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算法”认知差，方能形成共识

归根到底，算法应当服务于人，提升用户、商家、劳动者等各方的福利。

撰文丨艾川

2024年12月27日，美团宣布，将逐步取消骑手超时扣款，推动从负向处罚向正向激励的转变。

这自然是一个令舆论振奋的好消息，以至于稍稍忽略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当天美团共宣布了八项算法改进举措，最核心的信息在于“算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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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舆论场上关于算法的争议不断，几乎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第一热词。

舆论言必称算法向上向善，但究竟什么是“上”和“善”呢，却是人言人殊，社会各方存在着不小的“认知差”。

说得再直白点，算法是平台经济中交易规则的一种体现形式，其涉及多方利益，一定意义上的博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各个群体对于如何改进算法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利益诉求。

比如电商：消费者希望靠仅退款来保障自身利益，而小商家则对仅退款深恶痛绝，当消费者利益与商家利益相互抵牾时，平台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需要推动规则改进，找到最优解。

比如网约车：消费者一边希望尽可能的更便宜点，一边又投诉司机“吃住在车中”带来的臭车问题；当平台方历经多年巨额亏损后，刚开始进入小额盈利阶段，却发现又被诟病为“抽成过多”。

更典型的可能还是网络外卖。外卖的特殊性在于，除了餐饮企业、消费者与平台这三方之外，还有外卖骑手这个“第四方”的存在，利益诉求由此变得更多元、更复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舆论对外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上，外卖送餐时效、小餐饮店食品质量都陆续成为批评对象。

但这两年，舆论对外卖的关注点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从“消费者导向”转为“外卖骑手导向”，越来越多地关注外卖骑手的生存境况。

劳动者权益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观念上的进步。但很多人往往忽视了这一进步的潜在前提：外卖消费者的权益已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保障。

比如在外卖平台的算法中，出餐时效一度成为重中之重。

很多人喜欢将外卖骑手的利益与平台对立起来，这或许有一些道理，但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比如出餐时效，消费者的诉求与骑手的权益就是有冲突的。

可以这么说，就算法改进而言，容易改的，那种每个群体利益都得到提升的田园牧歌式改进恐怕都改得差不多了，这在经济学上还有个专门术语叫“帕累托最优”。而下一阶段有改进需求的，很可能都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复杂利益重构，借用经济改革的术语说就是：算法改进进入了深水区。

而这种利益重构，平台固然责无旁贷，但消费者与外卖骑手这两者的关系恐怕也将面临一定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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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进入了深水区，可能涉及到利益重构，下一阶段的算法改进如何推进呢？如何形成共识呢？

这就是算法公开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算法改进及治理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只有将未来的算法改进，建立在积极听取骑手、消费者、餐饮商户、监管层、专家学者等多方反馈意见的基础上，放在更为开放的公众视野中进行讨论，才更有助于弥合各界认知差距，形成基本的治理共识。

简单说就是，把算法改进中可能涉及的利益重构，放在台面上说，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以及各个环节的意见，通过公开透明的博弈，减少因不透明而引发的争议和误解。

推动算法公开透明，并倾听社会各界的声音持续改进，这是有意义的一步。公开讨论、试点改进，方能消弭外界对于算法的认知差距，也能够帮助公众脱离“算法困住骑手”等的单一视角，在更科学、更合理的立场看待问题。

事实上，这已经是美团推动的第八轮算法公开及改进专项。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在3年多的时间里，美团已先后7次向社会公开算法机制和改进情况。第一次算法公开时，美团即公布了“预估到达时间”的计算规则，并宣布在异常场景下为骑手提供时间补充。

从这个意义而言，美团此次宣布“将逐步取消骑手超时扣款”，可以看作一个久久为功的渐进式改进、长期主义式改进。

毕竟，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本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过重要作用。但骑手利益，与消费者利益，都不可偏废，任何算法改进都需要敬畏心，如履薄冰纤悉不苟。

比如这次“逐步取消超时扣款”的新闻下，有不少消费者和骑手的真实评论。

有消费者表示，“如果外卖在你点的两个小时后才到，这饭还有吃的必要么？辛辛苦苦上一天班，还得吃冷饭吗？”

有商家则表示，“我亲眼看见骑手非要接满9单再走，我问他超时怎么办，他说不在乎。即便有两个超时的扣钱，这一趟下来也赚得划算。”

有外卖骑手则称，“本人乐跑骑手，超时就是商家卡餐。商家理所应当的认为27分钟内出餐没事，就导致骑手手里的订单特别紧张。”

立场不同，视角自然不同。消费者想要尽快送达、商家想要多出订单、骑手希望多赚收入，而平台算法只能均衡多方利益需求，试图找到最大公约数。

换言之，关于算法的改进，任何一条规则的调整，背后都牵涉到多方的利益，和具象的需求。这些激烈的讨论，也是外卖这个多边交易市场中牵扯到的各方利益均衡。

算法应当服务于人，提升用户、商家、劳动者等各方的福利。但利益重构是需要时间、耐心及社会舆论储备的，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公开透明。

引导算法向上向善，算法公开机制是筚路蓝缕第一步。

03

这几年，为了算法改进，美团召开了近400次骑手恳谈会。

消费者有知情权，外卖骑手当然也有。

当具体到配送算法的改进时，来自一线劳动者，也就是骑手的反馈自然更为至关重要。

钱伯斯提醒过我们，“自己冒险是一回事，而鼓励其他人冒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关于外卖骑手的算法改革中，也应该更多站在骑手的立场，努力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生产逻辑，而不是站在“为你好”的立场，将某种改革方案强加给他们。

最近美团召开的骑手恳谈会上，邀请多位骑手代表、专家学者展开对谈。其中，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的一句话，令人深以为然——“骑手一天干多少小时是劳动者自主决定，这个疲劳问题，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问题，如果大家不在他们的处境，是体会不到挣1块钱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

什么是温度，什么是人性，现代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些共识有刚性的一面，但还是应该考虑到不同劳动者的多元需求。

这段时间，美团一直在试点骑手的防疲劳机制，避免骑手过度劳动影响身心健康。

华东区域试点的数据显示，大部分骑手在社交媒体及访谈中表达支持，主要认为强制休息的规则使得骑手的订单和权益分配更加公平；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骑手不支持，明确表示了“还想多跑几单”。

防疲劳机制当然是要推进的，但如何推进，不同劳动者的主观意愿也应当得到尊重。

这也提醒我们，在推进防疲劳机制的类似算法改进时，不应当受困于某种过于空泛的价值理念，而是应当放在以一线劳动者为主的公众视野中进行调研与讨论，方能得出更为妥善的算法改进方案。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在某些时候，公众的关爱与骑手的诉求也并不一致。

比如，公共出于同情心，往往都希望骑手等新就业群体人人上满社保。但大部分骑手的心声往往是：给我们更多的到手收入。

算法占据了舆论场的中心位置，但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面临的问题，不止于算法问题，甚至也不止于平台经济问题。

这些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了不少新就业群体的生活时而陷入窘境。

这些“故事”，有些是真的，有些只是流量思维的夸大。

但绝大部分“真问题”，远不是算法改进可以“改进”的。

青年农民工群体如何融入城市，如何改善职业发展，和收入有关，与平台有关，更与教育、户籍、福利等等社会机制有关。

打个比方，一位外卖骑手的孩子如何在城里上学，享受城市儿童应当享受的权利，看似无所不能的算法对此却无能为力。

哪怕是收入问题，当然与具体企业相关，但又怎能不与社会经济大环境、就业大环境息息相通呢？

算法的背后，平台经济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悲欢喜乐，并不抽象。

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