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多时代

2025年1月6日，加拿大联邦总理暨联邦自由党党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冒雪在首都渥太华里多官邸外冒雪发表演讲，承诺“一旦产生新党领，将辞去总理和党领职务”。

由于杜鲁多已征得加拿大总督西蒙（Mary Simon）同意，联邦议会将休会至3月24日，即便复会后反对党针对内阁的不信任动议立即获得通过，照规则也要再等至少36天才能举行新的联邦选举（正常应不迟于10月20日举行），而联邦自由党党领选举日期已定在3月9日，因此直至目前，杜鲁多仍是总理、党领。但毋庸讳言，既丧失民意多数支持、又被党内孤立的他，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跛脚总理”、“跛脚党领”，因此众多观察家和媒体异口同声下了如下断语：杜鲁多时代结束了。

属于杜鲁多的“阳光”

杜鲁多1971年圣诞节当天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总理官邸，原籍则是法语省份魁北克省。杜鲁多是加拿大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三长（1968-1984年间累及任职15年164天）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长子，先后在麦吉尔大学和UBC大学获得英语及教育方面学士学位后，他成为一名教师，并在较长一段时间远离父亲所属政党和大本营魁北克省住在温哥华，党内元老更属意其弟弟米歇尔（Michel Trudeau），而认为杜鲁多“对政治不感兴趣”。

1998年11月，米歇尔在西部内陆度假时遭遇雪崩坠湖失踪，迫使父亲和党内元老转而关注此前对政治表现得模不甘心的长子。2000年特鲁多去世，时年已28岁的杜鲁多在葬礼上发表基调演讲，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感染力和口才，党内元老、前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随即力劝他返回故乡从政。

2002年他回到魁北克省，先后攻读多个硕士学位（未完成），还一度在电台找到主播工作（曾参与报道雅典奥运），但实际上他已悄然开始介入政坛，出任了乃父1977年创立的联邦自由党青年外围组织——卡蒂马维克（Katimavik）的董事会主席。

2008年，饱受党内上层群龙无首之争的联邦自由党开始动员他参选联邦下议员，在代议制的加拿大，当选联邦下议员是出任内阁职位乃至联邦总理的门槛。作为“官二代”和魁北克省“土著”，杜鲁多婉拒了党内安排的“铁票仓”，刻意选择了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郊多民族混居、著名的“墙头草”选区帕皮诺，以图证明自己“不用靠父荫和照顾也可成功”，最终他成功当选，从而正式开启从政生涯。

2011年，在当时执政的联邦保守党和代表左翼工会势力的联邦新民主党上下夹攻下，内外交困的联邦保守党遭遇自1867年加拿大建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议席降至34个，历史上首次沦为国徽第三大党。在此逆境中杜鲁多仍然稳稳当选，因此赢得党内许多元老和广大青年支持者的青睐，他也刻意塑造清新、阳光、“进步”的人设，先是就任联邦自由党发言人，2013年就任党领。

最初，已执政多年的联邦保守党、甚至议席升至第二的联邦新民主党均未将他放在眼里，认为他“中看不中用”，无力挑战国家领导地位。杜鲁多在一片不被看好声中开始承担领导联邦自由党准备2015年选举的事宜。杜鲁多的策略是将原本中间派的联邦自由党重新定义为“左翼党”，巧妙地攘夺了联邦新民主党“减排、环保、增加儿童福利”和改变选举制度（变单一选区制为比例代表制）等在当时较受青年选民欢迎的政策纲领，这种“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策略成功压缩了联邦新民主党的支持空间，此消彼长，“向左转”的联邦自由党很快重新具备了挑战联邦保守党的实力。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好事者组织了一场慈善拳击，一方为公认业余拳击好手、联邦保守党籍上议员布拉索 (Patrick Brazeau)，另一方为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前学校教师杜鲁多，赛前人们多看好前者，结果却是后者以3：！获胜，获胜后杜鲁多借题发挥自称“战士”，暗喻自己有能力带领联邦自由党战胜对手重夺执政权。

2015年的联邦选举，杜鲁多带领联邦自由党凭借挤压左翼票仓和利用选民对联邦保守党哈珀执政久而生厌的心态，取得一场意外的大胜，夺得了下院过半的184个下院议席，赢得了单独组阁权，联邦自由党累计得票率高达39.5%，超出联邦自由党7.5个、联邦新民主党近20个百分点。

杜鲁多出任总理后履行承诺，建立了加拿大历史上首个“性别平衡内阁”，全部30名阁员中女性15人，占比达50%，赢来不少好评，他在被问及“何以如此”时“现在是2015年”的回答和他在当选宣言中开场白“今天以后一路阳光”双双成为该年度全球政治名言令其一跃赢得国际声誉。

他的另一项选举承诺为自己赢得许多青年选票，却是极富争议性的：大麻合法化。面对国内强大质疑和反对声浪，他别出心裁地用“监管”置换“放开管制”（逻辑是“合法化和官方介入大麻销售有助于加强大麻管理”），一时间令许多原本反对大麻合法化者误以为“监管”和自己立场一致，糊里糊涂给大麻合法化开了绿灯。2016年6月，加拿大成为G7国家中第一个在全国实现“医用和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

执政初期杜鲁多极力推动的政策包括与原住民社区和解和宣称将增加对其拨款和政策倾斜、增加儿童福利、推动落实全国性碳税等，2016年12月，加拿大宣布禁止在北极所有海域进行一切石油天然气钻探，此后又推出强化版的“限塑令”，这在环保主义盛行的当时，为他和执政党赢来一片喝彩声。

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次就任总理，随即威胁撕毁北美自贸协定（NAFTA），并以行政命令禁止、驱逐多个穆斯林及中东国家在美国的难民。杜鲁多当时表现出强硬对抗的姿态，在贸易协定问题上不惜“以增税对增税”，在难民问题上则发表了著名的“无论你信仰什么加拿大都欢迎你们”声明，一时间为他赢得了“抗衡特朗普能手”的声誉。2018年6月，在加拿大夏洛瓦举行的G7峰会上，“主场作战”的杜鲁多和特朗普针锋相对，后者一时情急说出“以为我忘了白宫是怎么变白的么（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入侵加拿大被英国援军和加拿大民兵包抄后路偷袭华盛顿得手，撤退前焚毁总统府，美方善后时为掩饰熏黑的外墙将之刷成白色）”，成了传诵一时、脍炙人口的名言。随着美加墨自贸协定(USMCA)有惊无险地落实，杜鲁多似乎在和“特朗普1.0”对抗中表现不错（至少当时的加拿大人普遍这么认为）。

但不知不觉中“负能量”正在悄然扩张。

为争取加拿大基数庞大的印度裔选民（这也是他“向左转”的关键环节，因为印度裔许多传统上支持联邦新民主党），他在执政之初大谈与印度“共同价值观”，并推出了一系列对印度移民、留学生和商务访问者极为有利的倾斜政策，在加拿大印度裔社区庆祝传统节日“排灯节”时亲临现场并穿着印度服饰。2018年2月，杜鲁多偕全家访问印度8天，发表了多次热情赞美、迎合东道主的公开讲话，还多次全家穿上印度服饰亮相，结果酿成了空前公关危机——加拿大人吐槽“成何体统”，一些“印度通”更指出他们穿的是婚典专用服装不伦不类，印度政要却因他的随员和招待会宾客中有印度政府“不欢迎的人物”而给他“甩脸色”，可以说，“印度小翻车”是后来“印度大翻车”的伏笔，也是杜鲁多“人设崩塌”的开始。

2019年2月，《环球邮报》独家披露杜鲁多向时任司法部长威尔逊-雷布尔德（Jody Wilson-Raybould）施压，要求后者对与其家族关系密切的魁北克省建筑工程公司“兰万灵”（SNC-Lavalin）的腐败、欺诈指控高抬贵手，后者拒绝后被调职。此事在2019年8月被加拿大利益冲突和道德专员迪翁 (Mario Dion) 长达 58 页的报告认定为“违反了加拿大关于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法律”，此事连同2017年12月前任专员道森 (Mary Dawson)裁定杜鲁多全家接受富豪阿迦汗四世 (Aga Khan IV)招待，在其加勒比海私人岛屿度假却对公众隐瞒“违法”相互印证，导致其民调支持率首次“跳水”。

2019年10月21日是新的联邦选举日，此前1个月，美国《时代》杂志突然刊出2001年杜鲁多在温哥华任教时在“天方夜谭”主题派对上途黑脸表演的照片，一时间令其遭受左右翼夹攻（右翼嘲讽他“成何体统”，左翼指摘他“种族主义”），杜鲁多则以“坦白认错但强调这是陈年旧事”的姿态应对。选举结果，联邦自由党获得157个议席，较2015年少27席，较半数少13席，不得不争取联邦新民主党的“内阁外支持”实现少数执政，这令杜鲁多内阁的执行力和执政地位变得十分脆弱，也促使他不得不更加“左倾”以拉拢联邦新民主党，从而留下危险的隐患。

2020年初，新冠危机爆发，杜鲁多内阁的应对策略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争议，最初是指责管理不善、应对不力、疫苗接种效率低下，随着社会和公众对限制措施越来越不耐烦，对应对措施导致经济和生活水平下滑愈益不满，杜鲁多和联邦自由党的支持率再度下滑，并在2021年开始被联邦保守党反超。

为挽救危机，2021年9月19日杜鲁多提前两年举行联邦选举，结果却差强人意;；联邦自由党获得哦159个议席，虽比上届略多，但仍然只能依靠联邦新民主党的内阁外支持维持少数执政地位，未能解决隐患。迫于无奈，2022年2月，杜鲁多成为首个在加拿大本土实施《紧急状态法》的总理，动用警力驱散了因反对疫情应对措施而在首都聚集的卡车车队，3月，联邦自由党和联邦新民主党签署“信任与供给协定”，前者政策进一步“迈向进步”，包括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线、落实牙科和处方药入保、在气候变化和住房可负担问题上迎合后者更激进主张，等等，以换取后者承诺支持杜鲁多内阁执政至任期满（2025年10月）。这些措施令杜鲁多成为G7现任领导人中任期最长的，却也埋下了更多隐患。

随着加拿大经济下行明显、通胀扶摇直上，杜鲁多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却动辄奢谈“成就”，公众不满情绪继续扶摇直上。进入2024年，联邦保守党在多场补选中虎口拔牙，赢下传统联邦自由党“铁票仓”的议席，2024年9月，联邦新民主党为逼迫杜鲁多作更大让步一度扬言“撤销支持”，联邦保守党随即在国会发起一系列不信任动议。虽然此事因杜鲁多再次向联邦新民主党让步而有惊无险，但杜鲁多内阁也因此变得更加摇摇欲坠。

2024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当选后不久即威胁加拿大倘不接受其苛刻要价，将在“上任首日”对加拿大输美产品追加25%关税，在杜鲁多内阁已不断放低姿态妥协退让后仍步步紧逼，甚至一而再、再而三扬言“和平手段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调侃杜鲁多为“加拿大州长”，对此杜鲁多试图以“这不过是开玩笑”等大事化小，并通过安抚、妥协“搞定”特朗普，而特朗普的变本加厉愈益反衬出杜鲁多的屈辱和无能，12月16日，其长期忠实盟友、时任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突然辞职，此后联邦自由党内各省国会党团、高层政要纷纷倒戈，杜鲁多虽然直到12月底仍坚持“战斗”、坚称“不会后退”，并尝试通过改组内阁化解危机，最终仍只能黯然谢幕。

杜鲁多的“雪中谢幕”见证者包括近期备受诟病的幕僚长特尔福德 (Katie Telford)、行政助理普鲁克斯(Philip Proulx) 和前通讯和规划总监普切斯(Kate Purchase)，他的连个孩子泽维尔(Xavier Trudeau) 和艾拉-格雷斯 (Ella-Grace Trudeau )，以及他的专属摄影师斯科蒂 (Adam Scotti)——这是极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一幕：1994年，乃父皮埃尔.特鲁多也是在“雪中谢幕”后，结束其漫长政治生涯的。

为什么匆匆谢幕？

渥太华大学财政与民主研究所（Fiscal Studies and Democracy）副所长、前加拿大联邦议会助理预算官萨希尔.汗（Sahir Khan）认为，杜鲁多为夺取和保住执政地位不断迎合“进步”和“更左”的政纲，虽然一时得计，却付出了政府和公共开支越来越庞大，财政赤字不断膨胀的致命后果。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1月11日发布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杜鲁多内阁仅2018-2023年支出水平（按人均计算，经通胀调整后）创下加拿大历史上六次最高纪录，即使扣除疫情期间的紧急支出也是如此景，“这意味着改多政府在这六年中的人均支出超过了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 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支出”。2015年首次当选时，杜鲁多承诺至2019年消灭赤字，但此后连续9年都出现赤字，2023/24财年更创下惊人的619亿加元赤字，这是除疫情之外史上最高的赤字水平。不仅如此，从 2020 年到 2023 年，政府的人均联邦债务总额（经通胀调整后）创下了加拿大历史上最高的四年。与 2014/15 年（他上台前最后一年）相比，人均联邦债务增加了 14,127 美元（截至 2023/24 年）。在杜鲁多任职期间，加拿大债务利息成本2024/25 年将达到 537 亿加元，即每人 1,301 加元。不仅如此，在其任期内，加拿大的投资记录非常糟糕。从2014 年到 2022 年（有数据可查的最新年份），经通胀调整后的加拿大总商业投资（用于工厂、机械、设备和新技术，但不包括住宅建筑）下降了 340 亿美元。在同一时期，经通胀调整后，每名工人的商业投资下降了 3,748 美元——从 2014 年的每名工人 20,264 美元下降到 2022 年的每名工人 16,515 美元。由于加拿大商业投资的崩溃，近年来收入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于此同时，为填补“进步措施”所带来的财政窟窿，杜鲁多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中产阶级税负，“事实上，86% 的加拿大中等收入家庭缴纳的税款比2015 年更多”。负担的加重、物价的飙升，收入及收入预期的下降，令曾是杜鲁多“加分因素”和“金字招牌”的一些政策，如全国性“碳税”成为“票房毒药”，有民调数据曾指出，“一旦执政将取消碳税”高居联邦保守党最受欢迎政策之首，而对此杜鲁多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顽固不化。

国际气候政治中心（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Hub）主任阿布鲁（Catherine Abreu,）认为，杜鲁多在诸如环保、减排等领域“优柔寡断，进一步退一步”，如既信誓旦旦“去碳化”，又在地方政府、反对党和产业利益集团压力下对加美和阿尔伯特省-太平洋两条输油管开放绿灯，结果两头不讨好，既令环保派和沿线原住民失望，又在后者掣肘下至今不能完工。

UBC大学政治学教授普雷斯特（Stewart Prest）认为，杜鲁多这种“进一步退一步”和朝令夕改表现在很多方面：他曾把推行比例代表制选举改革当成“头等大事”加以承诺，但在遭遇阻力后轻易放弃；他打着“改善原住民境遇”、“和原住民和解”的旗号上台，却在“原住民寄宿学校”问题发酵成世界性丑闻，原住民社区不满高涨并获得广泛同情后，不惜为了“仨瓜俩枣”靡费公帑和原住民就索赔之类问题对簿公堂纠缠不休；最夸张的是移民政策——2022年12月1日他的政府刚刚宣布了大幅放松移民政策的“三年规划”，根据该规划，加拿大2023、2024和2025年分别接收46.5万、48.5万和50.0万新移民，不到两年他又突然宣布，2025年新增移民上限从2022年他自己宣布的50万降至39.5万，不仅如此，2026年和2027年还计划继续削减，分别降至38万和36.5万。较诸“三年规划”，削减幅度高达21%。与之相应，加拿大对留学生的政策也在同一周期坐了一次“特大号过山车”。

政治记者、《杜鲁多的困境》（Justin Trudeau on the Ropes,）一书坐着韦尔斯（Paul Wells）认为，杜鲁多有朝一日可能会被人们回忆起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理，尤其是在土著和解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气候政策等问题上发挥了真正的领导作用“，但他如今却被“越来越感到与公众舆论脱节，越来越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其他许多观察家也指出，近几年的杜鲁多变得越来越“与公众脱节、无法感受到公众真正的诉求”，称他“难以兑现重大承诺，令人失望”，且“讨论流程繁冗杂乱，效率低下”，表示“在执政九年多后，他是加拿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之一，人们对他的政府普遍感到疲惫和沮丧”，所以他的下台“是命中注定的\”。

一项民调似乎很能印证这一点：当地时间12月5日，加拿大最著名的独立民调机构——安古斯雷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发布了以“如何面对特朗普（Donald Trump）重新当选后的美国”为主题的最新民调报告，在这份民调中显示，54%的加拿大受访者对加拿大现行毒品政策不满，认为“过宽”，稍早另一份民调则显示，“通胀”和“毒品”并列在“加拿大人认为最迫切的关注热门问题”前列，但杜鲁多却对此充耳不闻，

同样是安古斯雷德民调显示，支持特朗普“51州”这一挑衅性“建议”的加拿大人占比仅5%，和1991年持平，且一些分析家认为，之所以有些许上浮，是因为“某些以从加拿大过渡到美国为目标的外来移民和难民当然希望‘一步到位’所致”，按照这一数据，杜鲁多政府本应采取更强硬的措辞和姿态回敬特朗普，才能避免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失分，结果他却采纳了幕僚长特尔福德等人关键性建议“按兵不动以免中了激将法”，结果“在特朗普面前丧权辱国”成了压垮骆驼背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

《环球邮报》的分析则认为，杜鲁多“顶不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朗普因素”只是其中之一。

首先，杜鲁多近年来政绩乏善可陈，失去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传统上联邦自由党是中间略偏左的政党，吸引了大量注重经济和商业，但又同时希望维持加拿大传统福利社会的选民。但杜鲁多上台后鉴于当时更“左”的反对党——联邦新民主党夺去联邦自由党大量“地盘”，推出了一系列比该党更“左”的政策以争夺这部分选民的回归，付出的代价则是失去了商界和中间派选民的青睐，随着疫情爆发以来经济下行，就业状况和收入预期下滑，通胀率居高不下，杜鲁多政府对此非但束手无策，还继续延续其所谓“进步派”政策，在激进环保和增加税负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这导致选民对杜鲁多及联邦自由党的支持率不断下行。1月3日最权威的安古斯雷德（Angus Reid）民调显示，杜鲁多支持率仅剩13%，同期其它口径民调支持率甚至还有更低的。在选举社会里，如此低迷的支持率是注定难以持久的。

其次，反对党压力大增。

自2021年选举以来，联邦自由党就处于少数执政地位：联邦下院总共338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占据153席，距简单多数（170席）差17席，依靠新民主党（25席）提供的有条件“内阁外支持”（支持联邦自由党组阁，但自己不入阁）才勉强保住执政地位。正因联邦新民主党这种“待价而沽”的策略，促使杜鲁多在执政后期罔顾民意一路向“左”，而看到杜鲁多内阁已丧失民意支持后，联邦新民主党不断抬高要价，2024年内两次以“撤销支持”相要挟。2024年圣诞假期前该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再次“逼宫”，并扬言一待联邦下院复会（原定于2025年1月27日），就将联合其它反对党共同在下院提出针对杜鲁多内阁的不信任动议，并由该党领衔。除联邦新民主党外，加拿大另两个下院大党——联邦保守党和魁北克人集团早已摆明了反对杜鲁多内阁继续执政的立场，三党相加拥有下院过半的177个议席，不信任动议必定通过，如果杜鲁多继续恋栈，一旦下院重开，不信任安通过，自己照样会下台，且几个月来杜鲁多和联邦自由党一直饱受多年来最低支持率困扰，截止6日，公开民调平均参数显示，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民调支持率领先执政党24个百分点，如果任由反对党通过不信任动议推翻政府并立即提前触发选举，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其次，执政党内“逼宫”。

如前所述，杜鲁多的低迷已累及整个执政党的支持率和政治处境，在这种形势下，执政党内部希望借“逼宫”与杜鲁多切割，以图力挽狂澜丢车保帅者大幅增加。

去年12月上旬，多位内阁成员流露出辞职意愿，感受到危机的杜鲁多试图改组内阁，却触动了曾经的铁杆重量级盟友、时任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的利益，后者12月16日突然辞职，并随即公开发表了抨击杜鲁多政策的声明，甚至随后一言不发地出现在加拿大人口及下院议席第一大省安大略省执政党国会党团旨在“倒杜鲁多”的紧急会议现场。

尽管杜鲁多紧急改组了内阁，但随后不到一个月里，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大西洋四省”的执政党国会党团发言人或负责人相继公开发表了希望杜鲁多早日辞职的言论，这七个省的联邦自由党在联邦下院中议席合计超过140席，而如前所述，该党在联邦下院中一共仅153个议席。尽管仍有一些重量级党内高层，如接替方慧兰职务的党内元老勒布朗（Dominic LeBlanc）和现任外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在公开场合仍保留对杜鲁多的支持，但明眼人已知其大势已去。1月4日，《环球邮报》和路透社加拿大分社率先援引多达4位“可靠线人”曝料，称杜鲁多“最快6日，最晚8日”宣布辞职。线人称若杜鲁多6日不辞职，联邦自由党国会党团8日将召开全国紧急会议，届时“逼宫”注定成为唯一主旋律。时势如此，政治世家的杜鲁多已别无选择，自己提前“鞠躬谢幕”，还能多少给自己留一些脸面。

杜鲁多时代的政治遗产

加拿大资深政治记者，《王子：杜鲁多的动荡统治》（The Prince, The Turbulent Reign of Justin Trudeau）一书作者马赫（Stephen Maher）认为，杜鲁多从“素人”崛起，一度为加拿大政坛带来清新之风，他的执政重新确立了一度被淡忘的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在男女平权等问题上也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的执政也让加拿大陷入危险，这意味着尽管确实也坐了一些事，但此时此刻加拿大人没有心情庆祝这个总理所取得的成就”。

他指出，杜鲁多“享受了一段漫长的蜜月期，一度成为全球媒体的宠儿，并赢得了减少儿童贫困、增加富人税收和削减中产阶级税收的支持。他将大麻合法化，引入碳税以减少排放，并努力改善加拿大原住民的生活——这些如今都饱受争议，但在当时的确有其社会基础”。然而“如果说特鲁多管理危机的方式相当好，那么他也经常制造危机”，如对印度的态度前后大相径庭，在“兰万灵事件”和“岛屿度假事件”中自踏险地，把对印度的例行访问搞成一出闹剧……，都让人难以对杜鲁多时代产生好感。不过他指出，“一丑遮百俊”，真正让他的时代彻底陷入“差评”的是经济下行、公众对生活和物价不满突破临界，“这个危机几乎所有同期西方领导人，如拜登（Joe Biden）、苏纳克（Rishi Sunak,）、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都不同成都遭遇了，所以他们的结局也惊人相似”。

许多分析家指出，过去2年间加拿大人对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的不满翻了4倍（安古斯雷德2024年9月数据），杜鲁多却麻木不仁，反倒在最敏感时刻让创纪录数量的临时外国工人和国际学生进入加拿大，这加剧了原本已经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住房危机之一，尽管已紧急“刹车掉头”，但由其“反向政策”造成的后遗症恐怕将深远影响加拿大社会和政治。一些评论家表示，如今在加拿大愈演愈烈针对印度裔的排斥，原因固然多方面，但杜鲁多短短两年间“先开闸引水、再突然关闸排水”所造成的混乱也难辞其咎。

对此康考狄亚大学移民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Migration and Society）所长帕奎特 (Mireille Paquet)认为，杜鲁多粗放和前后矛盾的移民政策“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加拿大，因为它质疑了我们理所当然的加拿大移民共识”。根据 CBC 新闻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超过 80% 的加拿大新移民认为该国通过移民系统引进了太多人，而没有适当的规划“，”因此在杜鲁多时代结束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对接纳的移民数量以及他们认为移民对该国的影响感到焦虑，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作为传统移民国家，加拿大人对移民的看法在过去 15 到 20 年里一直呈积极趋势”。

马赫认为，杜鲁多时代最大的政治遗产之一，可能是加拿大一系列重大转变的概率增加，如“进步”色彩的淡化和右倾化的重新开始，以及高福利、环保地摊优先等杜鲁多时代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的褪色，等等。

前联邦自由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梅纳 (David Merner)认为，杜鲁多时代最大的成就，是让原本四分五裂濒临崩盘的联邦自由党重新崛起，阻止了加拿大的进一步右倾，最大的国内成功是实施了加拿大儿童福利金计划，大幅增加了对家庭的资助，帮助数十万加拿大儿童摆脱了贫困，最大的国际成功则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成功塑造了自己和加拿大“能对抗特朗普的欺凌行为”公关形象，在疫情应对之初也做得不错，没有像美英那样混乱。最大的失误则是一系列重大政执承诺大多不能兑现，许多无谓丑闻和低级错误消耗了公众的信任和耐心，且随着任职时间延长，内阁和幕僚中有能力但有个性者越来越少，最终被党内高层“暗算”而不自知。他担心联邦自由党一旦选举失利，可能重蹈杜鲁多时代开始之前四分五裂的覆辙。

渥太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朱诺认为，杜鲁多时代结束之际并未兑现杜鲁多提升加拿大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承诺，“他承诺‘加拿大回来’，但毫无疑问，加拿大并未回来——不管含义是什么”，因为他言论“从未付诸行动或投资”，包括为加拿大的军事和外交服务提供更多资金。他认为，杜鲁多“未能让加拿大做好应对日益危险、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世界的准备，其外交政策缺乏战略、缺乏远见和资源”。

卡尔加里大学政治秀教授丽莎.杨(Lisa Young)认为，杜鲁多辞职会稍微缓和一些公众对联邦自由党长期政策的不满，但“对他的愤怒可能迁怒于联邦自由党的接班人，特别是如果他们推行一些相同的政策”。她表示“不认为左右两极分化这一杜鲁多时代政治遗产会随着他的离任而消失，但时间或许能让症状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