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存在着进步吗？

哲学中存在着进步吗？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既是且非，视你所谓的进步何指而定”。我先从这个答案的肯定部分说起。

在进步面上，我认为过去的150年间，哲学至少在以下几个重要的面向上有大幅度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在分析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概念的使用与问题的剖析更为精确、清晰与细腻。受到逻辑实证论的影响，当代分析哲学家在概念使用上力求精确清晰，这种做法带来几种过去哲学讨论未曾出现的进步。首先是使争论的焦点变得明确，避免了因概念使用不同而各说各话、状似观点相撞但实则不然的问题，而这也让各种观点在被提出后更为容易理解与检验。其次，概念分析的过程中往往能发现重要但容易混淆并因而需要特别澄清与仔细甄别的概念，如使用（use）与提及（mention）的区别、词型（type）与词符（token）的区别、各种模态（逻辑的、形而上的、物理的、认知的等）概念的区别，以及必然与先天和偶然与后天的区别等。再次，概念分析的结果不仅提供了细腻的区分，往往也有利于重要哲学基础概念的发现，如各种模态概念与奠基概念，有利于建立起哲学概念间的系统性连接。最后，概念分析的结果可能导致对各种常识概念进行修正与明确化，使得这些概念在哲学或其他学科的使用上更具有实用价值，以及衍生出概念工程学（conceptual engineering）想法。

第二，哲学讨论的工具更为多样化、精密与高效。当代哲学较过去哲学讨论有多个更为优越的工具，如形式逻辑、贝叶斯概率理论、思想实验、人工智能、最佳解释推理方法（IBE）等。自19世纪末弗雷格（Frege）等人创建形式逻辑以来，逻辑工具就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哲学问题的讨论上。当代哲学家不仅利用逻辑去检验各种论证的有效性或建立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如普特南(Putnam）为辩护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所提出的模型论论证；埃文斯（Evans）反驳模糊本体性理论所提出的逻辑论证；霍利德（Holliday）对当代多种知识理论所建构的逻辑语义论等，而且有些当代哲学理论甚至以纯粹形式化公理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以便理论提倡者证明该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与各种语义后承，如20世纪初迄今各种备受争议的分体论（mereology）系统、帕森斯（Parsons）的迈农主义理论、扎尔塔（Zalta）的抽象对象理论、普里斯特（Priest）无（nothing）的理论等。甚者，两千多年来备受哲学家关注的各种悖论，在当代的讨论中几乎无一不以精确的逻辑面貌进行。除了形式逻辑，将贝叶斯概率理论应用在知识论问题的讨论上带来了崭新的结果与想法；各种精练化的思想实验与相关讨论，也对哲学理论的提出与检验带来了严峻挑战。此外，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也成为哲学家进行论证与推理的高效工具，不仅广泛用于社会知识论、决策理论与语言哲学的讨论上，甚至促成了计算哲学（computational philosophy）这个哲学子领域的快速发展。最后，当代哲学对各种哲学理论的整体评估还采取了与科学类似的IBE方法，这个方法虽然成果不如预期（见以下的说明），但无疑加强了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联系。

第三，哲学与其他科学间的联结与互动越来越强。文艺复兴之后，各种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这固然使得哲学从“众科学之科学”的神坛上卸下冠冕，但也促进了哲学与各种学科间的紧密互动。前述哲学方法论上的说明其实部分揭示了这样的互动关系：逻辑与贝叶斯概率理论在哲学上的应用展现了哲学与数学间的互动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在各种哲学问题上的应用则展现了哲学与AI科学间的互动关系。此外，通过实验方法来阐明或协助回答哲学问题的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以及利用利贝特（Libet）脑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回答自由意志问题的尝试，也都展现了哲学与其他科学间的互动关系。然而，哲学与科学间的互动关系远不止于此，其应用方向也非单向，哲学在科学上的应用也常有所见。哲学在科学上的应用，一方面表现在当代科学哲学这个一般性学科的存在上，也表现在各种特殊科学哲学的兴起上，如时空哲学、数学哲学、AI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哲学、认知科学哲学、法律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而在哲学的众多应用中，有两个领域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哲学在与因果有关的科学（如生物学、医学和经济学）的应用，二是哲学在数据科学的应用。从前者来说，当代哲学家（特别是刘易斯（Lewis）和赖辛巴赫（Reichenbach））对因果的讨论大幅影响了近40年来科学中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因果模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影响力不但展现了哲学家在因果方面的洞见，也促成了与因果有关的AI领域的发展。在数据科学上，哲学家史密斯（Smith）所发展的基本本体论（basic formal ontology， BFO）大幅应用在各种研究机构储存、提取与流通数据的做法上，有效解决了20世纪末存在于数据科学中储存信息无法交流的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问题，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550家公司将BFO作为顶层框架而应用于自身知识库本体论的建设中。

第四，革故鼎新的哲学发现时有所见。由于概念与问题的澄清以及各种新方法的使用，当代哲学发现了许多旧有哲学讨论中的错误或简略之处，并获致在许多领域上有重要结果的若干新发现。前者如对笛卡尔（Descartes）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的剖析表明，该论证其实是混淆了两个各自在逻辑上可批评的论证的结果，而对外在世界怀疑论论证的考察也表明，若干这样的论证可能都预设了可怀疑的不容错论（infallibilism）假设。此外，弗雷格对数学的分析及克里普克（Kripke）对先/后天知识及必然/偶然性的研究也揭示出，若干重要哲学概念的关联其实比过去哲学家所认为的更为复杂。后者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哥德尔（G?觟del）两个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这个定理不仅在数学上证明了算术公理化系统的不完全性，许多哲学家更试图从该定理中推出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性的结果，如塔斯基（Tarski）便试图从其中推衍出有关真理论的重要蕴涵，而彭罗斯（Penrose）则试图从其中推论出“强人工智能不可能成功”的结论。

从以上几个角度看，当代哲学的进步不言而喻。不幸的是，从“实质”哲学问题的解答与实质哲学知识的获得上来说，当代哲学可以说毫无进步可言。所谓“实质”哲学问题的解答，我指的是哲学家自古迄今主要研究且标示了哲学这个领域的问题，如形而上学中是否存在共相的唯实论/唯名论之争的问题、是否有独立于心灵之外事物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问题、知识论中知识的充要条件为何的问题、能否充分反驳外在世界知识怀疑论的问题、伦理学中有无伦理事实的问题、行为对错标准的结果论/非结果论之争的问题、道德哲学中人类是否有自由意志的问题、逻辑哲学中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之争的问题、逻辑/非逻辑词项之别的问题等，以及其他各种在哲学史上有过重大争议的哲学问题。我在几篇已发表的文章中表明，当代哲学的讨论对于这些实质性哲学问题不但没有提供解答与知识，也不可能提供相关的解答与知识。至于为何如此，以下我简单摘述一些哲学怀疑论者（如毕比（Beebee）、孔恩布利斯（Kornblith））和我所归结的原因。

第一，同辈分歧（peer disagreement）：不论一个哲学家对某个实质性的哲学问题的主张为何，他总可以发现与自身立场不兼容的观点，而这些观点的提出者和他一样理性且有足够的见识，这使得整个哲学家共同体无权宣称任何一个哲学看法是正确的。

第二，方法论的讨战：1.哲学的IBE方法要求哲学理论能够解释我们的常识性直观，但常识性直观往往预设了理论，并且彼此抵触，这使得一个理论是否解释了直观的共识难以达成。2.彼此抵触的直观容易受到哲学辩论术的操控而改变，因而诉诸直观评断哲学理论好坏的IBE方法并不可靠。3. IBE方法由若干标准所构成，但哲学家对这些标准缺乏权重和重要性的共识。4.IBE方法的应用要求我们使用对日常语言来说正确的逻辑，但不幸的是，该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件事正好是当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当代哲学家们对此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不止一个。我们要如何决定正确的答案为何呢？不论我们如何决定，我们的决定显然会有乞题或循环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哲学方法论中一个无解的问题。

第三，对象的建构性：哲学讨论的对象似乎具有可疑的建构性，而哲学理论也不像科学一样具有可测试的蕴涵，这使得哲学问题缺乏可信赖的解决之道。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模糊性与连锁悖论的逻辑哲学研究”（23BZX123）支持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邵贤曼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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