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丙午和丁未一两金币是后世臆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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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丙午和丁未一两金币是后世臆造的吗？

中国近代机制币有两种大型金币—大清丙午和丁未一两金币。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就有使用黄金的记录。现在出土的一些金饼据考证是那一时期铸造的。汉代尤其武帝时期大量使用黄金，铸造有金饼、马蹄金等，但是它们都是用于进贡或赏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虽然从汉代到清代中期两千多年里有些朝代也铸造了少量金钱，如金五铢、金开元、金宣和直到太平天国铸造的太平天国背圣宝金钱。但铸造这些金钱的目的不是作为货币流通，而是用于庆典赏赐。

几千年来中国货币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铸造的金币，就是这对丙午和丁未一两金币，因此意义非凡。

现在钱币收藏领域有少数好事者，他们敢于发挥“合理想象”，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利用简单的逻辑来推断复杂的历史事件，妄下定论，使得钱币界徒增混乱。

近来有人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前辈钱币学家和历代藏家的探索研究，不顾国家文博单位对事实的认定，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把大清丙午和丁未一两金币说成民国时期“麒麟钱社生产的”臆造币。

他们这么说根据是什么呢？他们的根据竟然仅仅是因为没有看到光绪帝正式开铸金币的谕旨。这些人还东拉西扯编造出所谓“盛宣怀大人的密涵”（按：清廷关于铸造金币的折子和谕旨都是公开的，“密函”云云不知从何说起）。至于所谓的“密函”有什么内容却只字不提。

其实，早在清光绪中期开始，政府部门和大臣们上上下下已经多次积极地探讨施行金本位和铸造金币的事宜了（目前最早的资料可上溯到光绪22年），光绪帝也为此事下过多道谕旨。这类资料现在留存下来的不下数十篇。

包括：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军机处电询各省督抚，银元应否改铸的电文。

光绪三十年八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力陈“两”单位的奏折：“以前各省所铸银元，均依照墨西哥银元之重，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中国从前尚未有定划一币制之议，所铸龙元，专为行用各口岸，抵制外国银货进口起见，并未为厘定通用国币起见，本属依仿洋银办法……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钱分厘计算，而地丁漕项、为数尤为至纤至繁，每县串票不下数十万张，每人丁漕，多者几两几钱，少者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丝几忽，畸零繁重，若改两为元，实难折算。……若现定者既名为国币，然仍仿墨西哥银元成式，以库平七钱二分为率，则历年墨元已操积重之势，中国权力事势断难阻使不行。……兹拟即就鄂造库平一两重银币，先行试用，以 商情民情，兼体察各国商人情形，出纳利弊”。

光绪三十一年（1905）财政处奏准币制单位，定为库平一两。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度支部以“原拟一两银币，与各省旧铸龙元，重量不同，奏定以来，外间多以为不便，鄂厂试铸一两银币，未甚行用，旋即收回熔毁，各省所铸龙元，沿江沿海习用已久，若新币照此鼓铸，自可无滞碍之虞，即用以折合铜币制钱，如大银币一元折合七分二厘小银币十角，小银币一角，折合十文铜币十枚，铜币一枚折合制钱十文，均以十进位，亦易于操纵，似不如改从七钱二分之制，以便推行。”

同年七月初九颁布的《新币分两成色章程》。

同年十一月度支部的驳斥：“欲顺商民之习惯，求货币之流通，似不如七钱二分之为便。

宣统二年四月度支部颁定的《币制则例》等等。

至于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上陈“自强大计”折以及总理衙门的对此折的议复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德宗（光绪帝）的谕旨，内容涉及的都是铸造银币，根本没有什么秘折，秘旨。

清政府户部于光绪30年曾上奏筹集金款预备铸币，折子中明确提出：“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条奏整顿币制折内，有添铸金币之请，所陈利害各节，颇极详尽。近今讲求财政者，亦多谓中国宜铸金币，以济银币之穷。臣等详加参考，现在环球各国，皆已用金，中国独无金币。金贵银贱，交易诸多受亏。非开铸金币，不能抵制。惟铸金币，应预筹集金款••• ” 光绪批奏为：“奉旨依议钦此。”

从许多留存下来的晚清档案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政府无论君臣对制造金币，以及实行金本位的想法和方案都是认真的和积极推进的。此外，多处折子已经对实际铸造金、银、铜币以及它们的面额、兑换比值等实施细则都作了具体的规划。

然而，与目前留存下来的许多钱币（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都没有没有保留相应的政府行文情况类似，目前没有发现户部于某年某月下达的正式铸造金币的行文。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有没有看到政府的正式行文来判断一件历史文物存在与否，显然是十分不负责任的和超级懒惰、草率的行为，特别是晚清民国交替之时，文献和造币厂铸造记录大量灭失的情况下，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推导事物很难不得出幼稚荒谬的结论。

其实对于这两种珍贵的金币，过去老一代钱币学家和藏家门已多有论述。

以下第一条引述自孙浩先生《光绪丙午及丁未年造“大清金币”—推行金本位制的产物》一文。

“1943年5月《泉币》第十八期编辑提到张絅伯于1920年间得到吉林厂平三钱，意大利外交官罗斯愿以丙午及丁未大清金币一对交换。当时厂平市价一百数十元，而金币每枚不过五十元。

到四十年代“厂平银币之价犹昔（与过去差不多），而金币每品，万金亦不易得。”

另戴葆庭在同年9月《泉币》第二十期提到丁未一两金币：“图案简洁，文字纤秀，与丙午金币同属稀品。”“当时铸额不多，而金本位制又未确定，流入市侩之手，多溶为饰物，昙花泡影，亦可叹也。”

另一条是民国老藏家回忆。

上世纪20年代，著名钱币学家、大藏家郑家相旅居天津期间，有一天当时国内著名的古钱大藏家之一方药雨拿来丙午、丁未一对金币给郑家相看，说是天津有人从北京贩来，均为故宫旧物，每一枚合银元421块，方药雨从中挑选了一对。如果想要可速去买。由于郑家相历来重视古钱，对近代机制币并不看重，所以当时没有留意。

方药雨

不想不久之后，大清金币金币价格扶摇直上，购买一枚必需重金，这时郑家相才想起方药雨的话，再去找这批金币，结果听说没卖掉的已经全部送当地银楼打首饰了。事后郑家相对此懊悔不已。

从现存的丙午和丁未一两金币的文字和图案分析，这两枚金币文字秀美，龙图精湛，图案清晰，压力充分，为政府正规造币厂铸造无疑。金币的龙图与光绪29年户部一两银币以及北洋一两银币完全相同。

光绪丁未年造大清金币一两大云银样单面币

关于这两枚金币，最早有慈禧、后妃们都很喜欢这枚金币图案和制作，常常拿在手上把玩这样的传说。因无旁证，先放在一边。

张絅伯、郑家相都是中国老一辈钱币学家、大藏家，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见到的这两枚金币。若论钱币造假，当时的造伪水品，包括知识、模具工艺，铸币机器等等远远达不到可以乱真水平（参见民国时期臆造的慈禧太后银币）。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制作逼真的仿品无一不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造伪集团的产品。即使是近十年内采用电脑结合实物仿造出来的大清金币银样，图案上仍然有破绽可循。

当时的造伪方法，要么翻铸，要么自己开模。翻铸就不用说了，破绽百出。若造伪者自己开模，没有今天的仿真技术和设备，绝对做不出以假乱真的东西。要说大清金币这样的东西是民国时期造伪者看到一份清代留下的折子就仿造出如此高水平高价值的东西，实在是高抬他们了。存世有民国时期平玉麟等人基于实物仿造的民国十六年孙中山陵墓银币铜样，比较一下即可知当时平玉麟等民国最高水平的仿造者的作伪水平。（见下图）

民国时期确实有不少藏家被骗买到了假币或臆造币。这是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藏家们听说过故事却没见过实物，才会上平氏等人的当。如果有今天这样的网络信息，平氏一类人早就饿死了。当然今天的造假集团利用发达的信息制造出更加逼真的伪品，所以他们不但没有饿死，还不断地发这一点小财。

退一步说，即便民国时期造伪者看到庆亲王的折子，想利用这个折子造假，也要先宣示这份折子的内容，让折子的内容在泉币界广为人知，因为恐怕大多数藏家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其次造伪者要铸造这样的一两金币还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而这恰恰是民国时期造伪者的弱项。

再则，造伪最大的目标是利益，铸造这样重的金币，作为个体造伪者能不能有效地兜售出去并获得必要的盈利首先就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民国时期钱币收藏并未蔚然成风，钱币收藏人群很小，收藏机制币的人就更少了，能买得起这样贵重金币的钱币藏家屈指可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初起，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灾难深重。当时的造伪者只能在这样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下造伪，其水平和造伪对象可想而知。

对于考查历史遗存，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追根寻源、认真负责、以史证物、以物证史、相互印证。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当时的国民经济情况，收藏市场情况，收藏人群等等，综合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少数不懂历史、不学无术、连普通钱币真假都看不懂，出手就是大把的假货的人（这种人不是居心叵测就是心智不全），却敢于信口雌黄，大言不惭地议论珍稀钱币的真伪，岂非咄咄怪事？

——基本资料来自泉友西乡《大清金币是臆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