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突然对我们示好，背后是什么？读了这本书就明白了

素来与我们不睦的邻国日本，近日居然一反常态，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对我们表示了敬意。

比如首相石破茂说，访中比访美更重要；

再如外相岩屋毅说，中华文明是亚洲伟大的文明，比如汉字、制度、宗教，我们日本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才有了今天的日本。

有句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们这是想干啥？

网友有智慧，说了，无他，六代机一出，他们的腰就挺不住了啊！

也有网友说，道理很简单，别人强，他们亮菊；别人弱，他们举刀。

这说得实在太形象，也让我想起了一本有关日本的经典著作《菊与刀》。三年前我写过一篇读后感，这里就旧文重发，与朋友们再看一看，日本人是是什么样。原文有4000多字，这里删减了一部分（原文：）。

下面是正文。

说起日本，这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与中华渊源极深，以唐朝都城为榜样营建的京都就是重要见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和日本可以说文化同源，关系密切；但另一方面，我们记着十四年抗战，知道日本车很省油，知道他们获得了好些个诺贝尔奖，知道他们有小电影……

但具体的日本人又是怎样的？对于大多人来说，又面目模糊。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给我们勾勒出了日本人的整体形象：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段话出自《菊与刀》，也正好体现了“菊”与“刀”的一层含义。

菊花象征着风雅，刀象征着杀伐。具体地说，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优美的代表；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意味着勇气、征伐、忠义、名誉。它们被用以说明构成日本文化矛盾的两极。

日本人，恰恰是混合的。

《菊与刀》的独特之处

《菊与刀》作为一本极具特色的书籍，在多个方面展现出独特之处。 其课题产生便独具一格。

一般关于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书籍，多带有吸引读者与该地建立联系、增进友好的意图，而《菊与刀》却诞生于二战结束前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与日本“对抗”，秉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理念。

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表示：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因此，书中所研究和展示的并非那些值得赞美、欣赏的元素，而是侧重于对抗中可利用、需妥善应对的“人性弱点”与“破绽”。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着重观照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作者认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因为人类的行为多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

她在面对日本人的奇特行为时，坚信其背后一定有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

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评，这种从文化即民俗方面研究日本的方式，所探讨的正是常被忽略的“国情”重要部分。

通过这本书，我们得以近距离审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并与我们原有的印象进行对比，从而探寻“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此外，作者虽未踏足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却成功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由于当时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她无法深入日本家庭进行观察。

但她通过接触生活在美国的日本本土人士，阅读欧美人士关于日本的详细记载以及日本人自己撰写的自我记录，还观看了大量日本电影宣传片、历史片和现代生活片。

凭借这些努力，她写出了在日本也颇具影响力的《菊与刀》。

日本女人的地位与自由

在日本社会中，日本女人的地位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一方面，在社会层面，日本妇女走路通常跟在丈夫身后，社会地位看似低于丈夫，在家庭中，女孩子在礼品、关怀和教育费等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不如兄弟。

但另一方面，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又拥有一定的自由。在物质层面，她们无需缠足，也不存在“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情况，并且在家庭中掌管着全家的采购和金钱，成为婆婆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

在性问题上，虽婚前限制严格，但婚后尤其是生过孩子后，性方面的禁忌相对较少，且出身越低自由越大。

日本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会随着阶段变化而改变，媳妇通常温顺，但熬成婆婆后往往会变得苛刻。

日本男人的自由与约束

日本男人的人生在自由与约束方面有着独特的划分。

若将其人生分为幼年、壮年、老年三个阶段，幼年和老年是相对自由的时期，而壮年则受到最大程度的约束，呈现出浅底 U 形曲线。这种教育中的二元性导致了他们行为的矛盾性。

不过，在成年男人的约束中，也存在某些自由，例如在肉体享乐方面。日本人认为肉体不是罪恶，灵魂中不存在善恶冲动的斗争，只有“温和的灵魂”与“粗暴的灵魂”的斗争。

他们在性享乐上禁忌较少，将妻子的范畴和性享乐的范畴划分得十分清晰，妻子甚至会为夜游的丈夫梳洗打扮并支付妓院账单。

日本人的“义理”观念

日本人特有的“义理”观念在其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必须像报答义务一样报答义理。义理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对义理的报答往往内心不快。义理可分为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

对社会的义理如婚姻关系中的契约性义务，而儿子侍奉母亲出于爱母之情则不属于义理。

在传统中，武士对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是重要的义理，甚至超过“忠”。如今，报答义理更多地变成了对各类人的义务，有时会迫于舆论压力违背心意。

从名誉的义理来看，重点是雪除名誉污点，这要求人们坚忍和自我克制，如妇女分娩不能喊叫，男人对痛苦要处之泰然。

在日本，甚至借钱都可能抵押名誉的义理，无力还债者可能会自杀。日本孩子从十岁起就开始学习义理，学校和军队中存在着因义理而产生的欺凌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性格塑造，与日本侵华战争中军人的行为有着潜在联系。

日本的耻感文化

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文化与名誉的义理紧密相连。 日本人将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以“知耻为德行之本”为准则。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强制力来促使人们行善，更注重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根据他人的判断调整行动，而缺乏自身对善恶的甄别。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二战后，德国能彻底忏悔，而日本的态度却较为暧昧。

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文化和国民性，增进对这个邻国的认识，同时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以上只是阅读《菊与刀》的一些浅显感悟，书中还有更多深刻的内容等待读者去细细品味。

（网图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