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肮脏，又极其真实

洪武二十年（1387），胡惟庸案已近尾声。

此时的京师，宛如一座流血的地狱。

索命的恶鬼，便是名为“缇骑”的锦衣卫。

他们刺探官吏，屡兴大狱，众臣畏惧，人人自危。

血流得差不多的时候，朱元璋及时地暴怒了。

他以锦衣卫用事者非法凌虐为由，下令焚毁刑具，并将锦衣卫的囚犯，送刑部审理。

锦衣卫自然心里苦。

在百官眼里，他们可能是恶鬼。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人人畏惧的锦衣卫不过是工具人罢了。

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巧妙的时机把搜集到的证据呈上去，再用点巧妙的手段进行审理，最后巧妙地咬出皇帝心中的名字。

如果不“非法凌虐”，胡党如何能斩尽杀绝？

要是没有阎王撑腰，又有哪个小鬼敢去“非法凌虐”？

该嚣张就嚣张，该收敛就收敛，这是一个锦衣卫应有的觉悟。

六年之后，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又掀起一波大浪。

很明显，皇帝心里的死亡名单还没有完。

就在这年，朱元璋再一次“怒了”，申明锦衣卫所抓之人必须送交刑部，不能私自处理。

一张一弛，一拉一扯。

这就叫顶级驭下。

锦衣卫使用手册

锦衣卫原是朱元璋的侍卫，算武人。

他们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上到护卫皇帝、随军出征，下到抽盘税课、看守陵寝，没事还能去抓抓小偷强盗。

当然最“臭名昭著”的职能是监察和司法。也就是抓人和审理。

自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建立以来，监察和司法一直就是文官的活儿。

对皇帝而言，士大夫群体既是辅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伙伴，也是自己雇佣的相臣。

一旦产生龃龉，文人很容易拧成一股绳，走向皇权的对立面。

这样一群人，还握有监察的权力，那岂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驯服桀骜的文人，皇帝常用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利用士大夫“文人相轻”的弱点，人为制造隔阂，皇帝居间利用，左右逢源；一个是另外组织一支力量，对士大夫群体进行体外约束和必要的打击。

也就是一支独立于文官士大夫群体，只听命于皇帝的“体外监察”力量。

唐代叫丽景门，宋代叫皇城司察事，到了明朝，就叫锦衣卫。

像这种“核武器”，不能轻易使用。

要维持其高效运转，有两个要求。一是尽可能不与体制内的人发生私人关系；二是要隐藏起来，就像躲在枝叶当中的鹰隼，引而不发，以“势能”取胜。

正所谓没打出去的拳头最吓人。

如果随随便便都能打出去，那还有什么威慑可言呢？

所以，皇帝要学会适时地用锦衣卫，并且适时地暴怒。

朱棣以藩王起兵即位，得位不正，颇疑朝臣对自己怀有贰心。

于是他起用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既治锦衣，又典诏狱。一度被朱元璋废弃的锦衣典狱，又重新出现。

纪纲是一个晓习法家、探钩人主心意的家伙，最擅长的就是用各种手段把事办成。因此颇获朱棣信任，对他视同肺腑，凡朝廷有重大案狱“悉下纲治”。

纪纲遂广置官校，日夜刺察臣民阴事，锦衣卫四出侦事，宛如明初。

哪怕是与朱棣一起打天下的成国公朱能也不得不避让。

只不过，有些配角演着演着，就觉得自己成了主角。

当时有一场射柳比赛，纪纲想学一学秦朝的赵高，来一场射箭版指鹿为马。

他对锦衣卫镇抚庞英说：“我故意射不准，你把柳枝折下来，大声呼喊说我射中了，看看众人有没有敢出来纠正的。”

箭出不中，庞英欢呼，在场的人竟无一个人敢出面纠正，纪纲看着眼前唯唯诺诺的众人，的确无人敢难为他。

然而，这只蠢狐狸忘记看向身后。

清代学者查继佐曾经一语道破明成祖与纪纲之间的关系：“帝非不知纲，以纲防川，川塞而乃可以无纲矣。”

最终，纪纲因暴虐不法，滥行权势以及七七八八的罪名被御史所弹劫，并处死。

在纪纲“贴心”地奉献了自己的脑袋之后，锦衣卫又隐于枝叶之后，虽然典治诏狱，但气焰中消，行事规规矩矩。

他们不动，文官们也不敢乱动。

朱棣看着温驯的臣子，这才是真正的“有纪有纲”。

“黄金年代”

然而有人坏了规矩，那人便是明英宗。

翻阅《明实录》可知，在英宗之前，锦衣卫侦缉虽然存在，但监察百官不法行为的事例非常少见，唯独到了英宗一朝，行事校尉们的出镜率几乎是翻了几番。

核武器成了常规武器，这和明英宗的经历息息相关。

曾流落草原，也曾枯守南宫。复辟之后，往左看，是夺门之变的功臣集团——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一个文臣，一个武官，一个宦官，个个都心怀鬼胎。往右看，是当年抛弃自己、辅佐景泰帝的官僚集团。

在这种环境里，哪里有安全感可言？

所幸还有锦衣卫。于是，逯杲、门达等“救星”应运而生。

石亨、曹吉祥等人夺门成功后，势力迅速扩充，“久之帝觉其奸意稍稍疑”。

而逯杲在暗处搜集证据，准备反击。

主持侦缉队伍的逯杲忠实地履行了皇帝亲军的职责，给了英宗十足的安全感。

他不仅把石亨以及曾推荐自己的曹吉祥列入名单，即便是作为锦衣卫上级的门达也在监控范围。这是朝廷的法司做不到的事情。

天顺五年（1461），英宗与夺门权臣间的矛盾最终激化，逯杲死于曹吉祥养子曹钦发动的叛乱，门达接手。

门达用事期间，“中外官僚重足而立，天下骚然不安”。锦衣校尉所到之处，如同恶犬扑食，总要咬出几个坏人，总兵、镇守、巡抚、巡按、三司、有司官无不畏惧。

群臣越萎靡，英宗就越有安全感。

袁彬的案件就能说明问题。

在土木堡被掳后，校尉袁彬始终陪伴在英宗身边，多有维护，英宗视彬如骨肉，有要求无不答应。

门达掌权后，权倾中外，唯有内阁李贤与指挥袁彬二人十分讨厌，和自己不亲近。于是他准备罗织罪名，害死袁彬。

在门达的构陷之下，袁彬被下镇抚司拷问。按理，英宗至少应该袒护袁彬，但事实上只是要求不要害了袁彬性命即可。

死道友不死贫僧。在英宗眼里，保证锦衣卫抓人，才是第一要务。

再者说了，只要英宗大发慈悲，假惺惺地宽宥一两个人，朝堂的臣民便会跪在地上，歌颂皇恩浩荡，以求宽政。

好人坏人都当了，又赢得了皇权稳固，何乐而不为呢？

只不过，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发动，就再难停下，除非你有洪武永乐的手腕。

英宗做不到，也不想做。

天顺年间，锦衣卫迎来它的黄金年代。

然而，登上山顶，就意味着下坡。

文官的反击

英宗去世，锦衣卫失去依仗。

明宪宗即位之后，便把门达贬去贵州，锦衣卫最风光的时代宣告结束。

终于，文官开始反击。

从宋代开始，文官与武将的地位发生了逆转，重文轻武成为社会普遍心态。

明初因为朱元璋的原因重武轻文，武官的地位远高于文官。随着国家和平，士大夫开始掌握话语权。土木之变，武职元勋大批遇难，导致武官群体的话语权大为缩小。

而锦衣卫恰恰是一个军事机构。对于士大夫来说，出身武人的行事校尉直接监督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简直不能忍受。

即便自己真的有问题，也不该锦衣卫来管。

弘治十五年（1502），海西女真贡使入京朝贡，路上遭到蒙古部众劫杀，宁远备御都指挥张天祥等率军救援，斩敌首38级。

不料张天祥的仇人突然跳出来，伪造了一份文书，说张天祥杀死的是无辜蒙古部众，是冒功骗赏。明廷于是派大理寺左少卿吴一贯，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杨玉前往调查。派遣的人很讲究，一个文官，一个武官。

吴一贯等草率调查后认定张天祥杀民冒功一事成立，张天祥不久死于狱中。

张天祥的叔父张洪不服，多次上疏称冤，孝宗于是派出东厂缉事校尉前往辽东秘密调查，结果查出了猫腻：吴一贯甚至没有到过现场！

随后孝宗问起张天祥一案。名臣刘健称，此事法司已有定论。

孝宗拿出东厂的调查报告，指出当时缺乏证据，吴一贯甚至不曾亲到案发现场，全凭猜测，事多不实。

刘健依然嘴硬。他说，“此事情已经法司勘问，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言下之意，东厂校尉与士大夫不在一个层次，没资格质疑法司结论。

阁臣李东阳进一步表示：“士大夫未必可尽信，但可信者多，其负朝廷者不过十中一二耳。”一个简单的案件，却先扣上一个帽子，你不信文官的定论，就是不信任整个士大夫群体。

此案在孝宗的坚持下，最终以吴一贯贬官，张天祥父子获平反结束。

但张天祥是否冤枉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健等人的态度。

士大夫自称国之股肱，对待张天祥一案本应以事实为依据，秉公处置，然而，刘健、李东阳等所谓中兴名臣的态度却是一味地强调士大夫可信。

刘健、李东阳等人号称一代名臣，尚且如此执着于党同伐异，遑论他人？

可笑的是，在张天祥一案中，锦衣卫杨玉奉命与吴一贯一起前往调查，却完全隐身。事后孝宗御审时，杨玉称：“臣武人，不知书，不知律，惟一贯是从。”

唯唯诺诺，只敢听从。

孝宗大怒，将杨玉连降五级，发配云南。一个锦衣卫，没有独立见解，一味附和文官，要你有何用？

然而，由于文武地位的逆转，武官们附庸风雅，向士大夫靠拢，已成风气。

即便是嘉靖朝大权在握、位列三公的陆炳，对付平民和异己毫不手软，对付士大夫却是仁慈至极，保护无辜者甚多。

当屠刀失了锋锐，屠夫就要考虑换一把了。

锦衣卫的异化

明宪宗成化年间，以前鲜见于史料的东厂，频繁出现。

作为一个独立于外廷的监察机构，东厂明显比锦衣卫更为适合。

至少，文臣打心眼里就瞧不起阉宦；而阉宦也没有升职加薪的苦恼。

此后，秘密侦缉大都是厂卫并称。

锦衣卫的内部，在明中叶悄悄发生变化。

明代官场分为文武两块，文官科举，武官世袭。所以，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是一个封闭的圈子。

随着一项制度的推行，这个封闭的圈子被打破了。

这就是文臣荫武。

什么意思呢？文臣如果对社稷有大功劳，他的子孙可以获得出任武职的机会。

普通的武职自然不好作为赏赐，因此，一般所荫的武职都是锦衣卫，毕竟锦衣卫属于皇室禁卫，地位优渥。

内阁大臣、兵部官员、地方督抚等都想为子孙寻个好出路。尤其是嘉、隆、万三朝，几任阁臣都热衷于为子孙谋求武职。夏言、翟銮都是凭着父辈的功劳得荫锦衣，而严嵩、徐阶、髙拱、张居正都为儿孙们争取到了当锦衣卫的机会。

到了晚明，大批士大夫子弟成为锦衣卫，防火防盗防锦衣卫与外廷交往，结果人家直接从内部下手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锦衣卫究竟是皇帝的亲信，还是士大夫群体的附属品？

万历时期，刘守有任锦衣卫掌印官，靠的是他的爷爷兵部尚书刘天和。

锦衣卫军官本该是射箭骑马，和一群粗人混在一起。可他不一样，从小就游走于公卿之间，游玩于诗社之中。梅国桢是他表兄弟，张居正是他熟人，王世贞、王世懋是他死党。

即便身为锦衣卫，可是情商不能忘，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能送人情就送人情。于是，刘守有便有了“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力”的美名。

因此，即便是张居正死后，身为“江陵爪牙”的他依然高枕无忧，掌权二十年，得善终。

刘氏之外，兵部尚书吴兑孙吴孟明、兵部尚书郭子章孙郭承昊、兵部尚书田乐子田尔耕，都是天启、崇祯时期显赫一时的锦衣大帅。

无一例外，都是见风就倒、圆滑至极的人物。

当然，也有“桀骜”的。

比如兵部尚书张学颜孙子、锦衣卫指挥张懋忠，在万历朝军政考选中失败，但因其“负才艺，交名流，故司马孙也”，公卿大臣忙上忙下，生怕国家错失一个人才。

这人也懂得投桃报李。在天启朝的党争中，张懋忠与东林党人相合，抗击阉党，结果被崔呈秀打入《东林朋党录》，算是锦衣卫的一朵奇葩了。

文臣荫武，不但没有改变锦衣卫滥杀嗜杀的暴戾之气，反倒是把文臣的一堆毛病带进了锦衣卫，贪腐、党争、懦弱……就如同晚明浑浊的政治环境。

不知纪纲、门达这些前辈看到后世的盛况，会不会感叹时运不济，埋怨自己只会打打杀杀，而不知人情世故。

明亡于厂卫？

明朝覆灭之后，世上便没有锦衣卫了。

但是，从明末开始便有了这么一个说法，明亡于厂卫。

在后世，锦衣卫都无法摆脱鹰犬、特务、密探、爪牙的头衔。

当然史书都是由士人写作的。

美化文臣，贬低武人，是常有之事。

冤吗？

不可能不冤。

从头到尾，锦衣卫都是皇帝的工具人罢了。

虽然烧杀抢掠的事情也干了不少，但锦衣卫主要针对的就是士人群体。

一个监视外廷官僚的工具，恐怕背不起明亡的大锅。

当然我们换个角度，明亡的说法还有很多：明亡于党争？明亡于天灾？明亡于流寇？

甚至还有把锅甩给某个具体的皇帝：明亡于嘉靖？明亡于万历？明亡于崇祯？

似乎每个观点，都有合理性，但都当不起明亡的全部原因。

世上每一个群体都有其欠缺的地方。皇帝有皇帝的毛病，士人有士人的缺点，厂卫也有厂卫的坏处。

当大部分人都开始逃避自己的职责的时候，当皇帝不协调各方，总理朝政的时候，当士人不知直谏、只知党争的时候，当厂卫不履行监察职责，而沦为党争工具的时候，当武人不精心训练、只知攫取利益的时候。

每个群体，都不在其该在的位置，这明便该亡。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张金奎：《八十年来锦衣卫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1期

张金奎：《锦衣卫监察职能略论》，《明清史研究》，2020年第5期

崔航：《厂卫系统与明代监察制度》，《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7期

秦博：《明代文官荫子武职制度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