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立：从印刷技术变迁看文化思潮变革，解读印刷现代性！

赖印刷为之枢机：

技术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

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20世纪日常生活中还占主导地位的纸面媒体进入21世纪就迅速为电子媒体等各种新媒介所取代。随着这一媒介的革命性变化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文明”观，一整套不一样的理解世界的视野与方法，一系列新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机制。新的文化生产、消费以及文化认同等构成了文化生产的循环，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现代”思想、“新文学”也就在这样的循环空间中产生。

印刷出版的生产实践过程和印刷现代性的展开，与20世纪初期文学文化特质的变革过程相互缠绕着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印刷现代性: 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一书将现代文学研究重新放回到一个可以不断问题化的场域，思考那些被遮蔽的文学和思想的生产可能。

印刷现代性：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

雷启立 著

978-7-5760-5573-3

79.80元

• 另辟蹊径，以印刷技术为方法考察现代文学生产；

• 深入文本，在具体情境下探讨现代性的影响路径；

• 以史为鉴，反思具有当代意义的文化与技术问题。

本书以对晚清民初印刷出版活动的考察为中心，以“印刷”为线索、方法、思路，借助对该时期文化生产状况的知识地图和技术变化路线的描画，从晚清“崇实”思潮入手，经由印刷与出版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变化，再到出版机构、编辑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此为线索讨论20世纪初叶新文化和思想是怎样经由传播技术、物质文明而生产和展开的。同时，针对当下的文化困境，本书亦探究了思想和文化的未来可能会怎样展开，新技术下的多元文化又有着怎样的路径和可能，是一本综合传播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领域的优秀的跨学科著作。

作者简介

雷启立，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出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出版的现代转型研究以及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研究、融合出版、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等。主要著作有《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在呈现中建构——传媒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合著）《苦境故事——周作人传》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目录/

第一章 何谓“现代”与“做”的启示

第一节 问题意识与现代文学的学科危机

第二节 何谓“现代”，谁的“现代”

第三节 “做”文化研究与媒介理论的启示

第二章 晚清“崇实”思潮与新印刷文化的兴起

第一节 晚清“崇实”思潮

第二节 智民救国：印刷媒介作为武器

第三章 文化的生产：“赖印刷为之枢机”

第一节 晚清民初的印刷技术

第二节 “印刷即出版”格局的形成

第四章 印刷现代性在晚清民初的展开

第一节 新式出版机构的建立

第二节 文化建设的理想与各种不同读物的生产

第三节 出版机构的运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四节 泥沙俱下：印刷出版中的资本市场

第五节 新局面：“印刷大于出版”

第五章 出版机构、编辑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第一节 众多中小型文艺出版机构的创立

第二节 从出版人到创作者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印刷现代性

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

晚清是被谓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也是文学的变革同样剧烈的时代。从晚清文学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只是时间和概念的不同，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变革。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沟通两者的内在关联，打开了晚清民初文学研究不同的思考和研究路径。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发生”的问题更伴随着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危机的认识而得到特别的关注。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刊发的一组“‘现代文学的发生’笔谈”，从起源上发掘现代文学发生的多样性及其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丰富复杂的历史关联，还有王富仁“新国学”概念的提出、陈思和对于“‘五四’新文学先锋性”问题的探讨、李扬等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观念的解读和反思，都在试图反思、寻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有意义的合法性依据，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吴福辉、李楠等人对于海派文学和小报的研究，也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和意义。

在传统的解释框架里，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基本上是围绕着对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而展开的，是若干精英知识群体经由思想“现代”运动、白话文运动展开的结果。然而，如何理解中国思想、文学、文化在晚清民初的巨大变革与当时印刷技术从雕版印刷向石印和铅印的转型及新式媒体雨后春笋般出场之间的关系；新的思想和文学运动是如何物质地生产，又经由新生的市场机制得以流传的；更进一步，传播技术、物质如何成为文学和思想中的一部分的，从晚清民初印刷出版技术的角度对文学生产状况展开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发生这一问题的考察开辟了另外的研究空间。本研究即把对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的变革与对印刷技术变革的考察深刻地结合在一起。

最近二三十年，印刷术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是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15世纪中后期发生在欧洲的印刷革命被看作是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从而开启了启蒙时代，也由此被演绎成巨大的社会革命的前奏，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 1775-1800）中通过对狄德罗《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出版史的考察，把研究从更细部的方面展开。后者强调文本内容所依附的物质意义，并以此来追问，这些思想和运动是如何以物质化的形式流传的，印刷品的物质基础与生产技术和运动本身的主旨、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有怎样的关系。

正如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说，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文明的诞生。清末民初正是印刷技术发生从用手工雕版印刷向用机器大规模进行石印、铅印转变的重要时期，是文学生产的形态因此而呈现出巨大变化的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刷出版机构也因此有了因大规模印刷衍生的巨大的文化市场和商业利润，催生出新的广大的读者群体，而新式知识群体（作者群）可以脱离“读书取士”，脱离对于官场、府幕、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的依附，依靠新式媒体的壮大而生存、发展并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因此，印刷出版的生产实践过程和印刷现代性的展开，是与20世纪初期文学文化特质的变革过程相互缠绕着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跨越传播学、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等多个研究场域，借鉴了西方学术界对器物、技术与文化发生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回到晚清民初的文化情景中，重新解释中国文学是怎样在此文化空间中变革并且“现代”起来的。

本论题的问题意识还在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状况与出版等文化生产机构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日益强调市场、读者群的商业性及世俗化的文学潮流面前，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兴起，以“铁屋子”里的“呐喊”为特质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被日益边缘化，其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受到质疑。本研究重新呈现了20世纪初期出版人和出版机构所面临的处理文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责任，及其作为文化企业的商业诉求之间的状况，在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处理社会的文化使命与个人利益欲望之间紧张关系的历史依据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本文节选自《印刷现代性：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引言

编辑：张婷婷

制作：刘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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