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设伏全歼日寇，意外缴获百余把倭刀，大喜：相当于歼敌5万

顺手牵羊，是三十六计中的一个奇谋。顾名思义，“顺手牵羊”就是趁机拿走人家东西的偷窃行为。但在战场上，顺手牵羊指的是看准敌方在移动中出现的漏洞，然后抓住薄弱点，最后乘虚而入进而获取胜利。而我军的著名战将王近山，便是施用这条奇谋的行家里手。而他在韩略村设下的伏击战，正是“顺手牵羊”之计的典型战例。

王近山，是湖北红安人。据说王近山的祖先曾是个蒙古王爷，明朝初年，他的祖先也先不花投靠了朱元璋，被封为千户。此后，也先不花以及其后裔便在湖北生根发芽，同时以“王”作为自己的姓氏。

王近山自幼学武，体魄壮实、勇猛无双。王近山出身贫苦，自幼便给地主老财放牛，受尽了欺凌。因此在他14岁的时候，他加入了人民的武装——红军。

在军队里，王近山屡建奇功，18岁就当了团长。到了20岁时，他更是升任了副师长。普通人20岁时，很多还在读大学，而王近山却已经凭借着他过人的才能，能够纵横疆场、指挥千军万马。

王近山之所以能够在弱冠之年达到这样的成就，其要诀就在于“疯”。他崇尚进攻，更崇尚“亮剑”，素来以猛扑、猛冲、猛打、猛杀的“四猛战术”而闻名。王近山不仅要求自己的战士“猛”，他本人也常常身先士卒，进而勇冠三军。

作为指挥官，王近山理应待在最安全的位置，以防自己有什么不测，导致全军失去了指挥。然而王近山却偏偏喜欢靠前指挥，遇到难对付的敌人，他常常无视警卫员的苦苦劝阻，端着枪，不要命地往上冲。

王近山还是团长时，常常会抢下士兵们的攻城云梯，一定要做先登死士。他当上师长时，正值红军长征。当时，王近山率领部下强渡金沙江，而他被安排在第二艘船上。结果发动进攻时，第一艘船被湍急的河流冲走，王近山所在的战船反而成了头船。然而这种情况，反而正合王近山的意。他抢过机枪手的轻机枪，对准岸边的敌人一阵猛扫。摄于王近山的勇猛，滩头的敌人落荒而逃。

由于太过不要命，王近山多次受到首长的批评。但到了战场上，王近山依然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无奈之下，首长只好派七八个警卫跟着他，一旦他犯了“疯劲”，战士们便像叠罗汉一样将他压在地上。

那么王近山打仗靠得只有勇猛吗？这就大错特错了。王近山打仗虽然刚猛，却粗中有细、刚中带柔，与猛虎搏兔别无二致。而王近山成名战之一——韩略村伏击战，便是他“刚柔并济”战术风格的典型战例。

1943年10月，日酋岗村宁次有鉴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决定对我八路军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扫荡。为此，他发明了所谓的“铁滚扫荡”战术。

在具体实施上，岗村宁次纠集69、62、37三个师团以及“皇协军”等部共3万余人，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与之前的扫荡不同，岗村宁次将部队划分为三线，第一线兵力以日军为主，配属部分汉奸特工队，采取分路合击的战术，寻求与我主力决战；第二线兵力由日伪混编，实行“抉剔清剿”，也就是在我根据地烧毁村庄，抢光物资；第三线部队仍以日军为主，负责分散“清剿”，搜捕我突围的小股部队和零散人员。

这种战术，就像铁滚一样，由北向南横扫，妄图将我军由南边扫到黄河北岸，然后一个不漏地尽数歼灭。为此，岗村宁次专门规定，负责“抉剔”“清剿”的部队一天只能前进20公里，然后便要向后退5公里，看看是否有八路军还未被清剿。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我军突围，敌军还在可能突围的地区修建了多道严密的封锁线。

岗村宁次的计谋不可谓不毒，他的大扫荡，确实给我军以及根据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岗村宁次叫嚣：

“要迫使共产党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

洋洋得意的岗村宁次，在太岳地区建立了“山岳剿共实验区”。日本大本营为了学习和推广岗村的经验，专门从中国各战场抽调了120多位中队（连）以上的“优秀”军官，加上60多名“中国派遣军步兵学校”的学员，实地参观学习“铁滚扫荡”的新战法，好为岗村宁次捧捧场。

这一次的参观活动，“军官团”被岗村放置在自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内线。毕竟这群军官是侵华日军的“精华”，可不容有失。然而岗村宁次千算万算也没想到，他碰上了敢于虎口拔牙的王近山。

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我太岳军区的司令员陈赓，很快便想出了办法。一方面，他号召群众坚壁清野、破坏交通，在敌人必经之处埋设地雷，尽量打击和迟滞敌人的扫荡行动。

毛主席曾说过“进攻性质的积极防御才是防御的精髓”。我军不仅在内线伏击和消灭敌人，同时还将机动部队派往外线，狠狠打击敌人留守的敌人，使其首尾不得兼顾。

不仅如此，我军特工人员也大发神威，在岗村宁次眼皮底下搜集敌人的扫荡情报，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钓上了一条“大鱼”。新中国后，曾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的李懋之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

“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临汾传来的绝密情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各地抽调旅团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还有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战地观战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作战场实地观战，领略冈村宁次的军事杰作。”

陈赓听闻此消息后，大喜过望，于是立即发出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驻扎在临汾附近的386旅旅长、也是自己的爱将——王近山带领16团，秘密转进至临汾公路西段设伏，一定要消灭这个“观战团”。

听说有仗可打，有个大财可以发，王近山开心不已。于是他立即点齐兵将，带领全团将士向预定伏击处进发。

为了麻痹敌人，王近山与全团将士皆化为便装，伪装成老百姓分开行走，并在行走的路线上确定了几个会合地点，以防有人掉队。王近山在当地党组织、民兵的帮助下，趁着夜色越过了敌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最终于10月22日到达了会合地点——韩略村。

韩略村位于洪洞县东南约50里处，村庄周围遍布日军据点，驻日伪军共40余人，在碉堡内藏有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这群日寇经常纵兵抢劫，无恶不作，干尽了坏事。岗村宁次以为日军对韩略村的控制“固若金汤”，而且有碉堡作为凭依，因此放松了警惕。

到达韩略村后，王近山亲自到那里看了地形。并发现当地的地势非常特殊。由于这里常年被雨水冲刷，地下形成深3~4丈，宽20米~30米的深沟。久而久之，这条深沟便成了人们行走的大路。王近山看了以后大喜过望：这不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地点吗？

回到宿营地，王近山向各位军官诉说了自己的伏击计划，即第2营的第 4、第5、第6连和第3 营的第 9连共4个连的兵力执行伏击任务。具体任务为：第9连以一个排兵力在民兵的配合下，控制敌人炮楼，使敌火力不能发挥作用，其余两个排埋伏在村头截击敌人；第4、第5两个连埋伏在公路两侧，打敌人的“腰”；第6连断敌退路，待敌进入伏击圈后立即扎紧口袋。

对于这个计划，很多团领导都觉得有些不妥。如今，我军正处于敌人的腹心区，也就是在敌人的肚子里。在敌人的肚子里大闹天宫，岂能不打草惊蛇，暴露我们的行踪？到时候如果想撤离，那就难了。

然而王近山却坚定不移地说：

“敌人的肚皮已经顶在我们枪口上了，老百姓早已义愤填膺了，不教训他一下，他们便会更加猖狂，只要我们快刀切豆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鬼子一个屁滚尿流，还愁撤不走？”

同时，王近山还说：

“这里离敌人县城近，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在他们鼻子底下打伏击。出其不意，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然而我们如果不能速决，暴露了消息。敌人就会迅速增援，这样我们不仅捡不到便宜，反而还会出大亏。所以我们要猛打猛冲，快打快手，抓一把就走！”

王近山定下计策后，便于24日凌晨三点，指挥参战部队进入预设阵地，并用田里的高粱杆、玉米桔梗做了伪装。

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王近山头包“羊皮肚”，化妆成挑柴的农夫，坐在沟沿的大石头隐蔽处，枪支则藏在柴堆里。王近山想亲自见识一下日军有多少人。如果人多，便放弃伏击；如果人少，就立马速战速决。

为了防止敌人增援，王近山还用九连1排的战士配属部分民兵把枪口对准附近炮楼的每个射击孔，机枪则对准炮楼的大门。一旦敌人出来增援，便以最猛烈的火力让他们有来无回。

针对许多没有见过卡车的战士，王近山安排有经验的战士现身说法，指出鬼子卡车的要害之处，并教他们如何将手榴弹投到卡车之上。可以说，王近山既有张飞之猛，又有赵云之细，不仅布置了战略、战术的打法，连退路都想好了。

如今万事俱备，就等着敌人上钩了。在伏击之前，王近山专门跑到炊事班，让他们给每个战士都安排一个卤豆腐，再加上一个馍馍。他明白，这次伏击或许会潜伏很久，不吃好点，恐怕扛不住啊！

一如王近山所料，战士们从凌晨三点一直蹲到了早上八点，却依然见不到哪怕是一个鬼子。王旅长加的餐消化光了，手脚因匍匐时间太长变得又酸又麻。战士们开始议论纷纷，王旅长会不会搞错了，鬼子是不是压根就不回来，日寇是不是嗅到什么风声了？

针对这样的情绪，王近山斩钉截铁地说：“鬼子一定会来，不要再多嘴多舌，别乱说别乱动，否则革命军法处置！”

王近山素有威信，此语一出，阵地上立即恢复了寂静。因为战士们都知道，跟着王近山打仗，绝不会出错。因此战士们身上扎得高粱叶、玉米杆更加紧密了。

就在这时，之前远方尘土飞扬，果然来了一队卡车。每辆卡车，都别这个药膏旗。王近山抑制着心中的兴奋，一辆一辆地数着，一共13辆卡车。敌人人数不多不少，正好可以伏击。

即将进入我军伏击圈的日寇，依然对自己几分钟后惨淡的命运浑然不觉。他们满以为经过“铁滚扫荡”，八路军哪会有什么威胁。在他们统治的中心地带，更不可能有什么伏击部队。因此他们竟狂妄地连警卫分队和观察警戒哨都不派。在车上，他们又吃又喝，又说又唱，似乎将这次考察当成了一场郊游。

当日寇进入我军伏击地点时，突然发现有个青年“农民”正对远远开来的日军汽车微笑，就好像看着一群待宰的肥猪。汽车一开近，那个“农民”便不见。不久后，这“农民”从柴堆中拿出一挺轻机枪，对准卡车就是一顿猛扫，瞬间就打倒了五个人。

随后，公路两侧的玉米杆、高粱杆都变成了八路军战士，枪弹、手榴弹、炸药包像雨点一样向日寇头上砸去。这群日本人万万也没想到，路边那个背柴的“农夫”，正是王近山本人。

按照预设的计划，伏击部队迅速扎紧了两个出口，上方的伏击部队凭借地理优势，将日寇压得抬不起头，打得日军进退不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日寇只好乱躲乱窜，有的钻进了车底，躲避如同雨点般的子弹。

然而日寇毕竟凶顽，这群军官的军事素质也不是吃素。在短暂的慌乱后，日寇又组织起来，提着倭刀向我军阵地实施反击。然而我军机枪手早就占据了有利位置，密集的弹雨很快将这群日寇分割包围，进而被手榴弹和刺刀歼灭。

日寇见逃生无路，于是马上收集残兵，企图夺取一个落脚点，等待增援。王近山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敌军的企图。我军孤军奋战，若久战不决，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王近山下达死命令，要求部队不要命地猛冲和猛杀，不计任何代价歼灭敌人。

说着，王近山的“疯劲”又上头了。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脱下上衣，拿着个大刀片便向敌人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

王近山的“亮剑”精神鼓舞了众将士，一位参加过这场战役的老战士回忆当时的情景：

“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跃出阵地，从陡坡上冲下公路，从汽车上夺过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四班班长甘荣发拼命跑过连长，在距敌30米处边跑边射。他百步穿杨，几下就打倒几个日本军官……9班班长杨发素来喜欢研究刀法，他捡起一把鬼子的倭刀，连劈带砍，砍死了3个鬼子……”

而王近山呢？他在冲锋打仗和指挥战斗的同时，还不忘拯救受伤的士兵。他不等卫生员到来，撕开自己的衬衫，为受伤战士紧急包扎。王近山爱兵如子，果然名不虚传。

就在这时韩略村和附近的老乡也拿着菜刀、棍棒、铁锹、锄头前来助阵，民兵杨玉秀趴上一辆卡车，就往敌人汽车里投弹；柏村民兵李智礼用铁镐夺下了鬼子的东洋刀后就与敌人拼杀，最后在与敌人厮杀中英勇牺牲。岗村万万也没想到，自己统治核心中“大大的良民”竟然会用菜刀、扁担和自己凶顽的军官拼命。这一宏大的人民战争情景，让最后幸存的三名“军官观战团”的士官恐惧不已。由此可见，日寇把老百姓祸害得多惨啊！

经过30分钟的战斗，我参战军民以伤亡50多人的代价，全歼180多人的日军“军官观战团”，其中军官120余名，士兵60多名。除了三个钻到公路下狼窝洞里的“学生官”，其余日寇全部毙命。和平型关战斗一样，这一次也没有抓到哪怕是一个俘虏。日寇“武士道”精神的毒液，已经渗入了骨髓。

清点战果，我军缴获完好的步枪85支，歪把子机枪两挺，炸毁汽车13辆。更让王近山惊喜的是，我军还缴获了100多把倭刀。倭刀，是日本军官的象征。因此这些被打死的日寇，个个都是军官无疑了。而这，也相当于120多个中队以上的日军队伍，失去了指挥官。因此王近山大喜道：

“这相当于歼灭了5万敌人。”

事后，岗村宁次听说军官观察团被全歼，气得暴跳如雷。他的“铁滚扫荡”的“好戏”正要上演，如今观众却没了，这让他颜面无光。况且在120多个日寇军官中，还有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其中还有个军官，还据说有皇族血统，是裕仁天皇的远房侄子。

因此岗村宁次痛心疾首地嚎叫道：“就算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一股八路。”于是他调集6架飞机，昼夜不停地寻找王近山的队伍，还将韩略村附近的村落滥炸一通。

然而王近山呢？早就化整为零，带着千余名化作便装的战士，逃离了包围圈。在撤离时，王近山还施展了绝妙的“金蝉脱壳”之计。他命担任后卫掩护的两个营不断吹响进军的号角，让人摸不清头脑，也不知道多少部队在敌占区作战。在敌人犹豫之时，王近山早就带领部队撤远了。

盛怒之下，岗村宁次降了一个师团长的职，对战前当“睁眼瞎”、战中不敢增援、行动缓慢的韩略村及周围据点的日军指挥官挨个撤职，其中守军中队长还遭枪毙。至于其余日伪军大小官员，均被打了一耳光，可谓人人有份。

在岗村宁次无能狂怒之时，王近山已经回到了延安，接受了毛主席、朱德以及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和嘉奖。毛主席握着王近山的手说：

“早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个王疯子了！就是敢打没有命令的仗，你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

韩略村伏击战影响力之大，甚至惊动了稳坐峨眉山的蒋介石。他言不由衷地发布了一条“嘉奖令”，祝贺王近山取得的战果。

此后，韩略村伏击战被八路军列为“顺手牵羊”作战的典型。走到嘴边的肥肉，并不是想吃就能吃的。必须要勇猛，必须要细心，甚至可以说就是要有一股“疯劲”。如果胆不大，就不敢打；如果心不细，就打不赢，即使打赢了也逃不掉。而如果没有“疯劲”，就不敢打“没有命令的仗”，更别提在敌人腹心虎口拔牙了。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这也是顺手牵羊之计的精髓。

邓小平对爱将王近山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王近山不是疯，那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也被我们后人演绎为“亮剑”精神，进而家喻户晓。78年后的今天，我们要依然要纪念这股精神，学习这股精神，回顾这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