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

摘要：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可能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最早约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开始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近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延庆在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节目中介绍了中非三千年交流史。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最早的中非交流历史记载』

今天我讲述的主题是古代中国与非洲的交流与交往，涉及的不仅仅是中非交流史，还包括古代中国在印度洋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古代文明互鉴的基本模式。

2019年，德国著名汉学家萧婷教授出版了一本新作，名叫《横跨印度洋的早期全球互联互通》。在这本书中，萧婷教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从东亚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已经形成了一个海上贸易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有序和复杂，以至于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全球性的经济体系”。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在从南海到印度洋的庞大海域和经济体系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古代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距今约有3000年。那时候的中国王朝是周朝，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已经有了一条陆上通道，中国的丝绸等产品通过这条通道抵达埃及。罗马帝国吞并了埃及以后，罗马帝国与东方之间的贸易主要就来自非洲，其产品包括玻璃、象牙、玳瑁、香料、犀牛角等。据中国的史籍记载，公元前108年，罗马帝国向汉武帝赠送了一头“花蹄牛”，实际上就是产自今天埃塞俄比亚或索马里的犀牛。这也是中国与非洲地区交往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从那以后，中国的丝绸开始更多地进入非洲地区，非洲人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丝绸等具象化的物品来认识中国的。他们知道在东方有一个“丝国”，而且，他们也把这种中国印象传到了欧洲，使得欧洲人也通过丝绸、瓷器这些物品认识了中国。

『唐宋是中非交流的繁盛阶段』

到了唐宋时期，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流进入了一个繁盛的阶段，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领域也越来越广。

其中有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政治上统一与稳定。这对中非之间的交流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唐朝时期，结束了中国近400年的分裂局面，处于政治稳定期，我国的疆域版图非常大。

第二，经济上发展与繁荣。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商贸繁荣的基础就是商品丰富、经济发达。根据史料统计，在盛唐时期，仅仅在广州一地就活跃着数万名来自国外的商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商人，也有一些是来自北非、东非的商人。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有了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其实还不够，因为中国和非洲之间路途十分遥远，需要有便捷的运输途径。大家知道，丝绸这类商品比较轻，通过陆路运输完全可以实现。但是到了唐代，中国的瓷器成了主要的外销产品，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产品。瓷器不但分量重而且容易碎，通过陆路运输显然不大可靠。那么，什么是更好的运输手段呢？海上运输。船运货物量大，比较安全，而且，像瓷器之类比较重的商品可以放在船舱底部，起到压舱的作用。

唐宋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唐代的船，船体结构非常坚固，甚至能够高达五层，装载六七百人，航行稳定，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到了宋代，造船技术更进了一步，大船可载千人以上。不仅如此，远洋航行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北宋人朱彧在其撰写的《萍洲可谈》中谈到，船上的舟师识地理，能夜观星、昼观日，阴晦的时候观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上有了指南针的辅助，更容易顺利到达目的地。

根据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非洲尤其是北非、东非地区主要出产哪些商品。南宋的赵汝适写过一本海外地理著作叫《诸蕃志》，在这部书中，他专门提到了非洲一些地方及其物产和特点。比如，有一个弼琶啰国，也就是在今天索马里的柏培拉这个地方，那里出产龙涎香、大象牙、大犀角，象牙重百余斤，犀牛角重十余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香料。中理国，同样也是位于今天索马里的一个邦国，“大食唯此国出于乳香”。大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当时占领了这个邦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大食只有这里出产乳香。还有一个层拔国，位于今天的桑给巴尔，“其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产象牙、生金、龙涎和黄檀香”。

『唐人杜环的非洲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中国商品在非洲大地上“遍地开花”。中国学者马文宽和孟凡人在所著的《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中提到，在非洲，约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地点发现了中国古瓷，其散布的地域非常广阔，数量惊人，种类丰富，延续的时间也非常漫长。

当然，不仅仅是瓷器，在东非沿海还发现了一些来自中国古代的钱币，以宋代的钱币为多。在非洲发现中国的钱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钱币曾经在这里参与流通。我们由此推断，当时也有少量的中国人来到了非洲大陆，在这里用宋代的钱币从事贸易活动。

除此之外，中非之间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也日渐增多。

在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人，他是第一个为我们留下真名实姓的到过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人。杜环出身名门望族，公元751年，当时的唐王朝和大食发生了一场冲突，这场战役发生在中亚地区，作为随军人员的杜环被大食军队俘获。冲突结束以后，他被俘虏到西亚地区。后来，他辗转来到北非，去过好多地方，不仅到过摩洛哥，还到过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一些地方。公元762年，他乘商船回到广州，并将沿途见闻写成了《经行记》，叙述了自己抵达非洲的经历。

很遗憾，《经行记》这本书已经失传了。不过幸运的是，这本书中有1050字左右被收录在唐代著名学者杜佑所撰写的《通典》中，通过这本书，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杜环关于非洲的一些记载。在《经行记》中，杜环自述曾去过摩邻国，从耶路撒冷出发，要经过沙漠，走2000里才能到达。“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他提到的摩邻国究竟是哪里呢？学术界的说法不太一致，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应该是摩洛哥。

杜环在埃及时，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医生的医术非常高明。他在《经行记》中这样写道：“其大秦，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说是当地的医生善于治疗眼病和痢疾，许多病都能有预防的办法，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当时阿拉伯地区的医学中心在今天的埃及和叙利亚，其医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口的流动。商品流动的背后其实是人口的流动。2019年，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长安十二时辰》，其中有一个长安地下城城主葛老，竟是黑人的形象。这让很多观众感到不可思议：唐朝长安地下城城主怎么会是黑人呢？事实上，这是有历史依据的。考古发现，以西安为中心出土了不少黑人陶俑，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基本上都是载歌载舞。这些黑人陶俑的共同特点是：圆脸，发卷如螺髻，露肩，上衣半穿半脱，腰间有衣带下垂，跣足，脚趾粗大。

据史料记载，非洲的黑人来到中国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在7世纪的时候，有人就把黑奴献给了中国的皇帝。到12世纪时，广州也出现了黑人奴工。那么，这些黑人究竟来自哪里？这些黑人被称为“昆仑奴”，有学者认为他们来自非洲，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来自东南亚或南亚。虽然目前还没有形成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确实是存在黑人奴隶的。

『元代两位著名的旅行家』

元明时期，中非之间的交往渐渐进入了一个鼎盛的阶段。

从元朝的版图上可以看到，蒙古建立起了连通欧亚大陆、衔接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超级帝国，使东方与西方的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时，与各国的外交往来非常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络绎不绝。13世纪的时候，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一行3人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

2010年到201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大树教授团队在考察了东非肯尼亚的21处古代遗址和其他7处遗址出土的文物后，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从9世纪开始，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是环印度洋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第二，明朝初期，中国的瓷器外销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标志着早期全球化的开始。当时的外销瓷主要来自景德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文化交流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和其他的商品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丝绸、茶叶、漆器等，它们通常是从东往西运输，被买卖、被使用而消耗掉。但是，瓷器不一样。瓷器承载了更多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东西。作为一种外销瓷，瓷器通常需要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对其纹饰、花色、器型等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因此，瓷器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

提到元明时期的中非交流，必须提到两位著名的旅行家。

一位是元代地理学家、航海家汪大渊。他分别于1330年和1337年两次从泉州乘商船出海远航，到达过非洲北部的摩洛哥、埃及以及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一些地方，他证实了中国商品在非洲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他写过一本书叫《岛夷志略》，这本书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被公认为对世界历史、地理做出了伟大贡献。汪大渊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另一位是来自摩洛哥的大旅行家、学者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是在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到达中国泉州的，他游览了泉州、广州、鄱阳、杭州等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对这些地方做了详细的考察，并在其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述了元代中国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泉州、广州、杭州等地的繁荣。他说，泉州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他还高度评价了我国的农业：“摩洛哥出产的水果，中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更加香甜。小麦在中国也很多，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品种。”他甚至还提到，中国的老百姓当时已经用煤炭作为燃料，也使用纸币进行交易。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元代的社会史有着很大的价值。

『印度洋贸易的鼎盛时代』

提起明代的中非贸易，不得不提到郑和下西洋。

明代航海家、外交家郑和的船队规模相当庞大，组织也非常严密。郑和的旗舰到底有多大？据明史记载，“大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专家学者认为，明代的度量衡和我们现在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以明代的度量衡测算的话，大宝船应该是长75米、宽30米左右。当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所乘的那艘叫圣玛利亚号的船，不过长23.66米、宽7.84米，它和郑和的大宝船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以说，郑和时期的印度洋贸易达到了鼎盛，那个时代可以称之为印度洋贸易时代，各种各样的商船在印度洋上往来不绝。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的船队一共7次下西洋，后4次都到达了东非沿岸。比如，在肯尼亚的港口马林迪登陆，与当地老百姓进行贸易。每次去的时候，郑和的船队都带了大量的商品，包括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等，所以每到一处都非常受欢迎。

在郑和所用的航海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有一幅标明了非洲的一些地方，比如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他每次回来的时候也是满载而归，甚至东非的一些邦国也会派使臣跟着船队一起到中国朝贡。他们带的一般都是地方特产。比如长颈鹿，在非洲草原上是很常见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这种动物。1415年11月，郑和第四次远航回来的时候就带回了麻林国（在今天的肯尼亚）所献的“麒麟”，实际上就是长颈鹿。长颈鹿在非洲的当地语言中，有着类似麒麟的发音，而麒麟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祥瑞之兆。所以，明朝皇帝朱棣龙颜大悦，亲自到奉天门，带着百官去迎接护送长颈鹿的使臣。

在1433年以后，中国远航探索的行动戛然而止。据明史记载，1441年，埃及向中国皇朝进献了一些当地的特产，在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中国与非洲之间进行交流和往来的文字记载了。也就是说，中非之间的交流就此中断了。

这一中断就是500多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才重新建立起来。

最后，我想给大家简单地小结一下。通过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中国是古代印度洋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塑造者之一。第二，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这种文明交流是有益于双方的。因为各取所长，所以丰富了各自的文明，也丰富了各自的物质和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