，各班还有很多没登记在册的小帮手，被称为“帮役”。

二、书吏和差役群体内部如何依靠非正式惯例运转

书吏和差役群体，除了最上层的典吏和领役，绝大多数人都是超编的“临时工”，朝廷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自然也就没有针对他们出台过任何正式法规。那么，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衙门如何保障庞大的书吏和差役群体有序运转呢？靠他们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一套内部规范。

这些内部规范如何形成？从根源上说，主要是靠书吏和差役群体内部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据作者考察，吏役们内部有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亲族关系网；基于保举关系形成的庇护关系网；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派系联盟网络，它们之间常常还相互交叠，形成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正是依赖这一关系网，书吏和差役们被非正式地组织起来，在不断的冲突磨合中形成了一套大家都认可的办事规则。

举个例子：某房典吏退休后，究竟应该由谁来接任？其中有一条惯例就是，必须从其所在房内最资深的三名经书里选择。这条惯例怎么形成的？据说，是因为以前由于惯例性规则不明确，好几名刑房新人靠拉帮结派的方式窃取了刑房典吏的位置，但由于他们业务不精通，给衙门相关工作造成很多混乱。所以，光绪二十年那会儿，刑房十位资深经书就联名给知县写了封请愿信，恳请知县大人发话，明确以后典吏退休时，从房里最资深的三名经书中挑一个接班。知县大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通过正式发文的方式把这条规矩给固定了下来。

这些内部遵守的规则，就是这样在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撑下，一条一条确认下来的。这些惯例，虽然不是国家正式法规，但因为背后有多数人的集体性支持，实际上有很强的约束力，是维持县衙正常运转的关键。

如果有人不遵守惯例，怎么办？走流程。内部矛盾发生时，首先由同一个班内的书吏或差役一块儿商量应该怎么办。如果大家都觉得某人坏了规矩，那他不仅要受到同伴的集体指责，说不定还得交点罚款，或者请大家吃顿饭。只要犯错的人，认错且改正，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要是矛盾在班内协调解决不了，那这事儿就得升级，去找由各房典吏或领役组成的“议事会”评评理，给出仲裁结果。要是争端双方对“议事会”的决定不买账，那争端就得升级到知县大人那儿，由他来做出最终裁决。一般而言知县都会乐意维护惯例的权威性，因为它实质上代表的是书吏和差役群体的集体意志。

三、书吏和差役在地方权力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作者白德瑞认为，在清朝基层的权力生态中主要有三个玩家，分别是流动的知县、铁打的吏役以及扎根地方的士绅。这里士绅主要指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这三者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不断上演着相爱相杀的戏码。

对知县而言，吏役群体既需要默契合作，也需要不时打压。需要合作是因为知县要全权代表皇帝管理地方，而他所能依赖的主要力量只有吏役群体。需要打压是因为，吏役们以收取案费为主要收入来源，总是渴望接手更多案件，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更多利润，而这却不符合知县自身利益。一来案件太多会让知县工作量爆表，二来对百姓压迫过甚，还会导致他们去上级衙门控告，影响知县仕途发展。

士绅对吏役群体同样是又爱又恨，明面上经常抨击其不法行为，暗地里又需要不时合作。士绅经常抨击吏役群体，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办案、收税等事务性工作中经常损害士绅群体的直接利益，且削减了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和影响力。但吏役们可是地方上的“实权派”，大小事都要他们经手。所以，士绅们私下里还必须和吏役群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良好关系。而对于吏役们来说，跟士绅私下保持良好关系也是好处多多。不仅能拿钱，而且在地方上办事也更便利，更有甚者，万一哪天在衙门里惹了麻烦，士绅们还能在知县老爷面前为他们美言几句。

总之，知县和士绅群体，虽然表面上都大骂书吏和差役贪赃枉法，导致他们一直名声不佳，但其实私下里都默契地和他们进行着各种合作。因为，无论是知县治理地方，还是士绅巩固权威，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配合，这让他们这份从正式法律角度来看属于非法的营生，获得了一种“非正式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