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熊 建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事实上，在现代医学发展历程中，西方医学界也出了不少神农氏。没办法，缺乏技术手段，科学认知不足，谁会知道某种药物的安全剂量是多少、某种药到底能不能治好病呢？有好几百年的时间，所谓开药，就是尝一尝、看一看的事——患者尝药医生看，看患者情况是糟了还是好了一些。
当时的某些记载，今天简直不忍卒读：用有毒的锑治疗发烧，副作用是心血管衰竭和猝死；拿大剂量的汞对付性病，附带着让牙齿脱落、腹泻不止，跟着还有肾衰竭；吃鸦片镇痛，从而终身上瘾……以至于18世纪时有人讽刺说：“常有人问某某是死于何种疾病。确切来说，问题应该是‘某某死在哪个医生手上’。”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医学史的荒诞期，医务人员挺身而出代替患者充当小白鼠，拿自己做实验，事情开始有了转机。《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这部书，讲的就是一群大无畏的“西方神农氏”的故事。为了医学的进步，他们吞下霍乱弧菌培养物、盐酸以及这样那样简直没法说的东西，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医学试验。
作者特雷弗·诺顿是英国科普作家，翻译者朱机是科学传播团队“科学松鼠会”成员。他们联手为中文读者奉献了一部精彩的医学自体实验史。其中混合着无私、自大、勇气、好奇、科学，甚至有些傻气的奇谈。但读罢全书，读者不会去嘲笑书中的人和事，反而会深思：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这些先驱者的试错与努力，是他们从疾病的雷区中为后人蹚出了一条条安全通道。
比如扬·浦肯野，这位捷克医学生1819年开始通过品尝、嗅吸药物来检测药效。他明白其中有危险，应该“谨慎操作以免将自己推向危险成为牺牲品”，但为了弄清楚药物会引起人体哪些生理反应，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有一次，浦肯野要试的药是洋地黄——过去常用作强心药，但又会让患者视力模糊。于是，浦肯野服用了过量的洋地黄以观察后果——所用剂量是实验动物致死量的1/10。服药后，他的心跳变得十分不稳定，在长达两周的时间视力受到影响。尽管如此，浦肯野还是对视觉特性作出了重要观察。他发现，颜色不是由视网膜边缘感知的。另外，在眼白处给一下闪光，可以看到为视网膜供血的毛细血管(今天称为“浦肯野树”)。后来，检查眼底用的检眼镜就是从此而来。
做自体实验，往往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区别。浦肯野亲身做了几十项实验以测试各种药物的安全性，其中包括莨菪(毒性茄属植物)。他又内服又外用(滴在眼中)，最后分离纯化出了莨菪的活性组分——阿托品，今天检查眼睛时用来散瞳。
还有樟脑，如今我们拿来防蛀虫。但在浦肯野的时代，却是把樟脑和鸦片混合在一起用作小儿咳嗽药。在被樟脑弄得不省人事、晕头转向了好几天后，浦肯野得出结论：宁可让小朋友继续咳嗽，也比吃这种药好。
本书当然不是“浦肯野传”，除了他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具备“神农精神”的勇士以身犯险。由于他们的工作，后来的医生们才清楚，确定每种药的安全剂量是多么重要，并且药物之间也可能会打架，一种药的副作用可能会被另一种药放大。
有人把自体实验比喻为“俄罗斯轮盘赌”，风险很难预测和控制。事实上，作者通过梳理文献和各种记录，揭示出自体实验的另一面——绝非盲目的赌博，更有道义的展现、伦理的考量、科学的认知、安全的防护。
比如，把十亿幽门螺杆菌一口闷的巴里·马歇尔，这样解释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原因：“我是唯一能够充分知情同意的人选。”小伊诺克·黑尔，第一个把药物注射进体内的人，选择自体实验同样是因为只有“专业人员能够估测可能出现的不便或风险”。药物学家昌西·利克完成过好几项痛苦的自体实验，他认为药物学家在开发新药时“有道义上的责任去亲自尝试这些药物……然后再在他人身上实验”。
随着时代的进步，认知的提升，尤其比起外行，自体实验者往往具备更周全的保护，因为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更详细的了解，有能力识别实验过程中的警示信号，并做出相应处理。同时，他们还有更强烈的减轻实验压力的动机。正如“世界上最快的男人”约翰·斯塔普在谈及他的火箭橇实验时所说的：“你在带着自己犯的一项错误行驶了一趟之后，能够设计出比原来好得多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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