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战争论》作者乌尔利希·布鲁姆：美国对华科技战不太可能成功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记者 赵安琪）展望2025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特朗普几乎成为绕不过的变量。自言最喜欢“关税”一词的特朗普，在再度赢得美国大选后，以“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毒品”为由，威胁要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贸易战、金融战等与经济战有关的概念，因美国内部贸易保护主义潮涌，再度引发热议，各方担忧声不断。

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名誉教授乌尔利希·布鲁姆的新书《经济战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从2013年起，布鲁姆开始在经济战领域深耕，同时长期担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熟悉中国国情。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布鲁姆表示，如果以历史上的经济战争为参照，在军事层面上，美国对中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不大。科技战争可能是美国“试图左右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但鉴于中国的科技基础，美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历史经验表明，技术实力是规避制裁的最佳保障。

“中美之间的金融战争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会加速全球经济‘去美元化’的过程。”布鲁姆认为，法律战争，即施加各类制裁，是美国“工具箱”中一个可能的选项，“但这需要欧洲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布鲁姆提出，已经延宕至“第三个寒冬”的俄乌战火，让军事上依赖美国的欧洲陷入两难。“然而，这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不稳定的安全架构让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自己的灵活性。”

布鲁姆有非常丰富的社会身份：德国国防军前上尉、德国锂技术与经济研究所（ITEL）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他还是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艾伯哈德·布鲁姆的儿子。在《经济战争论》一书中，布鲁姆基于经济学理论，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军事学等学科，构建出经济战争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大量案例尝试揭示经济战的本质和规律。

2024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名誉教授乌尔利希·布鲁姆在《经济战争论》新书研讨会上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供图

书中系统探讨了经济战争的概念、理论框架及其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影响，全面阐释了竞争、经济战争以及军事战争的差异，并突出强调了制度和政治框架在防止经济竞争升级为军事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布鲁姆认为，经济战会导致竞争对手的资源或资本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致使其社会福利水平出现更长期甚至永久性的恶化。

他从经验现象、理论框架和领导过程3个维度分析了经济战争的成因及演变过程，并尝试综合运用人类学、心理学、宗教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视角探讨经济战争的根源。书中还探讨了经济战争在哲学基础、经济理论和军事理论等多领域的交叉，通过华尔街金融战、东西德经济战、全球货币战等实例分析了经济战争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布鲁姆强调一个观点：自己并不鼓吹经济战，而是认为当下对经济战进行理论剖析和全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深表认同。

“早在中国的战国时代，齐国的管仲就曾辅佐齐国对外发起经济战，而真实世界的大国博弈也正在身边发生。因此经济制裁战是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在翟东升看来，大国间竞争与博弈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相比于暴力冲突的残酷性、生灵涂炭以及巨大的失控风险，国与国的经济博弈更具人道主义优势，是一种道德上的良善。若国家间能够有效管控竞争，将其诉诸经济层面，这将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自觉和文明的进步。

《经济战争论》译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吕巧平认为，如果将经济战争学作为一门学科，可运用大量经济数据，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建构分析。吕巧平认为，布鲁姆的研究方法综合了中国和西方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尤其在提及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历史相关案例时，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教授则将布鲁姆在书中的分析，比作“一把解读和应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挑战的钥匙”，“为理解当今中美关系、中欧关系面临的新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院长寇蔻副教授曾作为学生，参与过布鲁姆“经济战争”课程教学。“经济战争不仅没有远离，而且成为现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寇蔻尤其欣赏布鲁姆的长远眼光，较早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和一些国家间潜在的经济战争风险。寇蔻提出了一个希望：各方读者可以从《经济战争论》一书中汲取经验，减少经济战争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推动更多经济交流与合作。

经贸合作长期被视为中美合作的“压舱石”。2024年，苹果、波音、高盛等美国企业高管密集来华参展参会、洽谈商机。不难看出，美国企业界依然把在华业务当作“重头戏”，希望同中国共享广阔的发展机遇。《经济战争论》中也专门设置章节，讨论“经济战争中的企业”。布鲁姆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美国有相对庞大的国内市场，也有海外投资并将利润汇回本国的传统，实际上，这种模式有相当的脆弱性。加之美元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信心，因此“阻止资本流动是自我毁灭”。

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布鲁姆在书中提出的“不会让竞争升级为经济战争的明确框架”。布鲁姆告诉记者，各方都应守住避免竞争升级至“破坏性”的“门槛”。随着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应对外部“攻击”的“免疫力”将越来越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