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混沌中的温暖

□王次勇

父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是在90岁的时候。

最先发现父亲的症状，是因为他频繁去桥头的馓子铺买馓子，一天要买三回，一回买三斤。卖馓子的都慌了，他说老爷子你家到底有多少人呀，天天要吃那么多馓子。父亲说：“人不少，一个班哩。”家里没有一个班的人，而囤积的馓子一个排也吃不了。

保姆无法制止父亲的行为。她说父亲每天半夜起来，中山装穿得齐齐整整，还戴上停摆多年的上海牌手表，拿起人造革的旧提包，说要去上班。保姆拦阻，父亲义正辞严地大嚷：“误了开会，谁来负责？”

这个只好由我们弟兄轮流来负责。在他的床边，我们支起了行军床，每天半夜只要父亲开始穿衣戴帽，便费尽口舌，劝阻这个心心念念要上班的“90后”。后来我们发现，只要说“今天是星期天”，父亲就会重新躺下，还恍然大悟似的说：“哦，今天是星期天，你看我都过糊涂了，星期天是不上班的，是不是？”父亲于是天天过起了星期天。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父亲只是年纪大了，思维断片也属于正常，因为所有的断片都是他记忆中的回放，只不过是时空连接得有些错乱和走样。

关于馓子，我想起父亲以前经常说的一件事：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鲁南军区的《鲁南时报》干印务。孟良崮战役刚打完，他们就从平邑驻地出发北撤。路过的战场，硝烟还没散尽。因为大战后敌军正在反扑，他们必须要立即通过战场。然而，他们印务班几个人已经跑了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而附近的村庄，老百姓也不知去向，根本搞不到吃的。他们跑不动了，只能慢慢挪动，远处敌人的炮声让他们感受到了绝望。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那个人猛地看到他们，吓得扔下篮子，扭头就跑。篮子里装的竟然是馓子，是馓子救了他们。他们没有忘了那个跑掉的人，他们掏干净身上所有的钱，放在篮子里，还细心地在钱上压了一个土坷垃。

我想，父亲频繁地去买馓子，肯定就和这一节有关。

桥头的馓子铺不久就关了门，因为铺子的顾客基本上以父亲为主。父亲去了几趟，看着门上贴着“房屋出租”的招贴，很是失望，他说：“全班看来要挨饿了。”

市里每年为老干部例行体检，父亲的检查结果还好，没有“三高”等基础性疾病。至于老年痴呆，和年龄有关，医生说没有什么特效药，而且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父亲那时腿脚还好，他每天都要出门转上一圈，主要是去小区大门口的报橱拿单位给他订的几份报纸。看报是父亲多年养成的习惯，但要问他看过的内容，则一脸茫然。

最让我们头痛的，就是父亲拿报纸还顺带拾取一些无用的东西，破瓶子、烂鞋子甚至碎砖头等被他拿回了家。我们发现后都是第一时间扔到垃圾箱里去，当然，要偷偷地、悄悄地，不能被他发现，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因为在他眼里，他捡来的都是宝贝。

邻居张伯伯的脑子也不好用了，有一次他和父亲起了争执。他们争的是一根丝瓜。张伯伯说是他种的，他已经照顾这根丝瓜好多年了。父亲说是他种的，是他领着一个班的人种的。邻居们都笑，说两个老小孩都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其实他俩说得都不对，丝瓜是门卫种的。

丝瓜最后还是被父亲摘回了家，他一天要看好几次。那是个老丝瓜，已经干硬了，皮都泛白了。父亲嘱咐家人：“留好，过年的时候炒菜用，我孙子孙女都喜欢吃。”

我突然想起电视里的一则公益广告：聚会上，一位患老年痴呆的老人，抓起盘里的饺子装进自己衣袋里，嘴里喃喃自语：“我儿子喜欢吃饺子。”何其相似！这一次，我们没有把那根老丝瓜扔掉。

家里雇请的保姆已经换了三个了，她们呆的时间都不长，辞工的共同原因是父亲永无休止的追问，“你家在哪里？你贵姓？”人家回答了不到一分钟，父亲的记忆就全部复零，然后再次发问：“你家在哪里？你贵姓？”问询是认真的，沉默以对是不可以的，但这无限循环的轰炸的确让人崩溃。

最后这位保姆干的时间最长，她60多岁了，性子蔫，几乎不认字，但很爱玩手机，视频刷得很溜，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喜得我直想笑”。这位保姆一年后也走了，走的原因不是因为父亲的追问，而是“靳东要来找她”，她是“东子”的老迷姐。她儿子来接她时，她要儿子去高速出口接靳东，儿子没有听她的，而是说先领她去医院查查脑子，可别得了这家老爷子那样的病。

那年疫情快终结的时候，95岁的父亲却阳了。我们感到父亲这一关很难过去了，谁知过了不久，父亲转阴了。但经此一击，他的身体明显不行了，思维更是信马由缰，逻辑跑得一干二净，常把大哥认成他以前的同事，还要给他以同志式的握手。

身体彻底垮掉的父亲最终住进了医院，他已经起不了床了。他拒绝吃药，喂到嘴里的药会吐出来。最让人揪心的是他竟然开始拒绝吃饭，每到吃饭，他都咬紧牙关，瞪着眼睛，好像在受刑。好在我们兄弟姊妹大都退休了，全家一齐上阵照顾他。喂饭就像一次战争，那边父亲怒吼、挣扎，这边劝着、哄着，掰嘴、下勺，一顿饭通常需要两个人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我们在“战争”中总结“战争”。我发现父亲爱听豫剧，尤其是马金凤唱的《对花枪》，他听戏时特别安静，甚至还能说出当年马金凤到我们县演出时的热闹场景，当然他也会把罗艺说成罗成的儿子，把姜桂芝说成穆桂英。

戏能帮助父亲恢复一点记忆，这倒是一个好现象。于是，我们的手机上都下载了马金凤的《对花枪》，特别是在喂饭的时候播放，父亲沉浸式听着，饭就喂得比较顺利。病房里经常响起马金凤的唱段：“老身家住南阳地，离城十里姜家集，那个棋盘大街住在路西……”

陪护，是我挨着父亲距离最近、时间最长的时期，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交流。看着两眼空洞的父亲，我好像看到了他经历过的一生，风和雨、血与火、坎坷与奋发、苦难与荣光，也看到了我成长时得到他无处不在的呵护，我得的奖状他都替我悉心保管，我发表的文章他会装订成册，我进步了他会斟上二两老酒为我祝贺，我遇到挫折他会给我打气鼓劲，让我向上、向前、向善……

即使他躺在病床上，脑子一片混沌的时候，也会把手中的鸡蛋饼干递向我，他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饼干，却苦于手头没有多少钱难于实现。纵使思维万般混沌，父亲心底却存有一丝清亮：我是他的儿子。就如那则公益广告最后的旁白：他忘记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

苦熬的父亲没有熬过衰老与疾病，于今年8月走了，享年96岁。

我的手机里保存着两样东西，一是20年前我和父亲爬长城时的合影，这是我们父子俩唯一的合影。父亲那年76岁，他没去过北京，也没坐过飞机，我陪他实现了这个心愿。父亲那次还爬上了八达岭上既陡又长的好汉坡，引来一些大学生的叫好和惊呼，他为此而感到自豪。

另一个是马金凤的《对花枪》，这是父亲最爱听的，也伴随着父亲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现在经常播放，希望父亲能够听到。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邹城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