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堡奖：一个关于“产出—承认”闭环结构的分析

霍尔堡奖以其杰出的学术声誉成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性奖项，通过对霍尔堡奖得主与获奖原因（2004—2024）进行社会学分析后发现，获奖者呈现女性偏少、老龄化、分布地区极性化、名校出身、知名机构任职、学术成就优势累积等现象，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交叉、独创性与影响力广泛的显著特征。通过对霍尔堡奖得主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两点值得借鉴的结论，在人才培养方面，营造良好生态环境促进人才成长；在科研激励方面，在制度层面形成“产出—承认”的闭环结构，从而形成人才、产出与承认的良性循环机制。

一、引言

近代西方世界的崛起，除了科技革命的直接推动之外，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思想家提出的革命性新思想、新观念也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科技革命起到的作用是显性的，那么，人文社科领域的成果作用则是隐性的，但是其作用更持久也更深刻，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二者缺一不可。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于科技革命的分析较多，而对于人文社科的发展的深入分析并不是很充分。为此，我们不妨从西方社会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奖励系统的运行来切入问题域，本文以霍尔堡奖为研究对象，希望对其的社会学分析能够管窥到西方人文社科发展的内在机制。霍尔堡奖（Holberg Prize）是国际上最具声望的人文社科领域奖项之一，但在我国却鲜为人知，更少有人去研究。本文以历届霍尔堡奖得主为例，分析世界范围内人文社科领域杰出人才的特征与学术成长路径，以期对我国的相关人才培养和人文社科的发展有所启示。

二、霍尔堡奖的缘起与发展

2.1 霍尔堡奖的缘起

路德维格·霍尔堡（Ludvig Holberg，1684—1754年）是丹麦—挪威的著名剧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散文家，早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而后自学了法律、历史和语言学。受到人文主义和启蒙精神的影响，他在将启蒙运动带到北欧国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现代丹麦和挪威文学的奠基人。

2003年，挪威政府设立霍尔堡奖以纪念这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该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在艺术、人文、社会科学、法律或神学等特定领域或跨学科研究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学者，希望社会大众能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提升其被边缘化的地位，激发年轻人对它的研究兴趣。霍尔堡奖由挪威政府资助，卑尔根大学代为管理，每年奖金高达600万挪威克朗（约合52万欧元/56万美元）。在全球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都有资格提名霍尔堡奖项候选人，但不允许自荐。霍尔堡学术委员会由该奖项所涵盖学术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组成，本届成员分别来自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黎巴嫩的贝鲁特美国大学、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来自中国的是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者崔之元。学术委员会从提名中筛选出候选名单，再从国际知名学者处收集对入围候选人的评估，召开两次会议后向霍尔堡董事会提供最终建议，董事会根据建议颁发奖项。每年3月会公布获奖者信息，6月在挪威卑尔根举办颁奖典礼。

因其丰厚的奖金、严格公正的评奖流程、获奖学者的知名度，霍尔堡奖日益成为国际上久负盛名的人文社科奖项，也被喻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2.2 霍尔堡奖的思想文化功能

与一般奖项不同，霍尔堡奖不光举行颁奖典礼，更注重打造系列思想文化活动。2004年起，每年6月的颁奖周会举办针对当届获奖者研究的霍尔堡研讨会、讲座、大师班等公共活动，邀请获奖者和其他国际知名学者参与。除颁奖典礼、政府宴会以及特定活动外，颁奖周期间的所有活动面向所有人，观众均可免费入场，其中一些活动也会进行现场直播，向国际观众开放。

2016年起，每年12月第一个周六举行备受瞩目的霍尔堡辩论，灵感来自于霍尔堡本人的启蒙思想，旨在探索当代紧迫的现实问题，又和霍尔堡奖涵盖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和神学领域息息相关。2016—2023年的辩论主题分别为，“多元化和冲突时代的言论自由”（2016）、“宣传、事实和假新闻”（2017）、“政治与影响：社会动员的动力”（2018）、“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为什么我仍然是共产主义者’”（2019）、“全球稳定是白日梦吗？”（2020）、“身份政治与文化战争”（2021）、“恐惧会保护我们的安全吗？”（2022）、“意识是否超越了大脑？”（2023）。霍尔堡辩论鼓励大学和公众参与进来，并邀请不同背景的知名思想家，包括学者、记者、作家、电影制片人和活动家作为辩论嘉宾。此前，齐泽克、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及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等知名人士都曾参与到霍尔堡辩论中。霍尔堡奖希望通过辩论的方式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也更加关注与国家和国际相关的热点问题，

此外，为了激励年轻人的研究热情，霍尔堡奖还设立了另外两个奖项，一是尼尔斯·克里姆奖（The Nils Klim Prize）每年颁发给一位在人文、社会科学、法律或神学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年轻北欧研究人员；另一个霍尔堡学校项目为挪威高中学生举办人文社科研究竞赛并给予奖励。

三、霍尔堡奖得主的社会学分析

霍尔堡奖自2004年首次颁发以来，截至2024年共授予全球21位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他们分别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什缪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伊恩·哈金（Ian Hacking）、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Olivá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Joan Martinez Alier）、阿基勒·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对此，我们分别从性别、年龄、地域、教育背景、机构声誉、学术成就等方面对历届获奖者展开社会学分析，进而探讨人文社科领域杰出学者的基本特征与成长规律。

3.1 性别、年龄与地域分布

通过表1可知，在性别上，获得霍尔堡奖的男性学者人数是女性的2倍，男性获奖者14位，女性获奖者7位，女性获奖者的研究主题大多与女性主义相关。与众多科技领域奖项中男性获奖者占压倒性优势相比，霍尔堡奖得主性别比例的差距并未太过夸张，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女性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在年龄上，60~69岁期间获奖的学者有6位，占比28.6%；70~79岁的获奖者有12位，占比57.1%；80岁及以上的获奖者有3位，占比14.3%。最高年龄为2023年霍尔堡奖得主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84岁，最低年龄为2004年霍尔堡奖得主朱莉娅·克里斯蒂娃，63岁。获奖者平均年龄72.7岁，与科技类奖项平均获奖年龄在50~60岁相比，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平均年龄在56.1岁，生理学或医学得主平均年龄在58.5岁，人文社科领域的霍尔堡奖得主年龄明显偏大，延迟了10岁有余。这说明人文社科学者产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以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获得承认，只有历经岁月的沉淀与现实的检验后才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传播与学术认可。

在地域上，霍尔堡奖得主的出生地以发达国家居多，从21位获奖者的出身来看，他们中有17位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父母拥有较稳定的工作，为其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与教育氛围。另外4位，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希拉·贾萨诺夫、阿基勒·姆贝姆贝分别来自保加利亚、南非、印度和喀麦隆等发展中国家，他们要么随家人移民，或是凭借自身努力获得奖学金来到法国、加拿大、英国、美国学习生活。可以看出，发达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更充足的经济文化资源以及优越的教育学习环境，这些基础条件为培育杰出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现象印证了科学界的正向马太效应：优势累积，同时也再次证明了任何成功都是对条件高度依赖的，其反命题必然是很多人成长中的劣势累积。

表1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出生概况

3.2 教育背景与机构声誉

通过表2可以看出，霍尔堡奖得主均毕业于世界名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哈弗福德学院、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伯明翰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图尔大学；德国的波恩大学、柏林自由大学、马尔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另有2004年获奖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曾就读于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大学，是当地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被评为保加利亚的顶尖大学，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它一直位居世界大学前4%之列；2006年获奖者什缪尔·艾森施塔特毕业于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希伯来大学由爱因斯坦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共同创立，是犹太民族的第一所大学，也是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名校求学阶段，他们完成了早期学术资本的积累，获得了迈入学界所认可的入场券。

毕业后，年轻的人文社科学者们通过自我与社会的双向选择进入到同样世界知名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以2024年获奖者阿基勒·姆贝姆贝为例，他现就职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和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DESRIA）任职。

表2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教育背景与所属机构

在发达国家颇具声望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欧美人文底蕴深厚的老牌高校，更便于有潜力有才能的年轻人和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交流共事。例如，2005年获奖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曾经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年轻时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跟随批判理论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学习哲学和社会学，该社会研究所是20世纪30-40年代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源地，后人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此后，哈贝马斯又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多位知名学者展开了影响力持久的对话与辩论。2007年获奖者罗纳德·德沃金在牛津大学完成期末考试后，其答卷令英国法哲学家赫伯特·哈特（Herbert Hart）印象深刻，德沃金后来接替哈特当选为牛津大学法学系主任，哈特记得他在牛津大学时出色的考试表现并推荐其作为候选人。

由此可以看出，霍尔堡将得主的成功之路既有发达地区丰富文化资源的支撑，又有名校教育背景作铺垫，还有在声誉极佳的研究机构工作以及与著名学者对话互动的推进，多种有利因素的叠加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个人的学术天赋、辛勤付出以及研究成果的积累。这个结论又一次印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3.3 学术成就的积累

任何人的学术资本积累都是缓慢的，而获得承认则更为艰难，没有谁的成功能够一蹴而就，历届霍尔堡奖得主的“学术资本积累—承认”之路再次证明了学术界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见表3：

从研究领域来看，多数学者在社会学、法学、女性主义、文化学、人类学、伦理学、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经济学等领域深耕，同时他们的研究兴趣广泛，显示出跨学科交叉的研究特征，可以说霍尔堡奖得主的研究兼具了深入与广博的特点。近年来，霍尔堡奖对于与性别和种族有关的人类学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从代表性著作来看，获奖者一生产出的作品非常丰富，具有一系列代表作。随时间流逝，不同阶段的作品清晰地标识出他们的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从获奖原因来看，霍尔堡奖非常看重获奖者研究成果的开创性、独特性、原创性与启发性。获奖者多采用交叉视角进行文化社会的创新性比较研究，彰显了非凡的创造力与广泛的影响力。能否激发世界范围内人文社科相关领域的研究，是否对现有理论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是否重新塑造了学界观念，这些都成为能否入选霍尔堡奖的重要指标。

表3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研究成就

在获得霍尔堡奖之前，21位获奖者也获得了许多其他国际组织与国家的荣誉，由此可见，这些获奖者在获得承认的道路上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验证，具体情况见表4统计：

表4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其他荣誉

从表4统计信息可以看出，霍尔堡奖得主收获了诸多学术奖项与各类勋章、世界各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各学会与研究院的院士和会员等。依据时间线可以看出，许多奖项荣誉都在获得霍尔堡奖之前取得的，这也再次印证了科学社会学中优势累积的“马太效应”以及人们在评价他人时受到先前获得的信息或参考点影响的“棘轮效应”是成立的。同时也说明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学界充分认可。

四、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21位霍尔堡奖得主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发：

首先，女性获奖者的比例呈现偏低的现象。

我国应该大力鼓励女性学者的研究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如为女性专设研究奖项，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欧莱雅集团联合设立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或在现有奖项下设立性别专项，保证女性学者的研究也能被看见。

其次，获奖者年龄呈现严重偏大的现象。

在人文社科领域取得学界认可的杰出成果，需要扎实的研究沉淀以及漫长的时间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申请职称、项目与奖项时，年龄不应该成为首要限制因素，应当对人文社科学者产出精品的年限给予最大宽容，考虑到霍尔堡奖相当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终身成就奖，为了鼓励和提高年轻学者的研究热情和研究能力，可以考虑设立专门针对青年学者的项目和奖项。

第三，霍尔堡奖获奖者大多来自经济发达国家。

这再次证明了经济发展程度与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所指出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文化净流（net flow）的方向总是由强者流向弱者，但也不完全是单向的运动。”第四，获奖者的教育背景与所在机构多为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这也印证了最前沿的思想一定产生在知识与人才最密集的地方，那里学术资源丰富，思想基准线比较高，更能推动学术生产，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在高位上产生连续的思想火花。这里唯一的特例是2024年获奖者阿基勒·姆贝姆贝，他出生于喀麦隆，在经历法国求学、美国任职后，最后仍然选择回到非洲工作，从事非洲历史、后殖民研究、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非洲是他研究的对象，其前期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则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最后，大多数获奖者都曾获得其他学术奖励，学术资本累积效应明显。

每一次获奖都是对学者本人学术成就的承认，这种持续的承认激发了学者作出更好的工作，也激励着学者坚持成果的原创性、独特性与影响力，由此也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的攀登之路。

综上所述，霍尔堡奖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学术奖项之一，历届奖项得主的成功都是由一砖一瓦搭建而成，如果说成功者都有相似之处，那么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杰出学者的成长之路大体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少年时拥有较稳定的家庭背景与良好的教育环境，具有聪慧的头脑并愿意为学习付出足够的努力；青年时有幸进入世界知名大学求学，跟随知名学者学习，展现出学术禀赋，确定研究方向并投身其中；中年时进入世界知名学术研究机构工作与顶级专家学者交流共事，一旦取得了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将及时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各种奖项；获奖后仍持续深耕输出原创性研究内容，一点一滴地积攒学术资本，一步步地获得承认。由此，形成完美的“产出—承认”的闭环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科研激励机制的正反馈。反观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在“产出—承认”链条上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闭环结构，很多优秀成果并未获奖，而获奖的成果很多并不优秀，导致知识积累与激励机制无法形成正反馈结构，这一点正是当下中国学术界亟需改进的地方。

李佳易，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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