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挨饿”史：一天两毛钱伙食费，学生因锅盔闹罢课

军校为了省钱，经常给学生们吃海鲜，尤其是鱿鱼炒花生，几乎是每餐必备。甚至有餐费“青黄不接”之时，军校师生一律以萝卜苗充饥，还是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女士，主动拿出自己的首饰去典当，换回来数百担大米，才解了燃眉之急。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却从始至终与“挨饿”联系在一起，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初创艰难，每餐鱿鱼炒花生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即今天的中山大学）和“陆军军官学校”，因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最初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又简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创立之初，虽然倾注了孙中山先生大量心血，苏联也答应给予经济、装备和训练上的支持，但是，1924年第一批学员入学时，苏联的援助并未到位，这些日后将星闪耀的黄埔一期学员也因此着实过了一段时间的苦日子。

当时，每个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6元毫洋，折算下来，大概每天2角钱，远远低于当时军队的一般标准，可就是这每天2角钱，都难以保障。

黄埔军校食堂。

黄埔军校实行“共食制”，即四人一桌或六人一桌进餐，每人一小碗汤、一小盘菜，主食为米饭和馒头轮替；改善伙食的时候，每桌会增加两三个菜，但总共也只有四小碟菜。

餐费不足，黄埔军校只能什么便宜买什么。广州沿海海鲜丰富且价格便宜，军校为了省钱，经常给学生们吃海鲜，尤其是鱿鱼炒花生，几乎是每餐必备。甚至有餐费“青黄不接”之时，军校师生一律以萝卜苗充饥，还是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女士，主动拿出自己的首饰去典当，换回来数百担大米，才解了燃眉之急。

怕长期吃不饱饭的学生有情绪，黄埔军校不得不给学生增加一个新“课程”——每天只吃一餐饭，其余时间“练习挨饿”，这个奇葩规定甚至还一度被赋予了锻炼革命意志的意义。

直到1924年8月苏联援助到来，军校的经济情况才逐渐好转起来。到1924年底第三期学员入校时，军校学生基本的吃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此时早餐有大米稀饭、小馒头和小菜，午餐和晚餐的大米饭和馒头都敞开供应，每餐都有四大盘菜，一大碗汤，荤素搭配，伙食已经远远高于当时军队的一般标准了。

层层盘剥，学生只剩“玻璃汤”

度过最初的困难时期后，黄埔军校背靠南京政府一路发展，学生毕业后充入军队也极受重视，甚至有了“打仗靠行伍，当官靠黄埔”的口号，军校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自1946年起，随着国统区经济逐渐崩溃，黄埔军校学生的伙食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虽然军校当局给这些“未来军官”特意增加了伙食费，但根本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到1949年初入学的黄埔第23期学生，“吃不饱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黄埔军校初创时的“挨饿故事”，又重新回来了。

黄埔军校军官宿舍。

1949年初，黄埔军校第23期学生入学，与学习军事相比，大多数学生感受更多的是“吃不饱饭”——每次开饭时，大家都抢着去捞稀饭中的米粒，为此经常受到训斥。

根据规定，军校学生每人每天应领军米28两（16两秤），加上副食本可吃饱。但从校军需处到总队部、大队、中队层层克扣，再加上一批“白吃饭”的，到学生嘴里自然少了许多。

此外，还有人从中渔利。按不成文的规定，锅底的锅巴归伙夫自行处理，于是，伙夫每次煮饭都故意把饭煮焦，再拿锅巴向当地老百姓换东西。

少得可怜的副食费也是层层盘剥。除了大队、中队里的杂项开支，给吃小灶的军官们加菜的钱、学生改制军服的手工费、晚上自习课点汽灯的灯油费等，都要花副食钱。这些费用本来都有专款，但到军校后却不知去向，因此全部从副食费中挪用。副食费不足，学生们只好喝有汤没有菜的“玻璃汤”。

于是，便宜又抗饿的锅盔成为学生中间最受欢迎的食物。

黄埔军校宿舍。

据回忆，吃不饱饭的学生们经常成群结队在课余偷偷出去，买几个锅盔塞在包里带回校内，有的学生无法出大门，就从校围墙竹篱笆孔中塞出钱来买吃的，以至于学校门口锅盔摊子云集，生意兴隆。

校方知道后，禁止学生买零食进校，但仍有学生把自己入伍时从家中带来的和亲友送的几个银元偷偷换成锅盔果腹，还有学生托伙夫和外出采买值班的同学捎进来，其条件当然是给点“跑腿费”。

吃不饱饭引起“罢课”事件

吃不饱饭，加之军校训练强度很高，让学生们苦不堪言，甚至因此闹出了“罢课”事件。

第23期第1总队第2大队第6中队有位身材高大的东北籍学生担任机枪手，训练中消耗体力很大，加上饭量也大，因此天天挨饿。

黄埔军校食堂。

一天下午，第6队全体学生在教室上课，唯有这位机枪手仰头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想什么问题。看他心不在焉，值星官马上责问他想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想锅盔。”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回答会引起哄堂大笑，但这次学生们都表情严肃，一声不吭，对值星官怒目而视，因为大家都饥肠辘辘。

第二天早晨，总队集合点名，在第6队列队的地方只有几名军官，学生一个也没有来。当时，总队长董桂森在成都校本部开会，由王姓上校副总队长主持工作。王副总队长命令中队长去催促，中队长却说：“没有一个学生起床，说是饿得起不来了。”王副总队长虽满脸怒气，但却不知所措——经过几次实弹射击，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武器，有一定的战斗力，如果处理不当，激起变故，后果不堪设想。

黄埔军校学生宿舍。

董桂森闻讯由成都迅速赶回新都营区，来到第6队学生宿舍，像个老大哥一样，进屋就喊：“起来！起来！快！还像个军人吗？不像话。”第6队学生都来自东北，董桂森也是东北人，因此很受学生信任。学生们一听董总队长来了，犹如紧急集合一样，几乎同时起床，围住他痛哭流涕，诉说吃不饱的冤屈。董桂森下令先吃饱饭，然后按常规参加训练。

后来，王副总队长还想追究学生罢课的责任和“背景”，但董桂森坚决反对，说：“这些学生迢迢万里来到军校，能有什么背景？他们当初要想投靠八路军，走出沈阳几十里就能找到，何必来四川？他们吃不饱，你们还压制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奇怪的！”

于是，这次黄埔军校“罢课”事件，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不过，随着解放军日益逼近四川，成都市内的许多有钱人家急于把粮食、生猪等贱卖，换成黄金、银元，黄埔军校的伙食也因此在1949年下半年突然有了好转，各总队都能保证每周吃上一次猪肉。

1949年12月25日，黄埔军校军官与第23期3000多名学生起义，被整编为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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