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沉溺社交媒体，不能将所有压力交给父母

管控孩子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三方的共同责任。

撰文丨张明扬

这几天，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了一封《关于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倡议书》，建议“同学们在16周岁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

倡议书一出，在中国舆论场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支持声当然很多，但质疑声也不少。有些人质疑其合理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是否能一禁了之；有些人则质疑其可行性，以今时今日国内孩子对网络的沉浸度而言，说禁就能禁吗？

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大胆且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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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的炮轰，社交媒体本就处于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中。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社交媒体乃至互联网平台的“资本属性”抨击力度很大，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一度也在这个背景下行峻言厉。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舆论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这个话题却表现得异常宽容。

这可能是国内与西方对社交媒体态度的最显著分野。

这两年，发达国家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正在掀起一场监管风暴。

2023年6月，法国参议院立法，要求社交平台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账号时必须征得父母同意。

2024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签署法案，规定该州不满14岁居民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号；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需要获得父母同意。

2024年6月，西班牙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草案，禁止 16 岁以下青少年访问社交网络。

自2024年9月起，荷兰各地小学课堂禁用手机、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最震撼的是这几天澳大利亚的大动作。

11月28日，《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在澳大利亚参议院获得通过。法案的核心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获得家长同意，也不能使用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违规的平台将被最高可处以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罚款。

由此，澳大利亚成为全球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立法最严的国家。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力推这一法案，声称“社交媒体正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我要终止这一切”，“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放下他们的各种（电子）产品，到足球场、游泳池和网球场去。希望他们能与真人交流”。

澳大利亚的这一最强监管法案，尽管在欧美引发了巨大争议，但在政治议程中，却取得了近乎压倒性的优势：澳参议院以34票赞成、19票反对通过，众议院以102票赞同、13票反对过关。

也就是说，争议固然存在，但外界可能高估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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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杭州只是一个学校发了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倡议书”。

在中国舆论场上，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往往集中在“资本属性”和“非理性民族主义”这两个方面，唯独缺少了“孩子能不能用社交媒体”这个重要唯独。

在本质上，中国社会更像是一个“厌童社会”。中国的孩子或许是被重视或宠溺的，但这仅仅是家庭层面的，而置于更大的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育儿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政府和国家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在公共政策上，这导致了儿童福利的严重匮乏，而鼓励生育也往往流于口号，口惠而实不至。

也因此，国内舆论场在讨论重要公共议题时，往往“不屑于”将孩子这个维度纳入考量。

在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社交媒体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公共舆论或许也认为孩子应当减少使用，但也倾向于认为“这是每个家庭的私人事务”，应当由每个家庭独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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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据我的观察，家长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打游戏乃至更广义地使用电子产品，不仅效果不彰，更极易成为亲子关系的炸弹。

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孩子往往会认为，父母正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就是因为他们“专断、不开明、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内心需求”，因此才会管自己用手机。

这就和育儿一样，当公共政策缺位与失语，将所有压力都交由父母或家庭承担，任凭他们孤军作战，注定是一地鸡毛。

有人说，无论是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的倡议书，还是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的立法，都缺乏可行性，最后还是管不住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这样说的人，很可能并没有管控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实操”。

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父母或许是叛逆的，对父母的说教更是不以为然，但如果是学校出规定，国家出政策呢？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落后于时代，所以禁止他们玩社交媒体吗？

他们还会认为是父母和自己对着干吗？

他们还会认为玩手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国家出台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实操”，而是发表一种明确的态度。

家长有了来自学校和国家这种态度的支持，实操起来才更有底气，尤其是更不容易激化自己与孩子的矛盾。

家长大可以“鸡贼”地对孩子说：“我们也不想逼你，但这是国家（学校）的规定，我们只是不想违法，难道你想违法吗？”

在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中，没有任何对孩子或家长的“违规惩罚”，而是将责任压给社交媒体平台，最高可处以4950万澳元的罚款。这也意味着，这一政策几乎不会真实地倾轧“个人自由”。

那些用个人自由来说事的，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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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重点是：教育，是全社会的公共事务，而不仅仅是家庭的内部事务。

政府与学校出台一些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的规定，将显著增强父母与孩子博弈的能力。

有人说，澳大利亚这项政策太严了。

或许吧。

中国完全可以出台一项没这么严的政策，比如变“禁止”为“限制”，但核心是，严一点宽一点都不是问题，但你要出政策啊。

我不支持决大多数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政策，但对儿童的除外。毕竟，这是国内的短板所在。

从公共舆论，到公共政策，我们都必须即刻改变那个被证明滞后于时代的观点：育儿与教育只是家庭事务。

公共政策的参与，也是一种对育儿的“解负”。

我们需要让未成年人明白：限制你们使用社交媒体（电子产品），不单单是你们爹妈的决定，更不是爹妈和你们对着干，这是全社会的公共决定。

管控孩子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校和家长这三方的共同责任。

在立法层面，应当积极学习澳大利亚与欧美社会的实践，未必要那么严，但得做。

在学校层面，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做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应当尽可能地去电子产品化，不要动辄给孩子布置基于电子产品的作业。这样做，学校和老师或许省力了，但将给家长的管理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家长层面，国家如果出台了澳大利亚式的“禁止”法案，你们也可以有自由裁量权，根据自家孩子的需要，该禁止的禁止，该限制的限制。

家长也应更加“自律”，尽量减少在孩子面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打开一本实体书，装也得给我装下去。孩子小的时候，很多父母为了省力，往往习惯于将电子产品扔给孩子。等到孩子大了，才悔之晚矣。

对此，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也提出了“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戒断手机”。

孩子沉溺于电子产品，已经是中国父母的锥心之痛，时有孤立无援之感，在救救孩子之前，社会与学校也“救救父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