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论颜真卿书风对元明书法的影响

论颜真卿书风对元明书法的影响

■叶鹏飞

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副社长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原委员

颜真卿是人品、书品相辉映的典范，千年来一直受到高度赞扬，其书法艺术的魅力、人格精神魅力一直影响到当代。

从书法风格史的角度看，颜真卿书风对元、明的影响大逊于两宋，尤其是元代，在赵孟頫回归魏晋的“崇古”观念影响下，元代呈现的是温柔舒卷的书风，与颜书浑厚、雄强、朴茂的书风有着明显不同。然而，当我们仔细梳理元、明书法史时，就会有许多新的感受。

元代书法在回归魏晋的崇古大潮中，颜真卿书风依旧有着不可忽视的一面。其实，在蒙古未统一中国前，不论是北方的金朝，还是南方的宋朝，受程朱理学的影响，颜真卿的忠义精神、雄强刚烈的书风，都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支柱，在蒙童的教育中，都是以颜书为楷范的。元代在逐步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被根深蒂固的汉文化所熏染，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提出“仪文制度，遵用汉法”的主张，并立孔庙、建官制、兴学校。故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大多是以习颜书为蒙童教育的，传世的许多史料和书论中都有这类详细记载。如王恽（1227—1304）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所作《颜鲁公书谱序》中说：“古人以书学名家者甚众，今独取鲁公而谱之者，重其人以有关于风教故也。鲁公之书，上则窥三仓之余烈，中则造二王之微妙，下则极古今书法之变，复济之以文章气节之美，故后人作之，终莫能及。”王恽是元世祖的重要文臣，无疑是当时朝廷文化政策的推行者。直至延祐二年（1315年），元廷恢复科举，试子都是以唐楷答题的，一直到元末也是如此，这从杨维桢（1296—1370）的传世墨迹中可以印证。

分析元代书史，可以看到在赵孟頫（1254—1322）入都之前，由金入元的书法家如耶律楚材（1190—1244）、鲜于枢（1246—1302），他们的书法都是受到颜真卿书风泽被的。耶律楚材长期在中书省任职，并提出儒家治国之道，推崇程朱理学，制订了各种施政方略，是汉文化的实施者。他的书法受家庭影响，致力于颜、柳，书风沉着端庄中见清爽劲健，是传承颜书的典型，代表着元初的北方书风。而鲜于枢收藏了颜真卿的《祭侄稿》，视为珍宝，称其为“天下第二行书”，并反复研习。我们可从他的传世作品中，看到他对颜书的吸收，尤其是他的草书笔势畅达，流畅中见雄厚，是元代书家中受颜书影响又能变法出新的书家。他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为官杭州，与赵孟頫结识，他的书法也备受赵孟頫推崇。

鲜于枢《论草书帖》

规格 26.9cm×53.6cm

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

当时，竭力推崇颜真卿书法的还有郝经（1223—1275）。他是翰林侍读学士，又是促成忽必烈统一大业的功臣，著述甚多。郝经既是颜真卿书法的忠实崇拜者，又是元代书法理论的代表人物。在他的《陵川集》中，有许多赞扬颜真卿书法之语：“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书法至此为绝尘，顿觉诸家异端异，恢宏正大极遒紧，驰骛刚方穷壮丽。”又如：“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可见他以人论书，对颜真卿人品的推崇延伸到对书法的推崇。再则，他以独特的视角，认为“锺、王变篆隶者也，颜变锺、王用篆也，苏变颜、柳用隶也”，言明了颜书变法出新的特征——将颜真卿书法纳入二王体系中，认为颜书是二王正传，这对当时以至明代书坛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观念也正是当时师颜风气使然。与耶律楚材、郝经同时的刘秉忠（1216—1274）、许衡（1209—1281）等人，都是颜体书风的承继者，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使元初的北方，形成了“京体”——以颜体为特征的书风。而这一书风，又与元好问（1190—1257）所提倡的“雅正”的文学观相呼应，与当时追求“豪放、高远、遒严”的诗风相一致。

赵孟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出仕元朝，当年十二月北上大都。他谨慎处世，精湛的书画艺术深得元世祖和元成宗的青睐，亦对元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孟頫针对当时书法的现状，竭力提倡回归晋唐，注重对晋人韵致和唐人法度的学习。在他的眼中，“学书须学古人，不然，虽笔秃成山，亦为俗笔，若今京体是也”，这是他对当时大都学颜书风形成习气的评论。由于赵孟頫早年即出入二王，赴京前已以晋人风格的书法立足，当时就被到杭州赴任的鲜于枢所推崇。其实，赵孟頫对颜书的认识与米芾的“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的观念影响有关，他针对“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的现象，指出“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之举，这是他针对学颜无所进的现状而提出的卓见。因此，赵孟頫从强调用笔、注重法度入手推崇学习魏晋，矫正当时“京体”学不能化的时弊，让书法回复到丰富的感性形式技巧道路上来，为复兴魏晋书风开辟新境。他的“崇古”思想，也迎合了当时文人的心态，受到了积极的响应，从而汇成了前所未有的妍雅流美的书风。尽管颜真卿的书法依然受到推崇，但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改变。

在赵孟頫之后，颜真卿的书法仍然因其人品而受人们关注。泰定年间（1324—1328）郑杓所著《衍极》中，尊古尚法遴选了历史上十三位人物，颜真卿位列其中，并赞誉“颜真卿含弘光大，为书统宗，其气象足以仪表衰俗”。可见颜真卿的忠义精神，不仅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追求，更缘于他书艺的高超让人崇敬。因此，颜真卿书风在元代伴随着崇古书风一直存在着。如康里巎巎（1295—1345）亦是元代出色的书家。他于元统元年（1333年）抄录了《颜真卿述笔法卷》，体现他对颜法的重视。而他抄写的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更说明他对颜法的掌握是入微的，成为他书风变法的基础。故康里巎巎那刚健遒美的章草书风中，多少隐含着颜书对他的影响。而后的诗文奇才杨维桢，将唐人楷法和章草今草融合，开创出特有的生拙古朴、奇肆壮伟的行草书风，其中也无不透射出颜书意味。

元、明书法是有密切承传关系的。在明代，理学仍被奉为正统，诸帝都崇尚阁帖，在士大夫响应之下，书法基本是元代崇古风气的延续。又随着朝廷实用和帝王的偏好，由二王楷书整饬而形成的“台阁体”书风风行了近百年。

在明代，颜真卿书法依然是蒙童必学之书。丰坊（1492—1563）的《童学书程》中记载：“自八岁入小学，便学大字，以颜为法。”可见师颜风气很是普及，但主要是在蒙童的学楷上。然而，明人对颜书的认识是有巨大差异的。如方孝孺（1357—1402）在《逊志斋集》中说：“颜柳之书，余一见即知其美。此书八九年中凡三见矣，今始识用意之妙，正犹有道君子泊然内运，非久与之居，不足知其所蕴也。”称誉颜、柳书法内涵丰富；再如解缙（1369—1415）在《书学传授》中视颜书为正脉：“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肜……杨凝式。”认为鲁公之书沉着，竭力推崇。此后又有吴门书派的先导书家吴宽（1435—1504）在《匏翁集》中说：“颜鲁公平日运笔清活圆润，能兼古人之长。”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斋书论》中推崇“颜书得王右军之力，与圣人一体者也”。而杨慎（1488—1559）在《升庵集》中则认为：“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此后，项穆（1550—1600）也认为“颜柳得其（王羲之）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这些观点都是对颜真卿书法认识不同所致。针对当时“台阁体”的盛行，解缙虽以草书直抒胸臆，一扫沉闷之气，但未能形成风气。直到李东阳（1447—1516）力主师颜，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才形成了“士大夫之贤者皆喜习颜书、学杜诗”的风气，这个时期，出现了如李应祯（1431—1493）、岳正（1418—1472）、张弼（1425—1487）、邵宝（1460—1527）等师颜书的名家，这也开启了明代书法的变革风气。

明代中叶，经济迅猛发展，但社会风气奢糜、享乐之风盛行，使许多士人借诗文书画自娱，以此鸣不平骋兴怀，思想文化活跃。这时的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针对“天下之不治”的现状，认为是“士风衰薄，程朱理学流入空虚”“言行不一”而造成的。于是他倡导道德意识与行为统一的思想，建立了重自主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书法艺术的变革，使书法不再受阁帖束缚而追求个性，用书法来抒发率真的自我本性。而王守仁本人也是师颜的书家，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的文坛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七子”中，李东阳的门生李梦阳（1473—1530）和何景明（1483—1521）的书法也都是一派颜风景象。所以，颜真卿书法又被士人推崇和追随，这种风气影响到了吴门书画家。而后，王艮（1483—1541）发扬其师王守仁的学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的观念，开创了泰州学派。这又影响到了李贽（1527—1602）。他承继王艮的观念，提出了“童心说”，认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批评“假人假言”的社会现象，这成为晚明追求个性、体现自我的宣言，促使了书法艺术向不拘俗套、直抒胸襟发展。与此同时，禅宗也已经与当时的人文思潮相合，禅学与当时的“异端”新说的人文运动互相推波助澜。思想的活跃，文化生活的丰富，也使戏曲、小说和书画创作丰富多彩，成为市民阶层娱乐和自我教育的精神食粮。书画品赏、鉴藏的风气盛行，催发书法艺术进行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祝允明 草书杜甫秋兴诗轴

规格 106.5cm×37cm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枝山。

吴门书派的出现，展示出明代书法进入了新的境地。祝允明（1460—1526）是吴门书派的领袖人物，他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又是李应祯的女婿。由于他仕途不畅，怀才不遇而放浪形骸，这些都在他的书法中体现出来。祝允明书法师法多样，仅楷书风貌也多变，但他晚年留下来的楷书作品，都以纯粹的颜楷面目出现，端庄而严谨，被陆时化（1714—1779）称为明代学颜第一人，然祝允明更受人称誉的是草书。祝允明的草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而自出新意，尤其是大草书，点画狼藉，无拘无束，狂放不羁，从他研习草书的轨迹看，受怀素、黄庭坚的影响尤大，而这两家的书法都与颜真卿有承传关系。故他在使转上的外拓形结字，与颜真卿、怀素是一脉相承的，他是将颜书雄厚朴茂的书风溶入草书的第一人。再说文徵明（1470—1559），他既是吴门书派的领袖，又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他的书法各体兼擅，尤其是耄耋之年还作小楷，为世所惊叹。他传世书法最多的是行书，明显看出他是受其师沈周（1427—1509）影响学黄庭坚的，而黄庭坚的书风是师颜转师柳而形成的，启功“要识涪翁无秘密，舞筵长袖柳公权”的诗句道破其中玄妙。所以，每读文徵明书法，其谨严清爽无不与柳书有关。王宠（1494—1533）是祝允明弟子，是吴门书派重要书家。他艺术天资极高，不论在楷书，还是行草书上都有很高成就，尤其是他的楷书受其师影响，宽绰古雅，变颜法出新，为世所推崇。而在文徵明的弟子中，师颜师柳或师黄者甚多，其中要数陈淳（1483—1544）最有成就，其行书有颜法而与其师书风相远，草书似又受祝允明影响。他的书画都追求个性，直抒情感。可惜王宠、陈淳都去世在文徵明之前。吴门书派书家的书风是丰富多彩的，虽并不皆师颜法，然他们的崇颜风气延续了下来，影响到了王世贞和董其昌。

作为吴门书派的后继者，主持文坛二十年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1526—1590），在跋文徵明《停云馆帖》中推崇颜真卿，认为颜真卿《祭侄文稿》有天真烂漫之趣，“公行押之妙，一至于此。噫！此稿草耳，所谓无所待而至者”，从推崇颜真卿的楷书转为行草书，无疑为阁帖之外，推崇新的师法范式。他的《艺苑卮言》论诗论文、论书论画，影响力极为深远。他的传世书法作品，处处透露出颜法。

董其昌 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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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颜真卿书法研习最虔诚的是董其昌（1555—1636）。他是松江书派领袖，他的书画和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对颜真卿书法一往情深，反复临摹颜真卿的真书和行书。从其记载作品和传世作品看，他自17岁起直至80岁，都有临写颜书的作品，而他自谓仿颜之作则更多，他所刻的《戏鸿堂帖》也是当时收入颜书最多的刻帖。董其昌是最理解颜真卿书法真谛的，他说：“颜平原屋漏痕、折钗股，谓欲藏锋。后人遂以墨猪当之，皆成偃笔，痴人前不得说梦，欲知屋漏痕、折钗股，于圆熟求之，未可朝执笔而暮合辙也。”又说：“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剸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所以，他学颜能化，突破了赵孟頫认为的“白首往往不能化”的难题，开辟了学颜出新的途径。

倪元璐 草书赠乐山五言律诗轴

规格 165cm×47.3cm

满市花风起，平隄漕水流。

不堪春解手，更为晚停舟。

上埭天连雁，荒祠水蔽牛。

杖藜聊复尔，转盼夕阳游。

董其昌生活的时代是明代书法进入巅峰的时期，与董其昌合称为“邢、张、米、董”的邢侗、张瑞图、米万钟都擅草书，而各具鲜明特色。他们之后便是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他们都是晚明书坛的杰出人物。他们三人既是同僚，又是书友，在翰林院时三人相约攻书，相互陶醉、相互影响，他们都以锺繇、王羲之、颜真卿为师法，但对颜书吸收程度不一。黄道周博学多才，著述丰富，他以颜真卿为师表，一直以仗义执言闻名。他的书法从颜书吸收的是遒劲的气势和宽绰的体态，形成古拗老辣、诡奇变幻、沉重苍茫的书风。而倪元璐学颜，是溶和苏轼书风，以颜法“屋漏痕”为基，用笔涩辣。尤其是大草书奇肆怪伟、意态特殊，雄浑而高古，有着刚烈的气格。而王铎不论是楷书，还是行草，都能看到他受颜书的影响。他有矛盾的心理，虽贬抑颜楷，却又以颜楷面目出现；他推崇《争座位帖》，又同学米芾。故而他的行草书书风是两种书风高难度的融合：颜体的外拓形和米体的内擫形，合成了他变化跌宕、收缩放纵的特殊气格，与他在仕清后的矛盾心理相吻合。他的书风的后继者是傅山。傅山（1607—1684）不论在人格上，还是书风上，都发扬拓展了颜书，是明清狂放书风的终结者！

来源 ▏2022年《书法报》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