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8年调研骑手的社科学者：大学生焦虑时，不妨去跑几单外卖

本期嘉宾：孙萍

孙萍，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从事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性别、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向的研究，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

（受访者供图）

有一群人，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碰到他们。

和他们在路上擦肩，和他们在电梯里相遇，和他们在门口手递手。

看到他们风驰电掣、骑着电动车一闪而过的背影；听到他们手机里响起“来订单了”的AI女声；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发来的消息“你的外卖到了取一下/给你放门口了”。

他们，是外卖骑手，是骑士，是风里赶出刀子、赶时间的人，是城市里穿梭奔跑的千万人。

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无法设想没有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有多不方便，但同时，他们也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知道他们似乎困在算法和系统里，但我们不清楚他们具体身处怎样的精密化系统之中，对他们的“赶时间没时间”没有具象化的概念。

我们知道他们是骑手、是劳动者，但我们不清楚他们“作为依托平台就业的新业态劳动者的典型代表”，在成为保障城市服务正常运转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的同时，从事怎样的过渡劳动。

我们知道他们很多人是“暂时先跑着先干着”，但我们不清楚他们的来时路，不清楚骑手头盔、骑手服下的他们还是谁，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是脱下长衫的大学生、是被裁员失业的中年人、是进城打工的宝妈、还是哪个谁。

2020年，一篇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他们的处境。文中的采访源之一、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孙萍老师，那时已经做了三年的外卖员田野调查。

如今，她将自己和调研小组花了8年时间、跑了19个城市、访谈近200名骑手的田野调查、和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的研究出版成《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过渡劳动》一书。

让我们再次近距离地走近外卖骑手，看到了时隔5年，外卖骑手群体和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意识到当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成为一种社会镜像和时代隐喻，同为劳动者的我们又如何被包括其中；

明白了为何说整体性的社会关照之下，关心外卖骑手的处境，就是在关心我们自己的处境，这并不是一句悬浮的虚话空话，而和我们切身相关。

······「新东方教育」······

ONE

{后来加入的他们“卷退路”叙事之外}

“跑外卖”是一项相对容易习得的营生，只要你会骑电动车、会用送单App、会看地图，就可以成为一名骑手。

所以它的低门槛和能温饱甚至相对不错的收入，吸引了大批灵活劳动者。这其中，有脱下长衫的大学生们，有倒闭小餐馆、咖啡厅、KTV等个体户小老板，有人到中年失业的中产，有不顾眼光出来跑单的女骑手、有为了孩子出来跑单的宝妈等等。

对他们来说，跑外卖首先是为了生存的退路，但在跑外卖的过程中，他们的人生路径跑出了和退路不一样的轨迹。

在孙老师看来，大学生跑外卖脱下长衫，并不是浪费学历，对他们来讲，是打开了去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这个社会的另一条路。

（受访者供图）

我们总体的教育环境被一种优绩主义笼罩着，去赢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竞争逻辑。而送外卖的行业环境，体现出了一种包容性，它不是排他性的，不是我来了你就不能来。

这个环境和送外卖的经历，让脱下长衫的大学生们通过劳动过程，真正把眼皮贴到了地皮上，丰富自我的维度，探索了一种通过日常劳动去重塑自我主体意义的可能，而不是卷在一个精英的话语里，一定要上岸或怎样。

通过走出象牙塔，看见周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这对个体认知和人生经历的拓展，力度可能比读10本书、甚至100本书来得更大。

（受访者供图）

孙老师提到，当代大学生有一个问题：“不是意义贫穷，而是意义过多。”当代大学生给自己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导致这种意义感有时候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来。而这时候还不如去跑几单外卖，会发现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种活法，会发现跑外卖的劳动者，是一群很勇敢、很有韧性的人。

尤其是一些女骑手。

有的女骑手在他人有色眼光中跑单。孙老师分享了一个故事，2023年2月份，她去陕西渭南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会说未婚女娃不要跑外卖，女娃不适合跑外卖；有的女骑手承担着双重劳动，像已婚妈妈，要挣钱养家还要照顾孩子。

而女骑手们还都面临一个共通的被排斥，那就是外卖这份工作可能并不程序上排斥女性，毕竟你注册和跑单系统也不会阻拦你，但在某些层面上十分排斥女性气质。

比如街头男性一起抽烟瞎聊天儿的小群体，这些女性其实并不擅长。也正因如此，女骑手们也在寻找女性气质里的优势，比如说能更加耐心，更加地善于求助，她更加地嘴甜一点、更好和用户沟通，建立女骑手互助群等。

（受访者供图）

而无论是脱下长衫的大学生还是女骑手，亦或是失业中年人等等，骑手这个群体越来越丰富，但不变的：

是他们奔跑于大地之上、穿梭于楼宇之间，每一个身影，都是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

TWO

{“没想那么多先干着呗”}

在孙老师的田野调查中，外卖骑手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先干着过渡一下”。

从某种角度来说，外卖骑手这个岗位确实挺香，是个蛮不错的过渡选择。工资日结，待遇也能管温饱，在外面跑不用坐班相对自由、门槛低注册了就能立马开干，区别不外乎是不是老手、挣多挣少。

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现在的二代三代农民工，很多是跑骑手、而不太愿意进厂打工。

这个问题孙老师在调研时也有发现，在她看来，这一现象其实可以放到常规的代际差异上来分析。我们经常讲80后和70后60后不一样，90后和80后不一样，00后又和90后不一样，这种代际差异农民工群体也在经历。

而造成代际差异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让农民工群体或者是小县城的年轻人，或多或少会有点个人的主体性。

一方面他们与父母那辈人觉得“我一定要去挣钱养家或者我要把钱寄回家”不太一样，农民工二代三代和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一样，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

另一方面，受社交媒体影响产生的个人主体性，让他们不再愿意进工厂流水线打螺丝、被监管，自由的灵魂得到了释放之后，很难再回到工厂里。

而且平台是按需经济，有单的时候只要出现一个人送过去就好。而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跑着去的还是跳着去的，很开心的去的还是哭着去的，都跟平台没关系，所以这种平台经济的劳动逻辑，也非常微妙地适应了当下青年人的一些行为逻辑，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骑手们会说“没想太多，先干着过渡一下呗”。

图源：AI

但自由永远是相对的，永远没有绝对的自由，骑手的自由背后也是有过渡劳动的苦要吃的。在孙老师看来，他们吃平台经济下过渡劳动的苦，区别于之前工业时代资本对劳动过程严格控制的苦，换了一种形式，除了我们普遍认知的送外卖跑时长的苦之外：

比如忍受等待的苦。

送外卖其实是一种按需劳动，而按需劳动它是有阶层性的，相当于有一群人以比较廉价的价格去购买另一群人的时间。而骑手，就是被购买方。在过渡劳动中，要承担一种流动的无秩序感。

所以我们能看到骑手处于一种等单的状态，靠在自己的电动车上、或着坐在餐馆商场空闲位置上不停地刷着手机，在所谓不劳动、休息的时间里，也依然一直被困在系统里。

再比如自尊心受挫的苦。

像做过骑手的胡安焉曾说，“有时候干服务业，自尊心是一种妨碍。”当你面对侧梯你不可以用、只能走货梯，正门你不可以进、只能走侧门，穿着外卖衣服不可以进、必须要脱掉等要求时，自尊心很难不受伤。

图源：AI

当然，过渡劳动的苦落到每个骑手身上，具体感受也因人而异。在孙老师看来，有些苦有时也是外界对于他者的想象，是外界给骑手加上去的一些意义感，而他们自己的认知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烈。

比如我们说自尊心受挫的苦，有的骑手其实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搞钱要紧”，会在被保安拦截甚至恶语相向时，不吵也不闹，行动上算了算了，脑子里想着赶紧跑下一单。

再比如我们说送外卖跑时长的苦，是过度是overwork 是当牛做马很累的时候，有的骑手会主动加单、你强制休息也不愿意休息，为了挣钱生存顾不上觉得累觉得辛苦。

所以，孙老师在过度劳动的“度”前，加上三点水改成“过渡”。过渡，它不带批判性，是一种客观性的呈现。

孙萍与戴锦华对谈《过渡劳动》（受访者供图）

包括呈现即便吃苦，即便被问会不会长期做这份工作，骑手大部分都说没想好或者是不太会，还是希望去找一份稳定的或者觉得还不错的工作；

这和打工人天天嘴上喊离职、月月打卡都满勤的状态类似，骑手们虽然嘴上说着“先干着，回头换份稳定工作”，但这个回头似乎一直无期，一干就是好几年。或者即便走掉，也只是换了个坑。跳去其他零工平台，或者干别的零工了。

你能看到骑手们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

从平台来看，过渡劳动已经变成了一种现代平台经济形塑的一个新的蓄水池模式，甚至让过渡劳动变成永久零工。

对在各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整个社会加速性不断提升的时候，安稳正在离自己远去，你不得不去跳入到一种过渡、甚至永久零工的状态。

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安稳又何尝不是离我们每个劳动者远去？我们每个劳动者又何尝不都是身处不自由的系统中呢？

THREE

{钱越来越不好挣互联网反内卷开始了}

这两年，骑手常说的一句话大概就是“钱越来越不好挣了”，尤其是老骑手。

经历过之前烧钱价格战、疯狂补贴、一单甚至能赚几十块的阶段，现在外卖消费者趋于饱和，月赚一两万的跑单王，越来越成为传说。

图源：AI

在孙老师看来，“劳动友好模式变成了一个单量多、价格低的一种薄利多销的一种模式，已经开始出现市场饱和的趋势，无论就业人群还是使用人群，能下沉的基本上都已经下沉完了。接下来就是一个维持它庞大体系运转的机制化和精细化动作，撑着这个产业的发展。”

这时候，行业反内卷也到了不得不推进的阶段。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们现在常看到，送餐机器人进入到酒店、能自己上电梯送餐到门口，一些校园小区、社区里边，也有机器人给大家送快递。在孙老师看来，“这些机器人的落地和应用，会让整个外卖体系被重塑，对于劳动者的需求被改变。”

更不用说，算法对骑手劳动的精密化控制之下，算法伦理也到了需要被重视的阶段。

孙老师分享之前田野调查时，采访算法工程师，他们可能会觉得“技术性的东西它就是中立的，它要看我怎么去用、我怎么调参数、我怎么做配置、我怎么做架构”，他们想的是这样一条线。

但是另外一条线，媒体的或者是社科类的学者，他们的思路方式可能就更加的复杂。他们会关注公平的问题、正义的问题、算法伦理的问题。而这些可能恰恰是算法工程师们不会去关注的。

但现在随着很多技术场景的应用和落地，包括上述提到的机器人，算法技术或者人工智能技术的反噬性开始非常明显地出现了。

图源：AI

这种反噬性不仅仅是让科学家，更让社会很多的公众都认识到，我们不能没有算法伦理，有时候不能完全按照技术的逻辑和计算科学的逻辑去想事情。

确实，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是没有善恶之分的，重要的是人们对其监督纠偏作用，让技术最终向善。

毕竟，科技向善历来是社会的期待。像在工业时代，技术向善通常是通过政府管制和行业约束，制定技术标准来实现。

而在数字时代，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比如我们不得不承认，外卖骑手纵然某种程度上困在了算法里，但他们也多了一个新的工作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赚到了钱、或者赚得比之前还多一些；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数字时代的技术向善，需要多方参与。和工业时代的产品不同，数字时代的产品多是动态产品，需要根据交互数据、需要用户的参与、不断进行优化迭代。

而无论哪个时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技术的纠偏和推动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毕竟技术中性不等于价值中性，需要技术之外的人有正确的价值观，让算法向上向善。

正如孙老师所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算法、是一套复杂的技术体系，同时也是一套复杂的社会体系，所以还是要有一种底层关怀和社会普遍关怀在。”

孙萍老师在皮村分享《过渡劳动》（受访者供图）

好在，这种社会普遍关怀越来越引起广泛重视。近日，我们看到外卖平台率先掀开互联网“反内卷”的序幕。

比如近日某平台针对外卖算法的八项改进举措，包括推荐算法公开、建立面向社会的算法沟通专线、以及从机制上防止骑手疲劳跑单、规划更优路线、给商家真金白银补贴、在2025年取消超时扣款等多方位入手，全方位改善产业上下游处境，倡导有序竞争，让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反内卷是一场艰难而复杂的战争。消费者想要越快送达，商家希望配送成本越低，骑手则希望多挣几单。

它涉及意识观念、行业管理、制度激励等等方面，“反内卷”需要在多方市场利益主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需要在一个看似死局的局面，找到一个破局点。

但好在这股“反内卷”的风，这股和之前骑手口中“权利没增加、事还变多”的不一样的风，已经吹起来了。

后记

采访的最后，我们和孙老师聊起做外卖骑手研究的初衷。

出乎人一料又一料的是，原来孙老师做的研究很多，包括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性别、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向，只是关于外卖骑手的研究比较被关注；

原来一开始做课题也很迷茫，感觉周围人都在做一些宏大的、顶层建筑的课题，而自己搞不了，只能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劳动和技术的交叉”；

原来孙老师一开始做外卖骑手研究，是因为当时当时外卖平台刚刚兴起，她走在街上看到穿着各种外卖服的骑手，在手机上抢单、取单、送单，突然之间产生了好奇。自己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小公司的码农，这些外卖员人人都拿着手机、手机后台不就是技术吗？

不过虽然孙老师坦言“自己研究外卖骑手，并不是上来奔着底层关怀去的”，但和孙老师聊下来，你会理解虽然初衷可能没那么高大上：

但能在没引起社会关注的时候坚持3年、且早早就自己开始跑单体验骑手工作、会邀请外卖骑手到大学课堂做分享、如今已做了7年研究且要继续做下去，背后一定有和做课题评职称拿人才升帽子无关的、发自内心的力量。

它有时源自一个学者朴素的认知上的需求，为了自己的疑问；

它有时源自过程中的人生经历的收获，自己逐渐从一个社会观察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介入者；

（受访者供图）

它有时源自人自我实现的需求，一如孙老师所说，“最后就又回到了说人之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说你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挣工资、吃口饭、享受这个世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为这些。

而是要去想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在人世间走了一遭，我的存在会不会让其他的人变得更好一点，哪怕是一点，可以的话，我就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闭眼的时候会觉得很欣慰。”

它有时源自一种价值观，当我们聊到外卖骑手相关研究，在早些年其实并不大众时，孙老师聊到其实有很多研究都是小众的、未被看见的，“有些东西被看见，有些东西没被看见。那是不是看见一定就好，不见得。我觉得没被看见的，反而里边有非常多潜藏的东西。”

所以和孙老师聊完，我们内心也变得平静了一些些。你会感受到有些东西会在心里沉淀下来，你可能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说不清楚，但你知道它的存在。

（受访者供图）

它会让你对“外卖骑手的处境，就是我们自己的处境”、“关切他者的状态，就是在关切我们自己”有了更深入内心一寸的感受；

让你觉得还是应该做一点难但正确的事情，还是要尝试在世界上留下一点什么；

让你置身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之中，像孙老师、像骑手们一样，专注具体的事。

它可能没有结果，却是我们为未来某一时刻，献上的一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