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肿瘤科女医生，得了晚期肿瘤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陈诗医生的事业刚起步，就遭遇多个重大变故：患上淋巴瘤、突发肺部排异、丈夫离她而去、母亲检出早癌……她希望能早日重返临床，帮助更多患者。

撰文丨凌骏

生病前，陈诗是大家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200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医学院七年制临床医学肿瘤外科专业。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一所三甲医院，主攻胃肠道肿瘤，并在两年内评上了主治。用陈诗的话说，从事外科的女医生不多，自己想成为一名无影灯下对抗病魔的“女刀客”。

但还没来得及实现梦想，陈诗却先成为了一名病人。

她先是确诊NK/T细胞淋巴瘤，骨髓移植后又发生重度肺部排异，随后又被确诊为急性精神障碍，先后感染新冠、甲流、诺卡菌......今年6月，她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肺移植科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

“我可能再也当不成医生了。”离开临床一线8年，陈诗已逐渐接受命运残酷的安排。生病后，她既经历了前夫离开，也感受过亲属、朋友和医生们给予的温暖，她希望有一天还能重返工作岗位，用自己的经历鼓舞万千患者。

医生患上淋巴瘤

2015年8月，陈诗在洗澡时突然发现左侧大腿根部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淤青，起初她并未放在心上，以为是不小心撞到的。

“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没有想过会生病。”陈诗回忆道，“外科医生非常忙，有时一天手术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0点，还要加班、出急诊，我也不会觉得累。”

但随后几个月，她开始毫无征兆地间断性出现发热、盗汗、乏力等症状，腿上的淤青也逐渐隆起，发展成一个发红发硬、鹌鹑蛋大小的肿块。

陈诗腿上的淤青

出于职业的敏锐，陈诗开始意识到这并不寻常，B超检查提示肿块的血管信号丰富，她怀疑可能是皮肤癌。但到了2016年元旦，病理穿刺结果给了她当头一棒——是NK/T细胞淋巴瘤。

NK/T细胞淋巴瘤，是一种源自NK细胞系的恶性肿瘤，约占所有淋巴瘤亚型的5%-6%。有相关统计数据指出，在疾病早期，患者接受标准放疗及化疗，5年生存率能达到近80%。但到了晚期，5年生存率仅剩约20%。

陈诗的病情是晚期。“虽然主攻外科，但我也曾把NK/T细胞淋巴瘤的特性背得滚瓜烂熟。它会不断向全身蔓延，侵犯到骨髓时会影响人体的造血功能，到了脑部轻则头晕头痛、重则产生感觉障碍，最后导致免疫系统全面崩溃甚至死亡。”

经过同事和同学的推荐，陈诗得知上海有一家医院治疗淋巴瘤非常权威。此时，陈诗的癌细胞已经累及全身多处，转移、扩散，医生建议立即开始全身化疗，“我哥后来告诉我，当时医生保守估计，我只剩半年的时间。”

6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并不理想，药物副作用也让陈诗不堪重负。“我又来到浙大一院，一方面他们的血液病治疗早已在学界享有盛誉，另一方面杭州离家近一点，各种开支花销也会小一些。”

同为医务工作者，浙大一院的专家们对陈诗格外照顾。

骨髓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黄河教授评估，陈诗的淋巴瘤已经布满盆腔，且仍在快速蔓延，唯一的“救命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2016年下半年，陈诗和她的哥哥成功配型半相合。年底，骨髓移植中心副主任施继敏教授亲自为陈诗完成了骨髓移植。

手术非常成功，陈诗的身体状况也一天天好转。经过半年的休养后，为了“庆祝新生”，一家人在2017年春节后还去了北京旅游。“当时我想，等身体再恢复一点，就可以重返工作岗位了。”陈诗说。

突发肺部排异，生活再遭变故

患上肿瘤后，陈诗再也没有拿起过手术刀。

“我总共才在单位工作了两年，非常短暂。但医院一直没有‘落下我’，帮我联系过专家、筹过款。同事、领导也时常来医院探望，直到现在还会不时安慰我说，‘等你好了，随时欢迎你回来’。”

“如果不是他们，我真不知道这8年要怎么熬过来。”陈诗说。

2017年年中，就当陈诗开始规划复工安排时，她逐渐出现气喘，不久后连走路都感到吃力，肺功能急转直下。经医院复查，陈诗发生了严重的肺部排异，被确诊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OS）。

作为一种不可逆的气道阻塞性肺疾病，后来为陈诗进行双肺移植的浙大一院肺移植科主任韩威力教授对“医学界”介绍，BOS是异基因骨髓移植的主要并发症，发生率在1.7%-26%不等。

韩威力教授（左一）团队在手术中

“疾病主要表现为逐渐加重的气道炎症和纤维化，通常需要长期吸氧治疗，严重者可能依赖机械通气。”韩威力教授对“医学界”说，“一旦发生BOS，患者生存率较低，5年生存率约为30%-50%，具体视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而定。”

最初，浙大一院的专家们为陈诗制定了保守治疗方案，这是因为针对慢性排异引起的BOS，虽然药物治疗效果有限，但也有一部分患者的疾病能得到控制。

然而在2018年-2020年的两年间，陈诗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肺排治疗需要增加抗排异药的用量，但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又让她接连被各种病原体感染。

“发生BOS后，患者更容易合并病毒、真菌或细菌感染，及其他器官的损伤，比如肝、肾功能衰竭等，从而显著加重病情。”韩威力教授说。

重返工作岗位的希望彻底破灭，陈诗每月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丈夫也因无法承受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离她而去。2020年6月，陈诗的病情再次加重、生活无法自理，她无奈之下，忍痛让前夫接走了孩子。

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变故，陈诗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出现异常，被确诊为抑郁症伴精神障碍。在精神专科医院就诊时，她毫无征兆地昏倒在地，被救护车紧急送往综合性医院的ICU，出院后又转入康复医院，一住就是半年。

同一时期，她再次联系了韩威力教授，这次得到的答复是：BOS的进展程度已完全达到肺移植手术指征，应尽快进行移植手术。

当医生成为病人

还是一名临床医生时，陈诗擅长从专业的角度，帮助肿瘤患者分析不同治疗手段的利弊，制定最佳的治疗决策。

“但当自己成为病人时，我才切身感受到选择的不易。”陈诗告诉“医学界”，她深知肺移植应尽早进行，可出于对“换肺”的恐惧，加上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抱着侥幸心理，她没有采纳韩威力教授的建议。

“我们见过太多像陈诗这样的患者，一听要肺移植，非常害怕，觉得还能再拖一阵，好好调养说不定自己就康复了。”韩威力教授是浙江省内第一个获得肺移植资质的医生，2016年在浙大一院组建了省内首个肺移植专科，迄今已完成了300余例肺移植手术。

“我们反复强调，肺移植不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旦达到肺移植手术指征，越早移植成功率越高，手术成功率通常可以达到90%，而若等到终末期‘濒死’才接受抢救性肺移植，成功率会下降至不到40%，同时术后恢复情况、长期预后也不尽如人意。”韩威力教授说。

之后的几年里，陈诗一直在家乡的一所医院接受内科保守治疗，虽然身体状态算不上好，但也还能应付日常生活。可到了2023年初，她又突发左肺动脉栓塞，真菌感染右肺下叶并形成空洞。

此时，“破败不堪”的肺和免疫系统再也无力抵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陈诗又接连感染了新冠、甲流、诺卡菌……她再也无法走出家门，去医院也全靠母亲用轮椅推着，连吃饭都只能卧床解决。

今年4月，陈诗的胸闷症状加重，几度陷入昏迷。为了寻求最后一丝生存机会，经浙大一院抢救室收入院后，她随即转入肺移植科病房。此时，陈诗已经是处于Ⅱ型呼吸衰竭状态，需要持续使用大型无创呼吸机维持呼吸，生活无法自理。

挑战来到了韩威力教授团队身上。

双肺移植后，母亲检出癌症

此时，陈诗的病情极为严重，开展肺移植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已属于抢救性手术。

“她有淋巴瘤病史，由于骨髓移植后长期服用抗排斥药，机体免疫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术前，她的肺部合并病毒、真菌感染，肺动脉栓塞，还伴有药物性肝损伤。”韩威力教授告诉“医学界”，“除了基础身体情况差，多种病原体感染也会延长术后抗生素的使用疗程，容易发生耐药，预后不容乐观。”

尽管手术风险大，但韩威力教授也清楚，肺移植是陈诗活下去的唯一机会。考虑到她病情重，韩威力教授所在的肺移植科联合呼吸内科、血液科、感染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营养科、康复科、消化科等发起了MDT会诊，展开详细的讨论。

韩威力教授（右四）团队

由于陈诗有恶性血液肿瘤病史，因此团队格外仔细地对肿瘤现状进行了评估。“虽然她当时的骨髓功能尚可，但我们仍然担心在重大手术打击、大剂量免疫抑制剂及抗菌药物应用的情况下，脏器功能出现异常，为此也一一进行了排查。”韩威力教授说。

陈诗还有肺动脉栓塞，术前接受了抗凝治疗，考虑到随时可能手术，多学科团队给予调整抗凝药物；针对术前反复肺部的肺奴卡菌、新冠、甲流等感染，团队进行了充分的术前抗感染治疗，并提前制定了术中和术后的针对性抗感染方案。

个性化的营养支持和康复也必不可少，陈诗有重度营养不良，长期呼吸衰竭导致的缺氧，也造成了心、肺损伤，围手术期救治和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经过一轮轮详细的评估，韩威力教授团队和各科室主任逐一制定了手术过程中突发情况的预案。

通过移植器官分配原则，陈诗也顺利排到了供体肺。

2024年8月21日，凭借娴熟的技术和缜密的术前准备，历时近9个小时，韩威力教授团队成功为陈诗完成了双肺移植术。手术非常成功，术中零输血，在肺移植和ICU团队的精心护理下，陈诗顺利度过了术后感染和排异、出血和抗凝等各项难关，一周后转入肺移植专科病房。

陈诗母女与浙大一院医护团队合影

然而，就在她即将出院时，陈诗的母亲在体检中被查出肿瘤标志物升高和肺结节。韩威力教授又帮助陈诗母亲问诊、阅片，并判断肺部约1cm的结节来者不善，需要尽早手术。韩威力教授为陈诗的母亲进行了腔镜下的肺结节手术，术后病理结果证实是早期肺腺癌。

当不成医生，也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目前，陈诗还没有完全度过“危险期”，在接下去的一年里，她还要定期前往浙大一院接受复查评估。

顺利完成手术只是成功的一半，“肺移植术就好比一场百米跨栏比赛，术后还有众多可能的并发症难关需要一道道跨越。”韩威力教授告诉“医学界”，陈诗这类患者属于免疫缺陷群体，又经历了大型的肺部开放性手术，康复期内再次发生严重感染的风险相对较高。

“但根据最新一次的复查结果，陈诗的恢复情况很好。后续我们还会联合多学科团队，持续关注她的各项指标。”韩威力教授说。

据了解，得益于不断完善的多学科支撑以及术后管理，多年来浙大一院肺移植的围术期和长期生存率在国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此前，韩威力教授团队成功完成了全球第一例、第二例老年终末期新冠肺炎双肺移植手术，还曾创造过全国肺移植术后最快康复出院纪录。

经历与病魔长达8年的抗争，陈诗逐渐学会了和生活的不幸达成和解，慢慢从焦虑和抑郁中走出来。她也逐渐接受了一个现实：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做回外科医生了。

但陈诗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依然还能以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身份，帮助到许多人。

“当自己走在生死的边界，全力与肿瘤战斗时，我能更加深刻体会到患者所经历的恐惧、焦虑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无论是什么岗位，即便回不到一线，我依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正面例子，帮着临床医生一起告诉患者，疾病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相信医生谨遵医嘱，随着技术的进步，它会有治愈的那一天。”陈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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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丨医学界 责任编辑丨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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