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论阴阳思想的起源：来自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视角的审视

摘要：本文认为“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在于古代中国人对太阳周年的科学观测，而古代中国“阴阳思想”的思维原理，根源于通过圭表之法科学观测并掌握了日影在一年中的周期变化与自然环境寒暑变化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思想中以一分为二、对立、依存与转化为思维特征的思想方式，根本于对一年气象周期性变化的抽象和推衍。支撑这一推衍的数学规律性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特质的形成。作者认为，太阳的周年变化与自然界万象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古人是在变动中用综合、整体、全面的观察视角，以融抽象与具象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事物总与分、一与多、简单与复杂的辩证发展与演进的。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认识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产生的契机，又是其核心与关键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阴阳思想；起源；时间；太阳周年；契机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国文明的发生过程中曾有怎样古老而丰富的农业文化资源可供依靠。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中国文明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古代世界，而这一世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长时期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实际上，身处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始，我们依旧面临着一个对中国文明如何认识和评价的问题，一个如何沿着这个文明自己的发展轨迹做出准确回溯，梳理中国文化这棵大树如何生根、发芽、成长的问题。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艰巨任务，需要对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重新思考。

本文的立意，是从发生学意义上对古代阴阳思想展开研究，尝试讨论的是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的认知结构、核心逻辑如何生成、推衍并最终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方式。人类的知识，从古以来就是不断被构造出来的，而人类知识进步的标志，就在于新结构机制的出现。新的知识结构是知识进化到新阶段的标志。所以发生学所关注的，不是某一知识具体发生在何时何地，不把注意力置于事件和时间，而是通过对观念进行推理，深入讨论知识结构生成的内在机制，把握知识生成过程中主客体内在的历史性本质与客观性规律如何被认识到。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讨论阴阳思想的起源，首先就要做一个基本的概念的区分。我们将阴阳观念与阴阳思想看成是两个不同的认识层次。从发生学角度看，阴阳思想中包含的阴阳观念，亦即对立、对称或二分的观念并不是中国古代独有的，而是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因为举凡方位的前后左右、天地的上下、物之有无与多少、物性之大小与刚柔、物质之轻重与损益，出入往来、顺逆进退、始与终、吉与凶，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并形成对立语词或概念进入人类语言中。在这个层面，中外思想区别甚小。但阴阳思想，亦即将阴阳观念升华为由元气生成阴阳二气，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为天地万物的演化提供解释，即认为阴阳之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阳可化阴，阴可化阳，阴阳互根，并将宇宙万物看成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存在对立矛盾的阴阳二象。这样一整套有关阴阳的形而上的思想模式，我们称之为阴阳思想。阴阳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影响最为普遍、也是最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思想模式，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

阴阳思想被看成最能够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思维特征。李约瑟即称阴阳思想“是古代中国人能构想的最终原理。”庞朴也曾指出：“一般都承认，‘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国“五四”之前几千年的文化，虽然几番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阴阳思想的权威地位一直存在。即便在今天，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阴阳思想依旧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可以说，阴阳思想的形成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根本问题。

本文以对十二消息卦的新解入手，拟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独特视角对此做一讨论。我认为，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在于古代中国人对一年时间变化的科学观测。古代中国人创造出阴阳思想这一整套思维原理的根本契机，在于通过圭表之法科学观测并掌握了日影在一年中的周期变化，认识到这一变化与自然环境诸种变化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拥有这种一分为二、对立、依存与转化为思维特征的思想方式，就是基于对这一联系的抽象和推衍。支撑这一推衍的数学性、规律性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特质的形成。太阳的周年变化与自然界万象之间的联系结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变动中用综合、整体、全面的观察视角，以融抽象与具象于一体的思维方式，把握事物总与分、一与多、简单与复杂的辩证发展与演进，这样一整套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认识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产生的契机，又是其核心与关键的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核心与关键。

一、对十二消息卦产生年代的思考

图1为十二消息卦，它是由乾坤二卦消息相互推移而形成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看似巧合的卦像排列：天道左旋，从冬至太阴主事后一阳来复，起复卦，左旋一周演化十二个月的暑往寒来，自子而丑而寅旋转一周复归于子为一年。标识这一年中消息变化的卦象是两个数列，即以十一月为起点，以后每月增一阳爻，递进至乾卦为极而止，再顺次递减一阳爻，递减至坤卦为极而止，两个数列合为一个周年完整的循环。把十二阴阳卦的卦象与一年的时间循环相结合略作分析，很容易就发现这是两个过程：一个是坤卦用事，由坤卦出发阳爻次第增加一爻的过程，到乾卦六个阳爻用事为止，这是一个气候由寒而暑的过程；一个是乾卦用事，由乾卦出发阴爻次第增加一爻的过程，到坤卦六个阴爻用事为止，这是一个气候由暑而寒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各有六个卦，分别是六个月的象征。十二消息卦就这样依靠乾坤两卦六爻次序增减，形象地表现了一年阴阳的消长变化过程。这就是十二月消息卦。消息者，消即意在消退，息则意在息长。这十二卦也叫“十二辟卦”“十二君卦”“十二月卦”“十二主卦”。十二消息卦与十二个月相对应，正好反映一年寒暑易节、阴阳消长变化的规律。

《周易·系辞上》云：“变通配四时。”虞翻注云：“变通趋时，谓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谓十二月消息相变通而周于四时也。”与十二消息卦关联的，是将八卦与气候变化关联在一起的、被称为“卦气”的一套易学知识。这套知识据说传于孟喜。按《新唐书·历志》载僧一行释“卦议”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这样将卦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思想不仅限于十二消息卦，同《新唐书·历志》载“当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分、二至也。”《汉书·京房》云，京房“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孟康注此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可知十二消息卦之外，还有四正卦、有二十四气与二十四爻的对应关系以及六十四卦分三百六十日等内容，是一个很复杂的解读八卦的知识系统。

如上所述，直接论及十二月消息卦的知识出现于汉代。但从知识发生学角度思考则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数量而言，十二月消息卦这十二个卦象，是六十四卦的组成部分，其数量占六十四卦总量五分之一。六十四卦的卦象中，居然存在这样一个排列规则有序的、可以和十二个月对应的十二个卦象，这是偶然的吗？如此规律性排列产生于偶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偶然排列的卦象碰巧要到汉代才被京房孟喜一干人等发现的概率又有多大？与此同时，思考这一问题还有另一方向：和这种立足于十二消息卦的出现是由于汉代易学家的偶然发现的推断相反，我们是否更应当考虑立足于另一个必然性推断，即认为十二消息卦与一年阴阳转换之间的对应性并不是产生于偶然，这种规律性排列是八卦本身形成过程中生成的一种必然结构，是八卦发展的某一个时期存留下来的阶段性形态。

思考这一问题有一个参考项，这就是十二属相的排列问题。在十二属相中鼠排在第一。体量如此之小的老鼠，在十二属相的序列中排到了马、牛甚至龙的前边，这是为什么？鼠前爪四指后爪五指，古代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所以鼠的前半为阴而后半为阳，以此一身即为“阴阳之终始”。正因如此，有人解读鼠的这一身体特征，提出鼠前足四指后足五指，代表着“四时五行”。而子时相当于我们今天的23时到1时。以中间的0时为界限，这个时辰也是以阴阳终始为特征的。把鼠排到子时，大概率是因为古人认为老鼠身体所具有的“阴阳合德”的特性和子时处于一日阴阳转换的时间段若合符节。问题在于明确指出这一点的文献非常晚出。我读到的文献出自明人郎瑛著《七修类纂》中。但将鼠排列在子时这样一个阴阳交换的节点上，很可能是在东汉王充记载十二属相之前人们就有意识的排列，是古人建立在对鼠细致观察基础上有意选择排列的结果。《七修类纂》还记载：“仁和郎汉云，地支肖属十二物……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于阴阳上分之。如子虽属阳，上四刻乃昨夜之阴，下四刻今日之阳。鼠前足四爪象阴，后足五爪象阳故也。丑属阴，牛蹄分也；寅属阳，虎有五爪；卯属阴，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属阳，乃龙五爪。巳属阴，蛇舌分也。午属阳，马蹄圆也。未属阴，羊蹄分也。申属阳，猴五爪。酉属阴，鸡四爪也。戌属阳，狗五爪也。亥属阴，猪蹄分也。”细数十二属爪数的奇偶，我们会意识到古人排列十二属相确实有自己的逻辑秩序。所以尽管这一读法是明代的，但如果考虑汉代是一个将太阳和月亮内部都分出阴阳的年代，那么十二属相排在奇数的属相爪数则为奇数为阳，排在偶数的属相爪数则为偶数为阴，显然和子鼠排第一一样，不是偶然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十二支的动物排列一定不是外来的，十二支就是产生于中国古代阴阳思想观念之上的本土产物。同样的道理，我认为六十四卦中包含的十二月消息卦，所呈现出来的八卦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配列于六十四卦中的十二消息卦看似被偶然发现，但实际上本来就是缘于对一年阴阳变化进行科学观察而形成的一个卦象系列，所以本质上是有被发现的必然性潜在其中的。

八卦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之间的联系，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连劭名1988年在《文物》第11期发表《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1990年在《考古》第9期发表《长沙楚帛书与卦气说》，2000年刘大钧于《中国社会科学》撰《“卦气”溯源》先后均有指出。刘大钧沉身易学，所言深远。他言“卦气”之说乃象数易学中极为重要的学说，并着重指出“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实为先儒古说。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均有“卦气”说的思想。古人是经过“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之后建构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这是易学乃至易学哲学的独特学术理路与特殊阐述方式。其所论问题方向准确，所言及的“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实为我先民认识与概括世界所经重要途径。十二消息卦之卦象符号中非常重要的消息，就藏于象与数之间。

二、十二消息卦卦象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

八卦从产生到发展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由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六十四卦以及诸多占卜之法组成的如此复杂的文化体系，其形成过程绝不单一，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过程。我们在上一节从逻辑上论证了十二消息卦不可能是后天偶然被发现的，而是在六十四卦形成过程中早已有意识结构生成的，以下我们从时间文化研究这一角度把这一论点再向前推进一步，证明十二消息卦应当就是八卦最早的原型之一，十二卦的卦象，应当是基于对太阳周年运动观察而形成的最早的卦象，而阴爻“- -”与阳爻“—”这二爻卦象最初产生，也与十二消息卦密切相关。

最初的八卦是怎样出现的？哪些卦象是最早的卦象？有关这一问题，《管子·轻重戊》的一段话是非常好的参考：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这段和八卦起源相关的话，讲述了三层意思：第一，虙戏（伏羲）八卦最早是“作造六峜（爻）”；第二，在八卦运行方面是“迎阴阳”；第三，卦象之外，虙戏（伏羲）八卦还与数与天道密切相关。以下试分述之。

先看“作造六峜”。“峜”字字意自古聚讼纷纷。芮执俭《伏羲“六峜”考》曾总结清人释义，如俞正燮《癸巳类稿·书〈管子〉后》:“宓戏作造六峜迎阴阳，下有九九之数，则峜，计字也。”是以“峜”为“计”字。何如璋说:“按八卦始于宓戏。六峜者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也，故云‘以迎阴阳’。造者作为推测之器以验之。《庄子·逍遥游》‘承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即此义也。宓戏法日月而作《易》，观天象以造历，演九九以作数，天道明焉，人文启焉。”是以“峜”字为气也。张佩纶说:“明十行无注本此‘六峜’作‘大陆’，‘大陆’乃八卦二字之误。”洪颐煊说:“‘峜’当作‘佱’。‘佱’，古文‘法’。”庄述祖说:“‘峜’当作‘佱’。”认为六法即《易通卦验》上所说的乾、离、艮、兑、坎、坤。郭沫若上承洪、庄之说，以为峜为陆误写，意为“乾坤六法”，而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认为“峜”与“

”就是后世“六爻”之“爻”。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看，我认为庞朴所言是对的，“峜”意确实与“爻”相近。这一点我们在本文第五节有所论及，此处从略。

再看“以迎阴阳”。在笔者看来，“阴阳”是与春夏秋冬构成的四季秩序、与两分两至和四立构成的八节秩序、与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的秩序相并列的，是古人对一年时间加以划分的说法之一，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以迎阴阳”的“阴阳”，说的就是太阳一年中的进退变化。《周易·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与象的关系非常重要。思考集中体现阴阳思想的《周易》的本源，象的作用不可忽略，因为古人实际上是借象而映现万物、表达思想的。追究早期卦象的起源对于考察阴阳思想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周易》的思想特点，核心是借助简易的阴阳二爻之变化，模拟流转不息的世界如何运行与变化，以期反映其中的规律，所以周易的卦象不是杂乱无章的排列，而任何易理也都蕴含于象数之中。《易》在古代得以“弥纶天地之道”“囊括天地万物之理”，依靠的就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形式的排列和易理解释这两方面的互相支撑。《管子》这段话让我想到伏羲造八卦与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可能存在的密切关系。我认为时间文化是我们理解早期八卦发展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也是关于《周易》易象产生非常重要的知识点。现在我们首先从卦象出发对此作一个讨论。

八卦的卦象是如何形成的？对此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进行过讨论。在先行研究中，与我们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展开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刘钰《关于易经卦画起源之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刘钰指出，易经卦画起源研究有两个根本的问题要回答，这就是：卦画是什么东西？卦画是如何做成的？他认为卦者，圭也。卦画与古人以土圭测影观察太阳有关。观察日影使用的是土圭。卦画是根据土圭测影而来。八卦的条纹，就是日影的记录。这种条纹就是《易经》中的“爻”。关于卦画是如何做成的，他赞同刘复所提出的奇画（阳爻）为黑线，偶画（阴爻）为白线，认为“黑线表示槃受阳光，投出线形影子，所以称阳爻，白线表示槃未受阳光，没有影子，所以称阴爻。线短线长，就是记录受光之高低。”从古代时间文化研究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刘钰将卦画的产生与通过土圭观测太阳联系到一起的思路非常富有启发性。因为对于一年四季的时间变化来说，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上的移动才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古人观察掌握太阳运行规律除了使用肉眼观察太阳的变化，如日出日入等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科学观测手段就是使用圭表。以圭表观测日影变化是古代时间文化中最科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对后世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手段。考古学已经证明，我先民早就发现气候变化与太阳在天空的视位置密切相关，并发明了以圭表测量太阳运动，并找出其变化的规律。圭表的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圭”，就是直立的一根杆；一是“表”，即水平放置于南北方向的标尺。当阳光照射在直立于地面的杆上时，影子投射于圭表之上。不同季节投射于圭表上的影子长短会有规律性的变化。古代利用日影测定季节、时间、方位。我认为最早的卦象就产生于圭表观测日影的过程之中，而十二消息卦就是产生于圭表观测日影过程中最早的八卦卦象。如果将前述的刘钰观点引入我们有关十二消息卦的思考，即将十二消息卦的产生与以圭表测日连到一起思考，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思路。我对于十二月消息卦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但是我认为他有关卦画产生以日影为黑线、以无日处为白线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解读十二消息卦卦象形成秘密的新思路：我们设定十二消息卦的一个阳爻，就是圭表上的一道刻度，而阴爻中间中断的部分，是圭表的日影投射到圭表刻度之上的象。太阳一年的变化，有夏至与冬至最长和最短这两个点。夏至“日中无影”，是影子最短的阶段，所以六个刻度全是相连的，正是乾（䷀）卦的卦象；冬至日影最长，六个刻度上都留下了晷影，正是坤（䷁）卦的卦象。如是晷影的递减代表阳气日增，这就是自冬至向夏至变化的半年，为阳。晷影日增代表阳气日减，是由夏至向冬至的半年，为阴。阳光从冬至起一月日影缩短一爻，六个月走到夏至，正是“坤→复→临→泰→大壮→夬→乾”，由坤至乾是阳气日增的半年，到五月日中无影，阳气达到鼎盛。此后阳光从夏至起一月日影增长一爻，六个月走到冬至，正是“乾→姤→遯→否→观→剥→坤”，由乾至坤是阳气日减的半年，到十一月日影最长，阴气达到鼎盛。由坤至乾，由乾至坤，日影在六个刻度上的变化，与十二月消息卦正相符合。晷影伸缩于圭表一个往返，正是太阳一个完整的周年变化（图2）。

我认为这正是“作造六峜，以迎阴阳”的真实含义。十二消息卦实际上用最直观的抽象符号，将一年的晷影变化如实地、科学地描摹出来，正所谓“八卦以象告”。这样将十二月消息卦中阴爻中断部分理解为日影，将六爻理解为圭表的刻度的思考方法，非常符合中国古代合象、数、理为一体的思维特征。《系辞下传》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上传》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又云：“圣人立象以尽意。”可以说，“象”为《易》始，而十二月消息卦用刻有六爻刻度的圭表上一年十二月观测日影的图案直观地展示出来，这就是“迎阴阳”，是借卦象将一年阴阳消长、转换展示给我们，正是以像言象。

这样以六个月为单位使用圭表观测太阳，在典籍中可找到很多佐证。用我们上述以阴爻之空处为日影，视十二月卦为日影伸缩的思路，参考《周髀算经》所讲的“七衡六间”，那么就会知道这套思路与古人立竿见影的观测传统是一致的：

凡为日月运行之圆周，七衡周而六间，以当六月节。六月为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东井，极内衡。日冬至在牵牛，极外衡也。衡复更终冬至。故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岁一内极，一外极。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外极，一内极。是故一衡之间，万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即为百步。欲知次衡径，倍而增内衡之径，二之以增内衡径得三衡径，次衡放此。

这里使用七衡区隔出六个“间”，六个“间”分别是六个月。以月为单位将一年用横线（衡）分成六部分，每个部分恰好为一个月，太阳在内衡和外衡之间的一来一往，正是一年。再看《汉书·天文志》：“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故日进为暑，退为寒。”这更是直接用语言陈述日影进退所代表的阴阳含义。

下文所谓“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也是与圭表观测日影过程的数字部分密切关联的。《周髀算经》云：“凡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问次节损益寸数长短各几何？冬至晷长丈三尺五寸。小寒丈二尺五寸，大寒丈一尺五寸一分，立春丈五寸二分，雨水九尺五寸三分，启蛰八尺五寸四分，春分七尺五寸五分。清明六尺五寸五分，谷雨五尺五寸六分，立夏四尺五寸七分，小满三尺五寸八分，芒种二尺五寸九分，夏至一尺六寸。小暑二尺五寸九分，大暑三尺五寸八分，立秋四尺五寸七分，处暑五尺五寸六分，白露六尺五寸五分，秋分七尺五寸五分。寒露八尺五寸四分，霜降九尺五寸三分，立冬丈五寸二分，小雪丈一尺五寸一分，大雪丈二尺五寸。凡为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按照这段话中的“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来理解，“九九之数”讲的应当是晷影长短变化（气损益）的比例关系。三国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有云：“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庖牺、宓戏即伏羲。刘徽注里讲的就是“九九之数”与“六爻之变”的直接联系。《汉书·律历志》云：“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黄钟之数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形成很早，这中间产生的将天道与音律、与算数密切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非常特殊的组成部分，需要今后专文讨论。而“九九之数”所合的“天道”不是别的什么神秘的观念，正是太阳影子在圭表上一来一往的移动之道。在中国古代时空观形成期，算学获得了高度发展，并与早期中国古代世界图式密切相连，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算学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非常特殊的崇高位置。《孙子算经》云：“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在古代中国，算学并不简单是今天的科学中的一个科目，而是与世界观密切相关，并且从其中生长出了一系列体系化知识。《淮南子·天文训》云：“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纪三踊以为节，兵重三罕以为制。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这一部分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需要另文专为阐释，此处亦不多作展开。

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的本源，是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气象变化的概括与抽象。就阴阳思想产生而言，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气象变化的科学观察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物候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就是中国古代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而阴阳思想的思维原型就肇始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

本节以古代时间文化为背景，对十二消息卦的卦象提出了新的认识思路。我们认为由乾坤两卦之间次第减少的代表日影的阴爻和渐次增加的代表日影的阳爻组成的两个系列，组合成为完整的周年卦象变化，就是最早以卦象的形式对阴阳的表述。卦象中的乾坤两卦作为一年时间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标志性意义。以下我们把话题集中于“乾”与“坤”，重点从“乾”与“坤”两字的组合方式中，再进一步讨论阴阳思想的起源问题。

三、“乾坤”与“坤乾”

“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乾坤两卦，是八卦中最重要的部分，乾坤两卦之间的演化，构成了整个易学的基础。在十二消息卦中，冬至之坤卦与夏至之乾卦所拥有的阴阳转折性位置，是乾坤两卦在易学中何以地位崇高极好的注解。

乾坤，是易学中非常重要的关目。《周易·系辞上传》云：“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存于乾坤之中。离开乾坤就不存在易。乾坤为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就是变通，而变通是长久的根本。《周易·系辞下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变之通之，天佑吉利，让古圣王垂衣而治的，就是乾坤。在八卦排列中，乾坤是父母生六子的父母之卦。《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周易参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六十四卦之重乾坤，良有以也。有关“乾坤”需要特为辩证的，是《礼记·礼运》中记载的一段重要的文字：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郑玄注“吾得坤乾焉”一句云:“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明确将“坤乾”与传为殷商易学的《归藏》相联系，并名之为“阴阳之书”。同一段文字在《孔子家语》中也有载，文大致同于《礼记》，但记“坤乾”为“乾坤”。《礼记正义》引熊氏云：“殷易以坤为首，故先坤后乾。《家语》改作乾坤，非。”《家语疏证》则认为这是王肃妄改。我关注的是这里的《坤乾》和《夏时》并列，应当也是一套时间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认为“《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如果说春秋时代宋人所传《坤乾》是与“夏时”接近，那么孔子所言《夏时》应当与《坤乾》一样，也与对太阳周年的观察有一定联系。

“坤乾”郑玄注认为是“殷阴阳之书”的《归藏》，这让我想到王充《论衡·正说》所云：“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按照这一说法，《连山》《归藏》《周易》，应当都是同一个体系的知识，都是和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相关的。至于《坤乾》所述究竟是怎样一套时间文化，目前我们所知甚少，做不出更多推论。不过明乎十二月消息卦中乾坤两卦的地位，特别是明乎十二月消息卦中坤卦位于冬至一阳生的循环起始地位，我们就明白了“坤乾”何以纪时，也就明白了与《夏时》同列的何以是“坤乾”而不是“乾坤”。这是因为用于纪时的殷人的“坤乾”，与后来完整的易学应当有所不同。很可能坤卦在这里因为是岁首之卦，是自坤而乾、由乾返坤的十二消息卦之首，所以这里名之为“坤乾”。“乾坤”的叫法，应当是在八卦发展到周秦之世、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六十四卦体系完备后。其时不仅乾与坤之间出现了新的排序，并且如《周易·序卦》所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乾坤”这一新的排序，已经被赋予了非常深的社会文化含义。此后人们开始更习惯于“乾坤”的语序，“坤乾”的说法就变成了异质化的存在，《礼记》的文本也被后来的知识体系所修正，所以在《孔子家语》中被修正为“乾坤”。从这一意义上，与我们熟悉的“乾坤”相比，《礼记》的“坤乾”更需注目，因为这个称谓很可能是早期易学知识体系的孑遗。

在没有统一使用“阴阳”这个词之前，“坤乾”可能是对基于循环的周年时间以及建立在这一知识基础上的多层面知识的一个称谓。《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之外，《礼记》《孔子家语》等早期文献都记载了孔子之杞与之宋观夏商两代之礼一事，并且都有“百世可知”这段著名论断。按《汉书·董仲舒传》云：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这一段也有论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今天对“百世可知”的解释，更多地从孔子观夏商所损益，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为解。如果我们知道“坤乾”和“夏时”是基于循环的周年时间以及建立在这一知识基础上的多层面知识的统称，再看董仲舒“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我们假设夏、商、周三代之礼皆出于“天”，皆以天道一年阴阳变化为基础，那么对“百世可知”一句，在文质之外，或者已经另有其深入理解的余地。

四、乾坤其易之门邪

《周易·系辞下传》引孔子语云：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日影一年之中往复伸缩于圭表刻度之上的过程，让古代中国人联想到门栓插入和抽出的过程。《周易·系辞上传》即云：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这段话说的就是日影如门匙，门匙插入者为闭阖，门匙抽出者为开辟。我们前边阐释十二消息卦阴爻中间空白部分为日影。日影投射于圭表，一如门匙插入，有影者坤。日影短缩于圭表，如门匙抽出，无影者乾。日影年复一年长短变化，往来无穷，此处《易传》有关抽插门栓的比喻，所述正是理解十二消息卦的关键之处，也是理解古代阴阳思想发展的关键之处。正确理解了门匙开闭这一意象，对后面我们解读《左传》有关“八节”的记载很有帮助。《左传・僖公五年》的记载：

傅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杜预《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又《左传·昭公十七年》亦记“分至启闭”云：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这两条记载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一年分为八节最早的记述，对于二十四节气研究非常重要。文中称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启者，开也。闭者，关也。“启”自东北丑寅之间，至正南之午完成，而“闭”自西南申未之间，至正北之子完成。这正是以门匙开闭之“象”陈述日影伸缩之过程，所述与十二消息卦完全相合。所以“八节”中嵌入于两分两至中间的“启”与“闭”，所概括的与十二月消息卦用卦象形象地展示出来的不仅同是一年寒暑之转变，而且取象也都是以门匙开闭之“象”述日影伸缩之意。

“启”与“闭”是二十四节气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有了“启”的立春和立夏、“闭”的立秋和立冬，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八节”。八节后来经常被拿来与《周易》的八卦相互对应，如《汉书·律历志》所云：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

需要强调的是，“启”“闭”两字关联着古人对世界的想象。问题在于在怎样的空间中开闭？开闭的是什么？我在《二十四节气的生成结构》中曾就此有如下论及：

讨论“启”与“闭”之前，有必要就想象问题在方法论上略陈一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想象，一直是人类思想对未知世界的投射，是人类思想飞翔的翅膀，是具有穿透性和超越性的力量。在科学研究中，大胆的设想是无限创造性的源泉。在人类历史中，想象带着人类走进未知，带着人类认识未知，力图在无限的未知世界中投下我们逻辑的影子。古代中国人生活的精神世界中，有对于世界客观的观察，同时也有他们对世界的主观想象。启与闭是在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天地之间。观察与想象共同构成中国古代世界中，与“启闭”直接相关的想象，是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按照《淮南子》的描写，古人想象的世界中，天地之间是被子午和卯酉这两根大绳捆绑住的。为加固天地的联系，又加了四钩。这就是二绳四维。东北维和西南维连起来成一条线，而东南维和西北维连起来成一条线。这两条线的方位与二绳所据正东、正南、正西、正北相对，分别是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这就是四正四隅。

太阳四季循环照耀，这二绳四钩组成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被称为“日廷”。

在古人的世界里，启闭都发生在这日廷之中（图3）。所以“分至启闭”中的“开”与“关”，并不仅仅是对日影的科学观察，还包括科学观察之外的想象的世界。构成古代文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尽最大的努力通过观察和想象理解这个世界。这中间的古今之别，是非常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

如果上述对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的“启闭”观念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从《左传》上面两段记载，我们已经可以确证十二消息卦的卦象早在春秋时代已经是普遍的知识。不仅如此，前引郯子的“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更把分至启闭的形成年代推到了古老的传说年代。特别是“自颛顼以来”一句，让我们想到《国语·楚语下》所记载的著名的绝地天通的故事，云：“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命重黎绝地天通的颛顼受命，尚在少皞之后。如果这段记载反映了历史某一程度的真实，那么十二消息卦的产生年代，已经不止远远在春秋之前，甚至可能远在殷商之前的传说年代。

“乾坤其易之门邪？”十二消息卦卦象所展示的圭表上日影之伸缩，被用门之锁匙、门之启闭这一意象来表述，对于后来的阴阳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展开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看《夏小正》开篇的“正月启蛰”，“启”的含意就变得非常丰富而明确。二十四节气最初惊蛰排位在前，称做“启蛰”，现在看早期这种叫法是大有来头的。“道可道，非常道”，结合上文对坤卦地位的讨论，再寻绎《老子》的“天门开阖，能为雌”“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门，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些话语所表述的意象，含义也会丰富许多。结合十二消息卦的复卦，看《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忘作，凶。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王，王能天，天能道，道能久，没身不殆”，结合十二消息卦一往一复周年的运行，看“大道氾，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成功不名有。爱养万物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看“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篫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习常”，看“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们可以清楚地领受到《老子》中的“天道”实际上是与周年时间循环相关的很多具象、意象和抽象观念组合在一起的。在医学方面，我们看《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构成“五运六气”中核的“开阖枢”这套概念，实际上都是与十二消息卦的卦象出于同一意象体系的，都是基于古人对太阳周年变化的认识这一基础而抽象出来的。

五、论八卦的早期形态

以上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发展角度思考十二消息卦的形成问题，提出最早的八卦可能产生于利用圭表观测太阳一年周期性变化的过程。沿着这一线索思考，本文给予阳爻“—”与阴爻“--”以新的解释，提出最早的阳爻“—”是圭表上没有晷影投射的刻度，最早的阴爻“--”是晷影投射在圭表上面的刻度。在对于阴阳二爻上述理解的基础上认识十二消息卦，我们可以看到乾卦（䷀）为圭表刻度上无晷影，是为夏至；坤卦（䷁）为圭表刻度上晷影贯穿六爻，是为冬至。乾坤两卦之间按照递增、递减的关系形成两个系列：一为晷影日减，一为晷影日增，卦象为晷影一度一度伸缩，所构成者即一年中十二月不同卦象。不过，为强调表现冬至一阳生，十二消息卦的卦象十月对应的是坤卦，将十一月对应为复卦；为强调表现夏至一阴生，四月对应的是乾卦，五月对应为姤卦，是为后来定型的十二消息卦。因为这种掌握一年十二月时间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对太阳的阴影观察太阳，是以“阴”观阳，后来把“阴阳”抽象成为特殊名词，应当就是与此观测方式直接相关。

阴阳思想的形成契机，在于对一年时间变化的整体把握，但最早可能并不是使用“阴阳”这个词语来表达的，而是使用以日阴观察太阳所形成的十二消息卦的卦象。对于观测者而言，这组卦象是眼前随时随刻都正在发生于圭表上的具体形象，但摹画出来成为抽象的卦象，却神秘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因为它是时间之流，展示了天道的循环往复。大哉时也！日月星辰的变化，都在这十二个卦象所表现的时间之流之中，水火金土木的生克变衍，都在这个时间之流之中，父子君臣夫妇，我们人类无不生活于这个时间之流之中，万物春夏秋冬五彩斑斓的轮转，都在这时间之流之中。十二消息卦的卦象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太阳一年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规律性运动，这一规律性运动，在司马谈那里就是阴阳家所讲究的“阴阳之大顺”。顺于阴阳，则是黄老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核心观念。一年又一年时间的循环，一阳起于冬至（坤䷁），在夏至（乾䷀）达到顶点又复归于冬至，所以，很可能阴阳思想早期的另一个表述方式是“坤乾”。因为卦象上表现为晷影在圭表上的一伸一缩，其形如门栓开启闭合，沿着这一意象生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开合”和“启闭”的意象，实际上就是早期阴阳思想的意象性表述。在时间文化上，“启”“闭”观念为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开”“合”观念则见于《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等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影响非常大的核心意象。

还有一个聚讼纷纷的问题由此也可能找到答案，那就是八卦的卦爻何以为六爻。前面说到我赞成庞朴以《管子》所云“作造六峜，以迎阴阳”的“峜”为爻。但对卦爻何以为六爻，庞朴并未多做讨论。现在看，六爻成卦也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认知过程密切相关。

循环是时间生活最重要的特征。昼往夜来，日升月落，春夏秋冬，时间的脚步循环往复、永不停歇。而先民们对时间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早被发现的时间刻度单位应当是“日”。太阳是全地球人认识时间的第一个标志物。先秦时代的《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升与落是一日劳作和休息的时间标志。由昼与夜组成的一天，则是一年的基本单位。汉字中，“旦”字表示太阳刚刚升起，把“旦”倒过来就是古体字的“昏”。比日大一号的刻度是月。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月亮定期的循环变化。王国维在释读殷商时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后指出，殷商时代分一月为四：自一日至七八日曰初吉，自八九日已降至十四五日曰既生霸，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曰既望，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日曰既死霸。可知，至少殷商时代已经对月亮的变化周期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实际上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甚早，考古学证明长江流域一万一千年前已经有人工栽培水稻，一万年前黄河流域已经有黍的栽种。漫长的农耕生活中对月相的显在变化一定很早就有深刻认识，所以有关十二个月圆周期为一年的知识应该是确认得比殷商更早。最初为日影的周年移动设定刻度的时候一定是参考了十二月为一年的知识。分析一下十二消息卦的卦象，我们会看到，十二消息卦以坤卦和乾卦为两段，可分成两个部分。其排列和变化严格按照一定的秩序，即依次增加一个阴爻或增加一个阳爻，所以任何一个卦和左右临近的两个卦比较，六爻中都只各变化了一爻。这样排列下来，一年十二个月就被稳定划分在六个刻度之上，这就是六爻。

六爻的存在意味着早期中国古代的太阳观察中已经纳入了月相观察的成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说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形成的二十四节气，并不是单纯的太阳周年变化，而是在早期就已经参入月相观察的知识。被推测成书于汉代的《周髀算经》，收有古人对这个过程完整的叙述：“故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日月失度而寒暑相奸。往者诎，来者信也，故屈信相感。故冬至之后日右行，夏至之后日左行。左者往，右者来。故月与日合为一月，日复日为一日，日复星为一岁。外衡冬至，内衡夏至，六气复返，皆谓中气。”这是以后天八卦和十二辰为方位对太阳运行的描述。我特别注目的是“六气复返，皆谓中气”这八个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文第二节所引《周髀算经》对六气往返于“外衡冬至，内衡夏至”的“七衡六间”之中的周年运动情况的具体描述。其中说到的“以当六月节。六月为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正是月相介入二十四节气观测的直接话语。六气一往一返为十二气，这就是二十四气的十二中气。与中气关联的是十二节气。《汉书·律历志》云：“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故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馀于终，事则不悖。’此圣王之重闰也。”和十二月六气往返的中气相对，是十二个节气。四时者，四季也。古人所谓“时”，经常指季节，按照文中逻辑，四季是用来标识“启闭”的，所以“启”与“闭”都是节气。八卦的六爻，具象说是圭表上反映日影伸缩的刻度，抽象说就是一阴一阳的天道。《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与晦明所言月象变化相对，这里的阴阳所说的应当就是日象变化抽象出的说法。

对十二消息卦的上述分析，还在提醒我们几个重要的问题点，这就是最早的卦象可能是六爻组成的别卦，而三爻组成的经卦，反而出现在六爻卦之后。这和我们通常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审视一下十二消息卦的卦象，实际上包含了八个经卦中的乾（☰）、坤（☷）、艮（☶）、兑（☱）、震（☳）、巽（☴）这六卦的卦象。但二阴包一阳的坎卦（☵）和二阳包一阴的离卦（☲），却并不在十二消息卦中。这意味着最早依靠日影观测所取得的抽象的经卦卦象只有六个。换言之，乾（☰）、坤（☷）、艮（☶）、兑（☱）、震（☳）、巽（☴）这六个经卦是按照日影观察的卦象最早被排列出来的，而坎卦（☵）、离卦（☲）的产生应当是在后，并且依循的是其他的画卦原则。

八卦和易学涉及中国文化的根本，值得我们去追索和探寻。八卦是占卜的工具，八卦的卦象既抽象又具象，究竟是什么年代、最初如何产生，并没有一个可以完全说服所有人的解释，但可以推想其形成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阅读《周易》也会感受到这本著作应该是经历过非常复杂的成书过程。从考古学的视角看，目前我们找不到证明十二消息卦的卦象出现于远古的直接证据，但中国南北方农业文明都有上万年的历史，对于这万年以上的时间中发生过达到怎样高度的文明，历史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对远古的文明我们切切不能小觑，仅以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为例来看。在距今5300年前的遗址出土了玉龟和龟腹的玉版，这足以让人联想起后来流传广泛的著名的“元龟负图出”“大龟负图”之类洛书传说。而我更关注的是凌家滩出土的一块三角玉牌（图4）。在这块玉牌上围绕中线对称地细致而准确地各画出十八条短线，合为三十六条短线。如果我们想象这是微缩的以六爻为刻度单位的圭版，那么每爻恰恰可以由三条短线组成一组。45度角的玉牌上，斜向于同一方向的三十六短条线，正好表达一往一复的过程。而每一条短线如果代表十天，就正好是一年之数。以上这些推想虽然只是出于笔者个人书斋中的玄思，但这块玉牌形状如此规则、刻度如此整齐，将它与同时出土的和太阳信仰关系密切的玉龟和玉版联系起来看，则玉牌的存在，足以提醒我们那些没有文字、没有金属的年代并不是文化的空白。

先天八卦传为伏羲所画。如《周易·系辞下传》所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先天八卦的方位，排列次序是依据《周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逆数也”而得。这是依照乾坤、兑艮、离坎、震巽相错排列，即“乾坤纵而六子横”。后天八卦一传为文王幽于羑里时所画。后天八卦排列次序，是依据《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这段话而来。先天、后天八卦中，后天八卦出现得比先天八卦早，而伏羲先天易一直被认为是宋人所作，但张政烺等学者据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中的“帛书易”推断，先天易有更古老的传承。这意味着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都很可能有非常古老的传承。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卦象（图5），会发现乾坤、坎离、震巽、艮兑这四对在先天八卦中两两相对的八个卦象在后天八卦中情形非常不同，不再是相同的对置关系。其中，乾坤、震巽、兑艮的对置关系都被打破了，只有坎离两卦的对置关系是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所共同的。与后天八卦六经卦错乱相对照，坎离两经卦这一稳定性是格外惹人注目的。前引《管子·轻重戊》那段文字之后还有一段叙述历代圣王别轻重的话，为：“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

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

，合阴阳，而天下化之。”这其中最后一句“周人之王，循六

，合阴阳，而天下化之”，也是与八卦密切相关的话。重点是“周人之王（文王）与“迎阴阳”不同，是“合阴阳”。虙戏（伏羲）“迎阴阳”与周人之王（文王）的“合阴阳”差别何在？我以为这其中最根本的差别就在“迎”与“合”之间。以圭表测日时，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而冬至与夏至的卦象就是日影贯穿圭表六个刻度的坤（䷁）和圭表没有日影贯穿刻度的乾（䷀），一为阴极一为阳极，八卦的主轴就是代表阴阳秩序的乾坤两卦，所述应是先天八卦的卦象。而“合阴阳”重在“合”字，主轴应是代表阴阳变化的坎离两卦，所述是否应是后天八卦的卦象？八卦的形成秩序，可能是“十二消息卦→六经卦→八经卦”的发展次序。至于这一变化过程如何展开，坎离如何后来编入成为经卦，这涉及坎离两卦的如何产生及其性质与作用，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题目有待今后深入讨论。

以上对八卦早期状态的追索，还让我们思考中国文字最初如何产生这一大问题。孔安国《尚书序》云：“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伏羲、神农、黄帝时代的“三坟”固是传说，但如果十二消息卦卦象如我所推断产生极早，我认为说早期八卦的卦象与中国文字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却是可能的。以简单而抽象的卦划，表述一年时间周期性变化，起自早期圭表的卦象，以具象的形式表达如此抽象的含义，这一定给后来发明文字者非常大的启发。从这一意义上，八卦可能真如《尚书序》所言，与中国文明的“书契之始”密切相连。

“易以道阴阳”，讨论中国古代的阴阳思想离不开周易和八卦。八卦是中华文明最具有符号学意义的文化。产生于上古的八卦集象数于一身，对古代中国世界的认知结构、核心逻辑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八卦如何生成？如何最终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模式？这些是中国古代文化溯源研究的重大课题。以上我们通过对十二消息卦的解读，追索了八卦产生的早期形态，从中看阴阳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可谓其来久远。两者之间的关联，甚至可能追溯到古老的传说时代。那么，是怎样一些中国古人发现了时间的秘密？是怎样一些人将对一年周期的认识最终抽象成阴阳思想的呢？

六、阴阳思想是由什么人发明的

讨论阴阳思想，首先应当注目的是中国古代的阴阳家。在古代，他们与阴阳思想的产生和应用关系最为密切。阴阳家是些什么人呢？是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群人。班固《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班固指出阴阳家“盖出于羲和之官”，这是非常重要的提示。羲和事早见于《尚书·尧典》：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按孔传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即羲氏与和氏是世代掌管时间知识的官员。《艺文类聚》五卷引《尸子》曰：“造历数者，羲和子也。”据此则可知羲和一族与历法知识传承关系密切。“重黎之后”这个身份很不简单，他们是古代掌管时间、负责观测太阳和四季变化并编制历法的官员。按，《尚书·吕刑》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孔颖达疏：“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在中国古代神话之中，“绝地天通”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按照今天神话学者们的解读，这是将沟通天地的工作从一般人的生活中独立出来，是职业化知识人产生的重要契机。而根据前述记载，我们知道重黎是“绝地天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角，在上古应该是很大的人物。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传说中的重黎的后代羲和一族，与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和编制历法这一工作缘分极深。换言之，正因为羲和一族负责观测日月星辰和大自然时间的变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的知识传承，他们才能从事特殊的沟通天地的工作。

关于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职掌，《史记》有比较多的记载和交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又《史记·天官书》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而按司马迁自述，他本人就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就是汉时有关星象方面的大家，“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在古代这套与时间相关的知识内容是包括了非常艰深、神秘而且专门的知识，是一定需要持久的积累和传承才可能成立的知识。而司马迁就是这一知识体系的传人。

《史记·历书》载：“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这里的“传天数”自是与天文历法相关的知识。又《前汉纪·孝宣皇帝纪二卷第十八》：“丞相又奏言：‘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时之节，以敬授民事。’”在汉代，羲和之官掌管天文历法为常识。例如《汉书·成帝纪》阳朔二年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又《汉书·魏相传》曰：“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这里“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以乘四时，节授民事”指称的都是这一职掌。所以班固所云“羲和之官”，说的应该就是古代专门掌管天文历法方面工作的官员。

此外，有关羲和我们还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一些足资参考的记载。在《山海经》的世界里，不仅羲和是母亲，羲和是主日月、主四时的官员，而且还记录了羲和一族生活的羲和之国。羲和是太阳的母亲，是人类光明的缔造者。《大荒南经》记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归藏）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其后世遂为此国。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旸谷虞渊也，所谓世不失职耳。”羲和之国所职是观测日月明晦，“世不失职”。

在《楚辞》的世界里，羲和是太阳的御者。《离骚》中有：“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又《楚辞·天问》称：“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王逸注称：“羲和，日御也。”又《初学记·天部》：“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晏食。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迴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舂。顿于连石，是谓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沦于蒙谷，是谓定昏。”徐坚引许慎注曰：“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按照这种描述，太阳是乘坐在一辆六龙牵引的车上，而羲和则被想象为驾车驭手，掌控着太阳行进的里程。至于为什么会是六条龙，不能不让人想到我们前面所谈及的圭表上的六条刻度——六爻。《世本·作篇》说“羲和作占日”，宋衷注：“占其型度所至也。”张澍按：“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长短也。”懂得观测太阳影子长短的变化，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发展中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论是作为母亲生诞太阳，还是作为御者掌握太阳行走的进程，所有这些想象的根源，很可能都源于羲和负责观测日月星辰，特别是观测太阳变化这一职业。

羲和一族因能够计算天象成为专业观测人士，因此也会因天象变化而获罪。《尚书·胤征》即记胤侯因“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而帅众征伐之的故事：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汉书·艺文志》所收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其书多已逸散不见。就中“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应是邹衍的著作，内容大概少不得谈天地有始无垠、以小推大、叙五德始终，其他内容则不可尽知。但排在两部邹子著作之后的“张苍十六篇”，应与律历相关。参诸《史》《汉》所载，张苍为阳武人，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善用算律历”，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张苍“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言汉土德时，其符黄龙见，当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苍，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立土德时历制度，更元年。苍由此自绌，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为让，苍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谥曰文侯。《汉书》记苍“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由此可推知，此十六篇当即十八篇之逸，而内容与阴阳及律历相关。按《汉书·艺文志》有“天文”“历谱”“五行”，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相关的知识多收于此。而班固独列张苍书于阴阳家之列，是因为他认为邹子与张苍之书，在多论阴阳方面是属于同类的。从这里也能看出阴阳和历法之间互相是有密切联系的。张苍以外，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自述，他的家族就是羲和一族知识的传人。

上古的“司天”与“司地”，一定都是掌握非常专门知识的。借助文献，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事实：即上古已经出现复杂的社会分工，神话中的羲和一族因为掌管有关日月星辰观测，特别是太阳观测方面的特殊知识，成为了传承观察太阳、月亮、星辰变化以及掌握时间和历法的知识群体。这一知识群体或称“羲和之官”，其流裔即后世的阴阳家。他们是古代社会中直接承担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构建的一群人，也是与我们所要讨论的阴阳思想的产生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群人。

七、阴阳：对一年“大顺”的概括与抽象

古代的阴阳家是阴阳思想最直接的拥有者、代表者。对阴阳家议论中最著名的，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其云：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从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来分析司马谈这段文字，我们注意到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大顺”。这是一个和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关系密切的关键词。这个词前边联系着阴阳家，后边联系着道家。盖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所“序”的是有关自然时间变化的知识，道家“因阴阳之大顺”，则是人的行动如何遵循自然时间的变化，“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求“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从文章结构而言，《论六家要旨》乃司马谈纵论天下思想的重要文献，篇幅虽短小，但谋篇布局，一字一句，皆见斟酌，概括之力，透于纸背。而六家前后排列，也当自出机杼非由妄列者。所以，其置“阴阳家”为“六家”之首，置道家为六家之尾，是非常值得琢磨的事情。我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起手于阴阳家，终结于道家，中间依次排列儒、墨、法、名，明显是有一种分合式的结构意义在。因为阴阳家与道家之间，在文中的“四时”与“阴阳”之间，是有阴阳思想相互贯通的。所以这一排列很有将“阴阳之大顺”放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发展历程的前提和终点位置的味道。“阴阳之大顺”就是“天下百虑归于一致”的“致”，是“同归而殊涂”的“归”，是《论六家要旨》中反应执笔者最为注目的“究天人之际”的核心内容。

“序四时之大顺”与“因阴阳之大顺”，这里的“四时”与“阴阳”，言虽殊而意实同。“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文子·下德》云：“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句话也见于《淮南子·本经训》。我们说《论六家要旨》一文中的“阴阳”与“四时”之间有阴阳思想相互贯通，是有充足的文献证据的。我们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说法:“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段话中的“阴阳”，明显是与春夏秋冬构成的四季秩序、与两分两至和四立构成的八节秩序、与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的秩序是并列的。而四时、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都是古人对一年时间不同的划分。由此看来，“阴阳”一词，明显也是古人对一年时间的一种划分，和四季、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一样，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点可以在中国古代其他典籍中找到很多旁证。先秦典籍中将“阴阳”和“四时”并举者有很多。如《庄子·知北游》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这是将阴阳与四时并称。《墨子·辞过》引圣人之传云“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这是直接以四时为阴阳。《管子·乘马》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可知阴阳的“推移”“利用”“化”都是在春夏秋冬四季之中。《管子·四时第四十》称“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经者，织也，即四时与阴阳是编组在一起的。而《黄帝内经·素问》所称“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则不仅将阴阳与四时并列，而且将阴阳四时看成是“万物终始”“死生之本”，认为生活过程中顺之者远离疾患，逆之者多灾多害，这与《论六家要旨》中“因阴阳之大顺”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深有异曲同工之意。那么，阴阳与四时究竟是怎样组合到一起的呢？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管子·形势解》回答得非常明确:“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一年四季的变化，就是阴阳之气的变化。春夏阳气生并由弱而强盛，秋冬阴气生并由弱变强。一年又一年就是这样阴盛阳衰到阳盛阴衰不断循环，所以一年中“阴阳”的变化与“四时”的变化相互之间是贯通的。在这一层意义上，阴阳和四时、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一样，都是对一年时间的一种划分方式。我认为，代指一年划分单位的“阴阳”，所指的就是构成十二消息卦自坤而乾和自乾而坤这两个序列。

确认在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阴阳”和四时、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一样，是对一年时间的一种划分方式，对我们认识阴阳思想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因为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的本源，就是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气象变化的概括与抽象。就阴阳思想产生而言，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气象变化的科学观察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对太阳周年运动与其带来物候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就是中国古代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阴阳思想的思维原型就肇始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

八、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

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在哪里？古代中国人构想出阴阳思想这样复杂的思想方式的原型何在？中国古代这种拥有一分为二、对立、依存与转化为思维特征的思想方式，究竟是如何起源的？这些问题关乎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特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点。

在阴阳思想起源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已经面临着一个研究模式转换这样非常重大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与中国文化如何完成研究范式的更新直接相关，是今天我们这一代学者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就目前而言，这一领域研究的通说是一个“科学化”的研究模式，它包括从文字学角度追寻“阴”“阳”二字最早的出现和使用，包括从《尚书》《左传》《诗经》等早期文献中有关阴阳的用例来展开讨论。尽管这个研究模式是科学化的，每一个细节都中规中矩，但却既不能摆脱依照今天的学科意识，科学地“切割”古代知识的惯习，又缺乏对于上古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特殊性的认知，没有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整体性的观照，显示出非常大的局限性。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不仅出现在阴阳思想这一局部，整个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研究，都同样存在一个研究模式亟需突破的问题。

构成我们中国古代思想最核心组成部分的阴阳思想究竟是怎样生成的？是源于哪一位或几位哲人的幽玄之思吗？是从汗漫无边无所依傍的空想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吗？是思维发展自然而然的进步吗？不是的。这样一套完整的思维模式一定有其成型的契机，有一个在现实社会中客观而坚实的依托。阴阳思想是一个体系化的思想，它是古人以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为依托，建立在自己对时间科学实证观测和对世界的想象的基础上概括、抽象并最后完成的。我认为，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物候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就是中国古代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阴阳思想的思维原型就肇始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物候变化的概括。一如前面所讲述的，我们可以使用阴阳，也可以使用冷热、湿燥、寒暑等概念。这一点不妨参照一下郭店楚简的《太一生水》：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冷热。冷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冷热之所生也。冷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

“太一生水”这段文字的根本逻辑，在于它反映了古人如何理解“成岁”，即如何理解一年时间的生成。对一年的时间历程的理解才是《太一生水》全文的核心。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视角看，《太一生水》是有关时间文化非常重要的、必须认真分析研读的文献，限于本文题目，更多的分析我们别文探讨，这里只讨论结构成“岁”过程中的几组概念。作为对一年的概括，这里至少有阴阳、冷热、湿燥这三组概念，并且这三组概念显然是互相联系的，并分别表现了一“岁”的不同侧面。那么，阴阳为什么可以用作划分一年的单位？在阴阳、冷热、湿燥等对立性词组中，为什么最后选用了阴阳？为什么最后使用的是“阴阳”来概括拥有一分为二、对立、依存与转化为思维特征的思想方式，而不是四时、冷热、湿燥这些词汇作为概念呢？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与古人对太阳的观察和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诸多变化有关，特别是必须将通过圭表观测日影这样具体的观测技术细节引入进来。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人正是通过对日“阴”的观测，最终把握了太阳周年变化的规律。最终使用“阴阳”抽象概括和表述，与对这一观测技术细节的认识应该是直接相关的。与冷热、湿燥等相比较，抽象而又具象的阴阳一词更具张力，更适合综合性的表达。

如果我们将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物候变化带入阴阳思想中，将冬至和夏至作为阴阳二气两个变化的极点来看，我们会发现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物候变化和阴阳思想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完全是若合符节的。我们姑且把一年温度变化的“寒暑”带入阴阳思维之中略加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到这样的逻辑展开：第一，寒暑是一对对立的概念。第二，太阳的周年运动带来大地从寒变暑，又从暑变寒。第三，天地之间就是一个寒暑一直在不停顿地转换的变化过程，所以必须从变化的角度认识它。第四，太阳的周年运动带来大地寒暑变化有两个重要的极点。这两个点是寒暑转化的点。过了这个极点寒或暑会由弱而强最后达到鼎盛，但到了鼎盛之极就又是转折点，寒或暑由此又进入由盛而衰的过程，另一方进入由弱变强的过程。第五，寒与暑都以对立的另一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寒可转暑，暑可转寒。第六，寒与暑的循环过程，就是万物的出生、成长、衰败、死亡的过程。我们将寒暑这两个概念替换为阴阳，就是由一分为二、对立、依存与转化为思维特征的寒暑思想。当然，这里的寒暑还可以选用更多对立的替代词汇，比如冷热、湿燥。只要将它放入“岁”，即一年的框架之中，阴阳思想内涵的逻辑框架几乎就完全适用。由此我们回视把阴阳与四时并列，把阴阳也作为对一年进行划分的一种方式，再来读《墨子·天志中》所讲到的“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灾戾疫凶饥则不至”、《鹖冠子·泰录》讲到的“闓阖四时，引移阴阳”、《管子·乘马第五》所讲到的“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些表述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的逻辑环节，这就是阴阳实为对太阳的周年运动带来大地万千气象变化的概括和抽象。阴阳与四时的联系，昭示思考阴阳思想起源时的一个全新路径，这也是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发展过程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的新路径。

本文的切入点是逻辑上论述了十二消息卦不是后天偶然被发现的，而是在六十四卦形成过程中结构生成的，十二消息卦的卦象是依照圭表之法对十二月日影伸缩的抽象。向前推进一步，本文还指出十二消息卦应当是八卦最早的原型，而这十二卦的卦象，应是八卦最早的卦象。使用还原观察太阳周年的变化过程的方法是证明这一假设的关键。我们提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十二消息卦所反映的通过圭表之法科学观测并掌握日影在一年中的周期变化，以及这一变化与自然环境诸种变化之间的联系被逐渐概括抽象，沉淀为我们今天称为“阴阳思想”的思维方式。古代最早掌握阴阳思想方式的，是阴阳家。羲和一族观察掌握太阳运行规律除了使用肉眼观察太阳的变化，如日出日入等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科学的观测手段应当是使用圭表。

《周礼·地官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有注云：“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测犹度也，不知广深故曰测。”郑众又云：“测土深，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日南谓立表处大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大北，远日也。景夕谓日跌景乃中，立表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远日也。”郑玄则进一步阐释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景短于土圭谓之日南，是地于日为近南也。景长于土圭谓之日北，是地于日为近北也。东于土圭谓之日东，是地于日为近东也。西于土圭谓之日西，是地于日为近西也。如是则寒暑阴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礼》所记载的上述方法是上古圭影测日技术的总结。中国古代的时间文化体系中，用圭表观测日影是太阳观测中最科学、最重要的方法。圭表测日也是对后世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最重要的科学手段。十二消息卦应当就产生于圭表观测日影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发现气候变化与太阳在天空的可视位置密切相关，并发明了圭表测量太阳运动，找出其变化的规律。今天在天文考古学领域，围绕中国古代有关圭表测影的技术发展过程，冯时已经有一系列非常深入的研究。冯时认为被用来辨方正位、睽气定时的圭表“作为最古老且朴素的天文仪具，其起源年代已经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古人以其观天地阴阳之体，正位辨方，定时考闰，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内涵的人文传统。”八千年前的古人最初如何立竿见影进行观测，具体我们找不到更多文献记载，但十二消息卦中隐含的由坤至乾的十二个卦象，无疑是八千年来古人以圭表观测日影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记录。在古人按照十二月的刻度，将日影变化抽象为十二组卦象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将三十日日影抽象为一根根爻线。正是在这象数之间，中国古代的阴阳思维原理后来一点点成长，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思维特征。

来源：《中国农史》2024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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