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霍宏伟：在“资料为王”的时代， 做学问必须要俯下身去，踏踏实实去收集资料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作为“群经之首”，《周易》凝聚了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是我最喜欢阅读的一部书。从青年读到中年，并将从中年学到老年，《周易》是伴随我一生的经典。本书主题只有一条“龙”，我以《易·乾》中的“飞龙”“跃龙”“见龙”，分别作为三卷之名， 将其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谨以《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作为本书书名。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三卷，卷一《飞龙》包括五篇文章，是我于2021年至2024年五次受邀做学术讲座、课程内容的辑录。第一篇《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文中提出龙纹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动物纹饰之一，在历经两千余年的岁月中，铜镜上的龙纹形象有三次转折：一是战国晚期至西汉， 二是隋末唐初至盛唐，三是晚唐五代至北宋，每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因为在某些时期与帝王密切相关，所以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含义。

第二篇《镜中之王：淄博西汉齐王墓器物坑龙纹大方镜品读》，是以淄博西汉齐王墓器物坑龙纹大方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五个基本要素的深入剖析，总结出大方镜的三个特点。此镜出土于齐地，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将考古发掘品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大方镜资料相结合，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淄博龙纹大方镜在中国古代铜镜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第三篇《楚天汉境：湖南出土战国两汉特种工艺镜解读》， 是将湖南地区考古发掘出土战国、两汉时期的铜镜置于考古学的视野下来考察，将其作为墓葬中的出土器物进行探讨，细致梳理长沙地区墓葬出土战国、西汉、东汉特种工艺镜的田野发掘资料，结合湖南博物院相关展览，举出一些名品实例，归纳其基本特点与学术价值。

第四篇《汉镜上的“中国”铭文》，选取三家国有博物馆藏铸有“中国”铭文的汉镜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解读，重返历史现场。汉镜是中国铜镜史上的巅峰之一，部分汉镜纹饰法天象地，别有意趣。铭文内容深邃隽永，表现形式异彩纷呈。汉镜虽老，“中国”永新。

第五篇《考古学视野下的铜镜鉴赏》，是为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而作。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壮大，有关镜鉴学的田野发掘资料日益丰富，研究成果与日俱增。此文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全书简称“国博”）举办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两大展览中的考古发掘品作为实物例证，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五个时段， 较为全面、系统地回顾和展示中国铜镜考古重要的学术成果。

卷二为《跃龙》，以国博馆藏铜镜为探索重点。《跃龙在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上的龙纹品鉴》，将国博馆藏与龙相关的铜镜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龙纹作为主体纹饰，第二类是以龙纹作为组合纹饰之一，第三类是以龙纹作为辅助纹饰，第四类是镜背上看不到龙的形象，却是反映与龙相关的传说故事。文中选择国博馆藏部分与龙相关铜镜，结合目前国博相关展览展品，按照上述分类，记述其形制、纹饰等基本信息，总结不同类型铜镜上的龙纹特点，以充分展示国博馆藏铜镜上神龙形象的气魄与豪迈。

《中国国家博物馆“镜里千秋”展览中的铜镜考古发掘品》《铜镜文化的魅力》，两文从不同角度将国博“镜里千秋”展览中的展品向社会大众进行广泛推介。

《国博龙镜撷英》，精选50面国博馆藏龙纹镜及其相关资料，配以精美的图片与拓本，从而使读者对国博的龙纹镜有较为系统、深入的了解。

卷三《见龙》收录六篇文章。其中四篇是为公众而写的铜镜文章，两篇是有关镜书的书评与导读。《见龙在田：洛阳出土铜镜上的龙纹纵览》，是在《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一书笔者自撰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对该地区出土战国、汉晋、隋唐、宋元龙纹镜资料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反映出一条由蛇形到兽形、再到蛇形的龙纹形态演变轨迹。《镜子是个两面派》《唐朝的月亮》两篇小文，以铜镜图片为主，辅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分别对部分汉唐铜镜做专题性的介绍与描述，让今人充分感受古镜之美。《镜铭华章》一文，是笔者为鹏宇博士的专著《汉镜铭文汇释》撰写的一篇书评，尽量对该书学术内容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镜子是凝固的历史》，是我为拙作《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撰写的导读，主要是想告诉读者通过铜镜来研究古代历史的思路与方法，我走上铜镜研究之路的原因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的叠加。《龙腾河洛》一文，结合洛阳地区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记载，记述了该地区与神龙相关的传说故事、器物纹饰及图像。

本书上述框架借鉴了《易·乾》中爻位的体例，多处引用其中的爻辞作为标题，这是我读《易》的收获与领悟。《易·乾》云：“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唐京城三》载：隋代开皇初年，宇文恺设计营建大兴城， “以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殿， 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观及兴善寺以镇之”。由此可见，《周易》不仅对于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拙作体例框架的建构具有指导意义。

2013年，我和史家珍先生主编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拙著《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发行； 2022年，笔者与盛为人先生主编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铜镜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是我写的第四种铜镜书，十多年的时光在写作中默默远去。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实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本书仍然沿用此法。在这个“资料为王”的时代， 做学问必须要俯下身去，踏踏实实去收集资料，梳理资料，钩沉索隐，细致爬梳，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接近历史本真的结论。

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惕龙乾乾，到跃龙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这反映出的既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过程，也仿佛是一段漫长、艰辛而又充满希冀学术旅程的真实写照。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