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北宋名臣余靖的庐山题记

作者：黄澄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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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2年4月10日《九江日报》。

日前，庐山石刻专家曾亮亮先生于三峡桥（又名观音桥）下新发现一处未见于任何记载的石刻，因年久风化之故，漫灭难识。2021年12月18日上午，曾先生与笔者再游三峡桥。初冬的三峡涧异常静谧，一泓清流婉约而下，完全没有东坡先生所说“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的气势。

新发现的石刻位于桥底东端南侧第三石上，站在西端“金井”处仰观，距离超过六米。我们用相机拍摄照片，经电脑处理后，初步辨认为“郡人□次麦陈子□□□□□□□□□□以嘉定乙亥□□十一日£赵伊仲□登云携酒□桥，诵山谷先生‘临思’之句，敛衽而退。”显然，这是在公元1215年某月的11日，本郡几位文士于桥边饮酒赋诗，然后想起黄庭坚（号山谷）“式告游者，临危思孝”之句，惕然而退。

之后，我们又对西端桥柱下另一石刻中“治平”两个字产生了兴趣。三峡桥建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治平元年（1064）距离建桥只有五十年时间，距今已近千年，这自然是桥下现存最早的石刻之一。它刻于桥柱正中两块平整的大石上，五列五十七字，可辨仅二十七字：“□□尚书前知□州兼广东‖□□□□□□□靖虞部□‖□□□□□□□同游治平改‖□□□□□□□十日大理评‖事签□□□□□事杨度题。”

查（明）桑乔《庐山纪事》，只录有“治平改元甲辰闰五月二十日大理（缺）事签书判官厅公事杨度题”二十五字，后世各种庐山志书多照录。其中所谓的缺字，其实是“评”字，至今仍可辨，可能因处于边缘且模糊，误当缺失。而“元甲辰闰五月二”及“书判官厅公”等十二字今已不可见。令人费解的是至今仍清晰可辨的“尚书前知”、“州兼广东”、“靖虞部”、“同游”等字直接被各志忽视了。

正当我们为此倍感疑惑时，吴国富教授微信发来大作赐赏，于是向他提及此石刻。学富五车的吴教授根据“尚书”、“广东”、“靖”等字猜测可能与北宋名臣余靖有关，一下点醒了我们。余靖（1000-1064）字安道，号武溪，谥曰襄，广东曲江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与欧阳修、蔡襄、王素等并称贤御史。后来平叛于两广，卓然有功，擢工部尚书。

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余靖弃华取质，与蔡襄等文名并列。查欧阳修为余靖所撰神道铭，题为《宋故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充集贤院学士、前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提点银铜场公事、充广南东路兵马都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并序》，其官职与此石刻非常吻合。

1064年，宋英宗改元治平，余靖知广州任满，敕守工部尚书。他先回曲江小住，再顺赣江而至洪州（今南昌），经吴城下鄱阳湖，五月在吴城松门岛写了《晚至松门僧舍寄怀李太祝》及《松门守风》两首诗。旧历的五月，正是鄱阳湖气候多变的时候，“飓风生海隅，余力千里曀。”他在松门因阻于大风而停留，闰五月二十日游三峡桥在时间上是极可能的。周必大曾在乾道三年（1167）年游庐山，笔者又在其《庐山录》中发现有“下视桥柱，余靖、元绛皆刻姓名”的记载，再次有力地证明了吴教授的猜测是准确的。综上所考，此通被历代庐山志书误读的石刻的内容应该是：

工部尚书、前知广州兼广东‖兵马都钤辖余靖，虞部□‖□□□□□□□同游，治平改‖元甲辰闰五月二十日，大理评‖事签书判官厅公事杨度题。

余靖作为职位最高的人，是本次游行的主角，题名记本应由他亲自书写，而这个题名记为什么是由杨度题写的呢？原来，余靖此时已是年届六十五，长期的舟车劳顿，身体应欠佳。杨度是会稽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此时应是以大理评事签书南康军判官厅公事，是地方陪同官员，因而由杨度题写。此石刻记载了余靖、虞部某官及杨度等人于1064年同游三峡桥的史实。一个多月之后，余靖即病逝于南京。闻其去世，英宗为之辍朝一日，文豪蔡襄、欧阳修分别为其撰墓志铭及神道铭，哀荣至极。

余靖是与欧阳修、蔡襄齐名的北宋名臣，在庐山除了留下此石刻之外，是否还留下了其它文字呢？笔者仔细阅读了余靖的《武溪集》。集中除了一首《过大孤山》诗与庐山有关之外，还有《庐山栖贤宝觉禅院石浴室记》《江州庐山重修崇胜禅院记》《庐山归宗禅院妙圆大师塔铭》《庐山承天归宗禅寺重修寺记》等四篇没有被历代《庐山志》收录的碑记，保留了不少庐山史实，也为我们澄清了一些历史疑问。下面按照时间顺序作简单介绍：

第一，《庐山栖贤宝觉禅院石浴室记》中说栖贤寺在住持澄諟大师的提议下，浙僧希昱、能湛募得缗钱二百万，“凿山筑基，砻石构堂。”天禧四年（1020）年开始谋划，至乾兴元年（1022）成浴室十一间。

第二，圆通寺在庐山石耳峰下，由南唐后主李煜肇建于乾德二年（964），命僧缘德住持。庆历间（1041-1048）再有高僧居讷主之，并与欧阳修及三苏相往还，成一时风流佳话。其实，南唐灭亡后，圆通寺即荒圮。而居讷之前，是谁重建了圆通寺呢？《江州庐山重修崇胜禅院记》恰好弥补了记载的空白。原来，在景祐（1034-1037）初，州府请禅祖志珂入住圆通寺。志珂也是曲江人，少年出家，嗣法于琅琊慧觉广照禅师，为临济宗南岳下十二世高僧，学问通达，见识机敏，游居庐山多年，著《轴禅录》七卷，盛行于世。

此时，圆通寺早已失去往日皇家寺院的辉煌，简陋狭隘。志珂“自丙子（1036）经营，至甲申（1044）落成，轩槛回合，凡三百馀楹。雕琢金碧，皆极研丽。无有远迩，宾到如归。”显然，正是志珂多年努力，圆通寺辉煌再现，之后居讷才主圆通。南康知府祖无择有《赠庐山崇胜珂长老》诗：“珂也僧中秀，曹溪得祖衣。云泉聊适往，瓶锡遂忘归。九月秋风老，千山暮雨霏。我来陪静话，相对两无机。”

第三，自宝禅师（978-1054）为五祖师戒法嗣，以“卖生姜汉”著名，宋仁宗赐号妙圆大师。传说自宝住归宗时，某天拄杖出门，正值县尉经过，呵令避让，自宝侧立道左，但县尉的坐骑见到自宝，却跪伏不行，县尉知道遇见高人了，于是对其礼拜再三。

然而自宝住归宗的时间却是众说纷纭：李勤合、滑红彬二先生在《庐山佛教史》认为“明道（1032-1033）前后，自宝禅师来到庐山，成为归宗第十八世住持。”戴逢红先生在《黄龙宗简史》说：“慧南二十三岁时（1024）始出游方，他先到庐山归宗寺，参云门宗自宝禅师。”他们大约都是根据《禅林僧宝传》等传灯录的记载所推知，慧南生于1002年，十九岁落发受戒，然后远游至庐山归宗参自宝，再至栖贤依澄諟。但《指月录》说洞山晓聪禅师于天圣八年（1030）六月示疾，遗令自宝主洞山，此时自宝还不甚出名，地方官员不放心，特为此函询五祖师戒禅师。

自宝1030年主宜丰洞山之后，经过一番努力，“四方禅学，闻风远至，户外待次，毎至宵分，擅施委积，库司常余百万。”后迁居黄檗山，一改黄檗“僧才数十，而饘粥弗充”的颓貌。这些大作为都不太可能在两三年内完成。余靖于1059年撰《庐山归宗禅院妙圆大师塔铭》，明确说是由南康知府祖无择请主归宗，程师孟再请主云居。祖无择字择之，康定元年（1040）五月离齐州，庆历三年（1043）冬至日在南康作《李泰伯退居类稿序》，今连云港有《祖无择三言石刻》：“宋庆历甲申岁（1044）秋七月辛卯游。”可知祖无择知南康军应在1041-1043年左右，这期间才可能请自宝主归宗。

万杉寺程师孟题名石刻有“乙酉（1045）闰五月八日”字样，陈再阳先生《南康问史》考证程师孟知南康军的时间在1044-1046年之间，他请自宝主云居也只能在此期间。综上所述，再结合余靖所说“后二十岁，凡四徙禅席”，可大概推知自宝约1035年迁黄檗，约1041年后迁归宗（此间慧南已经主云居山下同安寺，与自宝齐名），约1045年前后迁云居，1051年归宗大火，慧南出狱后迁黄檗，自宝再回主归宗。

慧南是一代宗师，对其事迹的记述汗牛充栋，因此，他曾参谒自宝的事实总归是不错的，但应该不是在庐山归宗，而是在洞山。慧南从家乡玉山出来，先去了较近的宜丰洞山参自宝禅师，之后再赴庐山依栖贤澄諟禅师。大概是由于自宝住归宗时间最长，又逝于归宗，后世多称之为“归宗自宝”，所以九百多年来，各种传灯录都误记慧南参自宝是在庐山归宗。

第四，嘉祐八年（1063）十月，正在广州知军任上的余靖又应监寺僧松思的函请写了《庐山承天归宗禅寺重修寺记》，记述大火之后，自宝、道宜及慧通等三任住持历经十三年再兴归宗的史实。

【读后记】

编者作为《九江日报·长江周刊》的特约编辑，多次拜读黄澄老师的文章。黄老师的功底深厚，文字严谨，考证精到，且结合田野调查，故他的文章有很高的文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