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 | 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

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

文/关爱和

河南大学文学院关爱和教授

摘 要 ：刘师培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请赴日本参与《民报》编辑。《民报》作为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影响巨大。但也因办刊资金困难，产生了许多猜忌与矛盾。章、刘二位书生在1907年下半年在生存困难的窘困下，由章太炎策划，刘师培夫妇实施了“诱窃官金”计划。计划实施的结果，是章、刘失和，刘师培最终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并在1909年春天公开入端方幕府，章太炎也陷入“以万金出卖革命”的舆论风潮之中。辛亥革命前的日本同盟会总部，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刘师培的选择与命运，最终成为大时代中令人扼腕的陈年旧事。这些陈年旧事，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而不断被充实被丰富。

关键词 ：刘师培；章太炎；诱窃官金；端方幕府

刘师培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请，偕妻子何震到日本，参与《民报》编辑。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两人因学术趣味相近，反清革命意志相投，被称为《民报》“二叔”。1907—1908年章太炎、刘师培同在日本同盟会总部。因《民报》办刊经费紧张及生活困难，章太炎策划、并与刘师培夫妇实施了向两江总督“诱窃官金”计划。“诱窃官金”计划的失败，导致章太炎、刘师培“二叔”失和，刘师培随后公开入端方幕府。此事在当时的东京以及国内形成巨大风波，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莫衷一是的公案。随着发表在报刊上的刘师培1908年《上端方书》、章太炎1912年《复浙江统一党支部信》、刘师培1912年《与章太炎书》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70年代与21世纪初年的相继发现，以及钱玄同、洪业、杨天石、万仕国、张仲民、杨婷婷等人研究贡献的基础之上，使我们有可能对刘师培入端方幕府事件，做出更深刻地理解和具有“了解之同情”的历史叙事。

一、《民报》“二叔”与倒孙风潮

自1907年起，《民报》团队在日本的境遇，一方面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遭遇经费紧张，思想多岐的挑战。《民报》1905年11月创办伊始，发刊词由孙中山手撰，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思想纲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为办刊宗旨。1906年5月初，孙中山在新宿主持修改《同盟会章程》，同盟会宗旨继续表达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此皆为章太炎未来日本之前所发生的事情。7月15日，章太炎自上海出狱来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其“文治”的思想进路，与孙中山“武攻”的思想进路着力点有别。随后，章太炎正式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民报》主笔，组织了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并参与1906年底《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制定。

▲《民报》创刊号及发刊词

同盟会毕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于一役，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劲改革”方案，咄咄逼人。在重重内部危机和外来压力下，清政府的“自改革”方案，也不失时机地款款出台。二者构成一种剑拔弩张式的对立与紧张。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章太炎等开会纪念《民报》周年，到者竟达五千余人，是当年留日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强。因此，防范同盟会作乱，查拿革命党，破获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成为沿海沿江各省大员最紧要的任务。1907年2月8日，袁世凯向清政府请求更换驻日公使杨枢，并献拔本塞源以遏祸萌的四策：其一，对日交涉，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其二，派员到海外华侨中宣传，使拥护朝廷，望国强盛。其三，限制出国留学生人数，安插眼线，使革命党孤立无援。其四，取缔革命书报，使之不入内地。驻日使臣兼有监督学生之责，斯任綦重，应派有能力干预聚众演说等类事端大员担任。两天后，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出《招抚孙逸仙》的新闻，报道张之洞寄说当局，除派侦探严查革命党外，还可招安党首。稍后，日本当局应清政府驻日大使之请，开除早稻田大学等校的三十余名中国留学生。同盟会所在地东京，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清王朝实施的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对《民报》号召的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并举，自下而上的平民革命，构成一定程度的对冲。1906年12月，全力支持“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的章太炎，在《民报》12期发表《箴新党论》，提醒新学学生辅佐清廷而使新政获得成功的种种设想，绝无实现的可能。12月2日，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孙中山演讲《三大主义之要素》，章太炎演讲《平民革命与督抚革命》，这是同盟会的高光时刻，孙、章的演讲，特别具有号召力和冲击力。章太炎秀才造反、万万不可仰攀督抚的讲述，是对科考废除后渴望出国求学、谋求个人发展的青年革命者的忠告。此时，刘师培还未到日本。如对照刘师培1908年后投靠端方的选择和遭遇，才能充分体会到进入不惑之年的章太炎洞悉世事之处。

清政府忌惮同盟会的声势，采用袁世凯釜底抽薪的策略，与日本当局商议，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1907年2月，日本外务省出面，要求孙中山自行离开日本，承诺三年后可以重返。并赠孙中山7000元作为离日费用。日本商人铃木又附赠1万元。此时，孙中山心心念念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故以1000元用作告别会，2000元留作《民报》费用，其余留作武装斗争费用。赠款及使用计划并未告知同盟会总部的成员。章太炎一是感到孙中山对驱逐事宜，缺乏应有的抗争。如日中天的同盟会事业，因孙中山离开，失天下人之望；二是不清楚孙中山所获经费总数，以为给《民报》所留经费太少，几近于放弃。故生不平之愤，而摘下挂在民报社中的孙中山照片，在照片背后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并把照片寄到香港，以表达不满。至五六月间，孙中山发动的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章太炎的不满再次爆发。在张继、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支持下，提议同盟会改选，以黄兴或其他人为同盟会总理，替代孙中山。后因刘揆一等人反对，由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同盟会因清、日政府的联合施压，遭遇成立以来的重大信任危机。

▲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时合影

1907年2月刘师培听从章太炎的召唤，偕夫人来东京，住在民报编辑部，并参加了日本朝野人士为孙中山举办的告别宴会。刘师培号申叔，章太炎字枚叔，其提倡国粹，赞成反满，声气呼应，世遂有“二叔”之目。“二叔”均有学术之癖。初到日本的刘师培，除继续为《国粹学报》供稿外，为《民报》所写作的六篇文章，《普告汉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两篇是针对《新民丛报》的政论，其他论文如《清儒得失论》为论学之作，《利害平等论》《悲佃论》均与推阐西方新学说有关。在同盟会内部的倒孙风潮中，刘师培倾向章太炎的立场，赞成改组同盟会。冯自由所著《论刘光汉变节始末》甚至演绎出“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的种种故事。

6月10日起，刘师培、何震所办《天义》报发行，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开办，刘师培的学术重心，偏移至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研究宣传。刘师培发表在《民报》上的《悲佃论》，实际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理论有关。在上海三年之狱中研究佛学宗教学的章太炎，在主办《民报》期间，希望通过提倡宗教和国粹，使革命党人情感与行动能够真正团结起来，章太炎连续发表《无神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学》等长篇论文，同时又与流亡日本的印度志士密切接触。1907年四五月间，张继、刘师培与印度所谓东土旧邦革命者组织亚洲和亲会，后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国人士参加，章太炎亲自起草《亚洲和亲会约章》，和亲会的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会员资格规定：“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1906年4月《民报》提出的对《新民丛报》辩驳纲领十二条中，标榜《民报》提倡社会主义，而刘师培6月起所办《天义》报，提倡无政府主义。亚洲和亲会是亚洲流亡者的俱乐部。章太炎对和亲会的事务特别投入。其撰写了《印度中兴之望》《印度独立方法》等一系列文章在《民报》发表。因此，对印度文化以及印度小说的译介，成为后期《民报》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刘师培学术兴趣的转移和学术性论文连篇累牍的刊发，使原来以政论为主的《民报》，在对手《新民丛报》1907年11月停刊后，明显呈现出民族与政治革命的讨论减弱，学术学理的讨论偏重的趋势。这也成为1908年后“倒章风潮”兴起，章太炎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新民丛报》创刊号

1907年6、7月“倒孙风潮”发生后，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先后离开日本。同盟会热闹议事、共图大业的局面，变得冷清起来。由于《民报》经费困难，难以为继，加之与印度流亡者频频接触，学问欲望炽热的章太炎与苏曼殊商议赴印度研究佛经的想法。此想法可以6月28日苏曼殊由东京致刘三的信作为证明。苏曼殊信中写道：“衲今后决意与太炎先生同谒梵土，但行期现尚不能定。”此年夏天，章太炎在黄侃、刘师培的帮助下，完成《新方言》写作。刘师培作《新方言后序》，预言此著在异日统一民言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7月，徐锡麟、秋瑾等光复会、同盟会会员因组织反清活动被杀害，刘师培、章太炎组织参与了在东京的演讲与悼念活动。《民报》《天义》报均有纪念文章发表。章太炎还多次参加刘师培举办的社会主义讲习班活动。本年的秋冬之际，为了便于探求学问，合作共事，章太炎、苏曼殊共同搬至刘师培一家所租住的小石川一椽。1907年初至年底，应该是“二叔”关系最为和谐，配合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

秉性刚烈、特立独行的“二叔”，处在东京这一暗流涌动的复杂环境中，其心智、毅力、品格都遭受极大的磨砺与考验。

一是徐锡麟、秋瑾案后，清政府一方面饬谕严密查拿革命党人，一方面在封疆大吏中形成共识，主张对胁从者予以放宽，以免人心激变，国无宁日。倡导革命与胁从参与之间，有了或可严查、或可放宽的模糊地带。

二是同盟会确立武装反满的战略后，满清官员出于各种利益与目的，与居住在东京的改良派、革命派成员增加交往接触。如《民报》1907年4月临时增刊《天讨》，揭发若干皇族官员的劣迹，肃亲王善耆、陆军部尚书铁良，即派安徽籍革命党人程家柽到日本，携金攻关《民报》，试图改善与革命党关系。章太炎有《与肃亲王书》，甚至劝善耆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在清政府大员与革命派之间存在一个渗透与反渗透空间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找到“以术取清吏之财”的办法？稍后章太炎与刘师培合谋的“诱窃官金”行为，可能就是这一思路的操作实践。

▲章太炎（1869—1936）

三是清廷1906年9月1日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推动很快。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的行动，打破了1906年以来《民报》所鼓吹的自下而上国民革命的政治取向。预备立宪最重要的依据《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系由出洋考察五大臣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形成的。梁启超在清政府预备立宪后，捷足先登，成立了以“实现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作为办社宗旨的政闻社，并停刊《新民丛报》，改办《政论》。对立宪闻风而动的还有杨度。杨度是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与改良派与革命派均保持良好关系的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响应立宪，创刊《中国新报》，写作宪政报告，成立宪政公会，组织宪政讲习会，并在预备立宪后，在袁世凯、张之洞的推荐下，进入宪政编查馆任提调，如愿以偿地进入预备立宪的实际操作部门。预备立宪及以后设立资政院，省城筹设谘议局，选举议员等一系列的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为官绅及可能成为官绅的留学生仕途发展提供机会，也提供诱惑。以《民报》为代表的反对“立宪”，主张自下而上民族与民主革命的革命党，如何做到从容应对？是摆在驻守同盟会总部人面前的重大考验。

四是此时的东京留学生中，各省留学生组织办报成为一时风气，报刊数量新增很多，言论立场与办报风格，趋于多元。《民报》虽仍是舆论标杆，但引领天下的光耀在日趋暗淡。1906年年底向康有为惊呼“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的梁启超，转而在1907年7月17日致康有为的信中描述东京舆论界格局道：“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队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全学界人亦无复为彼所蛊惑者。”“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待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二、《民报》“二叔”的“诱窃官金”计划

对章太炎来说，《民报》是难以放下的。但同盟会缺乏凝聚力量，《民报》缺少办刊经费，处在难以为继的边缘。刘师培夫妇一家在日本旅居、办报，开销颇大。于是，两个学问癖深重，却又囊中羞涩的革命党人，有了1912年刘师培致章太炎书中所解释的“诱窃官金”的行为。“诱窃官金”的理由是章太炎计划去印度学佛，急需资金。“诱窃官金”的途径是通过何震的关系，秘密运动朝廷大员，以期获得资金支持。何震的哥哥何誉生与张之洞女婿、时任长崎领事的卞綍昌亲善，章太炎最初希望通过卞，向张之洞求金。于是便于1907年9月，写信一封，通过何震托卞綍昌交张之洞。后因卞调离长崎，其回国后，便将何震拜托之事，转托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何震回国后运动的人物，遂由张之洞转向端方。

端方，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 维新变法后，被作为清政府中满族出身的新政能吏委以重任。 1901年5月，任湖北巡抚，为张之洞助手。 1902年10月，兼署湖广总督。 1904年5月调署江苏巡抚，1905年1月，任湖南巡抚。 1905年7月，端方作为五大臣之一，与戴鸿慈一起，带队考察美、德、俄、意、奥等国。 1905年12月19日由上海启程，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 归国后，在上海与江浙立宪派人物及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会商，由梁启超捉刀代笔，起草了《考察各国宪政报告》。 流亡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政治的紧密结合，此事提供了一个成功但又近于荒诞的例证。 端方作为促进预备立宪的功臣，1906年9月2日，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成为清廷官制改革的主要倚重力量，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端方（1861—1911）

刘师培与端方的交道，并不始于其任两江总督后。1904年2月29日，刘师培曾经以刘光汉的名义，在扬州给时任湖广总督的端方写信，声讨满洲乱华二百余年的罪恶，告知自己近著《黄帝纪年说》《中国民族志》《攘书》，寓排满反清之志。汉人光复神州，应该是早晚之事。为尔辈光复以后的命运着想，“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一个20岁的少年，以通牒教训类的口气，写信给清廷大员，是何等的气概？规劝远在湖广总督位置上的端方舍逆从顺，又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读刘师培《致端方书》第一信。可以想见刘师培少年气盛、睥睨天下的做派。而三年之后，时过境迁。当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实施“诱窃官金”计划，写作《与端方书》第二信，转向端方表达自首投诚之意时，会经历怎样的一种心理落差。

1907年11月上旬，“诱窃官金”的具体实施者何震，由日本回到上海。到上海后，收到章太炎的第一封信，叮嘱“拜托诸事，务望尽力”。11月25日，收到章太炎第二封信，询问与卞綍昌接触事情进展情况。12月5日，刘师培回上海。12月25日，《民报》第18期出版，有《本社谨白》，告白章太炎脑病忽作，不能用心。顷已辞职，由张继接任。《民报》辞职，是章太炎对刘师培国内接洽的一种呼应。12月29日，章太炎收到刘师培夫妇来自上海的信，得知进展。12月30日，章太炎第三次写信与刘师培、何震，以为如改为运动端方，也可请杨文会在南京帮助转圜，“得之为高阳酒徒，不得也市南宜僚”。1908年1月中旬，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第四次信：知刘师培已到上海，感谢何震于所托事尽力。章欲出家之事，有人自上海来函询问，可能已漏泄，希望刘师培夫妇应更谨慎从事。收到章太炎的第四封信后，刘师培与端方接触，有保民五端、弥乱十条的长信呈送。长信定位于自首与献策：

师培淮南下士，束发受书，勉承先业。略窥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夷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至沪以后，革命党人以师培稍娴文墨，每有撰述，恒令属草。然仅言论狂悖，未尝见之行事也。嗣蔡元培诸人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该会人数甚稀，然颇饶勇敢之概。吴樾、徐锡麟，皆其党也。及前岁之冬，孙文居东京，创立同盟会，势力蔓延于腹地。时师培居芜湖，以事莅沪，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并以皖省革命事相嘱。然师培居芜湖岁余，实未敢公为叛逆之举，惟党人密谋知之较审耳。

暨去岁之冬，东南钩党甚急，乃于今春元旦移居日本东京。东京为革命党萃居之地。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以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而内地之供其使令者，厥惟会匪。彼等固深冀四方有变，以逞其淫杀劫掠者也。傥窃据一隅，其为生民之害，胡可胜言！况内变既生，政府必以兵力弭乱。兵饷所出，必出于敛民财，而人民之疾苦滋巨矣。故为中国生民计，必弭消革命之萌，然后可以拯民于水火。加以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今日亚洲各国为欧人所凌，以强权相压抑。吾人婴此时局，凡亚洲弱族之陷于巨厄者，仍当力拯其灾，岂有同国之满人转可互相屠毒？况国朝入关以后，所行政治，满汉虽间失平，然较之欧人之遇属地，已有天壤之判。此民族主义所由当斥也。师培既持此旨，故将往日之眚，自首于明公之前。

以上为自首部分。信中将所有参与革命的行为都解释为少不更事，为人所迫；革命党从蔡元培到孙中山，均不学之徒，不知道德为何物；满人统治与欧洲殖民地境遇相比，更差强人意，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公理相违。自首书中痛改前非的刘师培与报刊著述中叱咤风云的刘光汉，判若两人。

▲ 刘师培（1884—1919）

至于所献保民五端，是为端方所献治政方略，其分别为民事不可轻，豪民不可纵，外观不可饰，农业不可忽，浇德不可长。弥乱十条则是个人配合政府的行动计划。包括个人著述演讲，反对民族主义。运动《民报》停刊。保证浙江、山西无大乱。暗侦革命党在东京有势力的张继、陶成章、谷斯盛、刘揆一、宋教仁等在东京的活动及与国内的联系。有孙文、黄兴潜伏内地消息，即行报告。或二三年之内，设法击毙。对付革命党，只宜用解散之策。若非渠魁，严加捕获，转以坚彼等之心。信中又言：“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之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刘师培夫妇重返日本后的行为，都应该是“徐行其志”的行动步骤。

刘师培与端方长信最后，以“又禀”的方式，提及章太炎所托之事：

又禀者：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氏传》。解析经谊，继美段、王。复谙通小学，穷声音、训故之源。旁及诸子百家之术，观览略备。而行文古茂，近时鲜出其右。

特以未冠以前，嗜阅野史，遂倡民族主义。后复作《訄书》，兼为《苏报》司撰述，致入上海西狱者三年。彼入狱以后，日阅佛典，深造有得，顿悟往日宗旨之非。

出狱以后，拟入山为僧，以毕余年。而东京革命党人，仰彼名高，迫之东渡，使编辑《民报》。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彼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

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傥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有负于明公。

惟此事宣露于外，则革命党人或对彼潜加暗害，所谓以爱之者害之也。《论语》有言：“君子成人之美。”尚祈明公之力践此言也。师培又禀。

就受人之托，代为说项而言，刘师培文要点清晰，遣词用心。其关于章太炎的叙述，是一个学问大，嗜佛学，不排满，因不得志而欲印度为僧的形象。如给予经费资助，国学可以多一保存之人，革命党失去一绩学工文之人。章与政府，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信中比较费解的，一是对以反满而名震遐迩的章太炎以不排满予以洗白，端方真的会相信吗？二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的方案，与章太炎的计划，在数量与支付方式上，相距甚远。为什么刘师培会明确写在“请求”之中？

1908年1月30日，章太炎在知道“按月支给”的方案后，写了致刘师培夫妇的第五封信。言按月支给，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且通过领事付给，不确定因素太多。希望至少先付所开出的三万元总数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章太炎希望的刘师培夫妇的继续“转圜”，没有结果，“诱窃官金”中有关章太炎的计划，遂胎死腹中。刘师培夫妇则因与端方的接触，获得了他们自己“转圜”所需要的条件。刘师培致端方书原件1932年由周作人购得，钱玄同亲为鉴真。自此件公布后，学术界认为：刘师培夫妇这次接触，即是刘师培投诚变节的开始。

三、“二叔失和”与倒章风潮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回到日本，3月7日，刘氏夫妇与苏曼殊迁至新住地麴町区，章太炎仍与刘师培全家同住一处。3月31日，章太炎从刘师培住处迁《民报》社。关于章太炎迁出、“二叔失和”原因，传言甚多，有章太炎生活邋遢不受欢迎、章太炎撞见何震汪公权奸情、张继与汪公权口角、刘师培夫妇讨论与端方交往的有关事宜为苏曼殊偶尔听到等多种记载。章太炎稍后请孙怡让出面协调的理由是“学术声名之争”。钱玄同是这一时期与章太炎来往最为密切的学生，4月24日《钱玄同日记》中所述，也便成为最早的记载：

在太炎处竟日。知刘林生（刘揆一）与汪寄生（汪东）拟调和章、刘间，章颇愿，因致函规刘，托刘林生携去。申叔亦本无不可，而何震、汪公权二人坚执不可调停。申叔内受制于房闱，外被弄于厮养，默默无言，事遂不果。噫！立宪党与革命党应该冲突者也，而谈排满者与谈无政府者乃或起冲突，而其故又极小，不过为银钱事。使外人闻而解体，可叹！可叹！

▲刘师培妻子何震

章太炎宣布辞职时《民报》为第18期，此期由张继主编。张继遭日本通缉逃离东京后，陶成章接编第19、20期。“诱窃官金”事情未成之后，章太炎自21期起继续担任《民报》主编。编成24期后，《民报》停刊。章太炎几乎在单枪匹马的局面下，四面出击，与立宪派、《新世纪》派及刘师培夫妇掀起的倒章风潮轮番作战。

在1908年2月25日出版的《民报》第19期，章太炎有《与刘揆一书》，评王闿运在杨度的策动下，出任湖南宪政支部会长，是八十老翁，自堕前功的行为。6月10日出版的第21期上发表《排满平议》《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批评提倡无政府主义和推行世界语，以为“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情状不相应”，“一国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批评矛头指向吴稚晖在法国主办的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倡世界语的《新世纪》，实际也指向与《新世纪》在上述两个方面互动的刘师培主办的《天义》《衡报》。8月10日在《民报》第23期发表《马良请速开国会》，10月10日在《民报》第24期发表《代议然否论》，与政闻社及立宪鼓吹者论战。1908年，在准备立宪的汹汹之势中，章太炎以《民报》为阵地，成为坚持反对预备立宪的孤勇者。

刘师培夫妇向章太炎的发难，趁势而起。1908年4月2日，章太炎迁回《民报》社后，随着“二叔失和”的消息传播，章太炎通过刘师培夫妇“诱窃官金”一事不胫而走，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是否背叛革命成为坊间议论话题。4月14日，因《申报》“东京通信”栏目有“章太炎决意出家，《民报》事从此绝不过问”一类的消息，4月21日，章太炎在《申报》发表重回《民报》办事的声明。此时章太炎虽已感觉刘师培夫妇与汪公权构陷于己，但仍为刘师培回护，为自己辟谣：“刘君本非险诈之徒，惟帐下养卒汪公权者，本一势幻小人，以借贷诈骗为务。刘君素无主张，一时听信谗言，遂至两家构衅，诚可浩叹。”“若谓从此入山，摈弃世事，则今日并无山可入。一切 言，愿勿听纳。”同一天，何震写信与吴稚晖，利用章、吴之间的恩怨，发泄怨恨。信中言：章太炎与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俞明震均有交往的历史；去年曾经程家柽之手，受铁良二百金；去年九月曾上书张之洞，自言若助以巨金，则不复闻问政治问题。何震预告，有关信札，已用针笔版照像法付印，俟成即寄上。何震此举意味着下决心要彻底与章太炎切割关系，并置章太炎于舆论风暴的中心。5月6日，《钱玄同日记》记章太炎女婿龚宝铨告知钱：汪公权施放陷害手段加害于章太炎。5月7日，一直担任何震佛学老师，与刘师培一家合住的苏曼殊，因“二叔”失和，而遭迁怒，被迫从刘师培家迁出。5月下旬，蔡元培从吴稚晖处知道章太炎委托刘师培夫妇运动端方之事，并得知刘师培决心将此事公布天下，顿生感叹：“枚叔末路如此，可叹可怜！然申叔亦太不留余地。公所谓贻反对党骇笑，诚不免。” 蔡元培敏锐地感到“诱窃官金”与“二叔失和”一事，传播天下，是一件让仇者快亲者痛的事：章太炎英雄末路，不免可怜；刘师培投井下石，赫然不仁；同盟会东京总部内讧，被外界所嗤笑。

▲ 刘师培（前中）与柳亚子（前右）、苏曼殊（后左一）等合影

身处“倒章”风暴中心的章太炎，6月1日致函孙怡让，请求孙怡让以刘师培父执的身份，出面调停“失和”之事。此时的章太炎，对“诱窃官金”的后果与“二叔失和”原因，与刘师培夫妇有着不同的认识。“诱窃官金”，为我所用，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互相渗透的格局下，并非不可理解不可解释之事；至于“二叔失和”，章太炎认为刘氏频频发难的原因在“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因此请前辈学者出面调解，“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章太炎并在请求信中写明刘师培东京与上海《国粹学报》馆的地址，便于孙怡让使用。章太炎的一厢情愿与自说自话，终难实现。一是此时孙怡让已经是重病弥留之际，此札寄到，已不及见。二是“二叔失和”的原因，在章太炎看来是意气之争，希望前辈学者出面说合；在刘师培这里，对章太炎的揭发挤兑，逼章太炎离开《民报》，已成为变节与投诚的一部分。

刘师培好友山西人南桂馨也参与到倒章风潮的逼宫戏中。5月24、25日，《神州日报》刊载南桂馨伪造的“炳麟启事”，声称：“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嗣后闭关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 南桂馨伪造“炳麟启事”后，6月6日即以其父去世的理由，离开东京回国。6月20日出版的第21期《民报》，章太炎为自己辨诬。并揭露伪造“炳麟启事”的是山西宁武府人。

章太炎的“诱窃官金”行为，因拒绝接受“按月付款”的支付方法而告结束。但刘师培夫妇“诱窃官金”的行为，却依然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悄悄进行。6月中旬，何震再次回国，筹集办报经费，9月3日方回到东京。所筹资金只够交当地警署规定的《衡报》发行保证金的半数。10月10日，《衡报》被查禁，刘师培夫妇决定回国。10月12日，驻日公使署参赞兼留日学生监督田吴炤致电端方，为刘师培回国请款。何震10月15日拜访田吴炤。16日端方汇款到，何震10月31日启程回国。11月上旬，刘师培也回到上海，设世界新语事务所，且有续办《衡报》的计划。《衡报》10月10日停刊后，《民报》10月19日也被迫停刊。刘师培夫妇离开东京后的11月底，《民报》发生纵火案、茶水投毒案。纵火投毒者为汪公权，其因得清使馆之贿而为之。章太炎幸免。汪公权投毒后即逃离东京回国。

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后，便将章太炎托其运动赴印度学佛路费的五封信函拍成照片，加上何震的注释，广为散发。何震注释中，对章太炎最具杀伤力的是第二封信中对章太炎1907年9月致张之洞信的提要：“誓言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革命决难成功。如赠以巨金，则彼往印度为僧。”章太炎背叛革命传闻在继续发酵之中。1908年冬，主持同盟会东京总部的黄兴，接到刘师培关于章太炎背叛本党的举报信。举报信从刘师培的立场和视角，所描述章、刘“诱窃官金”“二叔失和”之过程道：

至于仆与太炎冲突之原因，则因彼于去秋以后，与仆同居。仆因平昔所学，与彼相同，赏奇析疑，遂成莫逆。然太炎当此之时，已无心于革命，欲往印度为僧。又以无款之故，欲向官场运动，乃作函于张之洞，语多猥鄙。乃其稿藏于书中，猝为仆见。彼亦不复自讳，宣言：“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且与仆相商，言今长崎领事卞［綍］昌为张之婿，于何震为戚属，可将致张之函，（此为第二函，非仆于书中所见之稿。书中所见之稿，已早由邮局寄出，无回音。）托卞转致，向张索款三万元，以二万助彼旅费，以一万归仆，为□印书之资。时震适以返国，并为彼向余杭家索款（得洋八百元），道经长崎，登岸访卞。适卞已于前数日卸职，乘轮返国，此事遂成画饼。然太炎之心仍未已，复作函于震，使之向金陵刘姓索款，并向卞兄绪昌及池州杨仁山谋，使以此事干江督端方。复令仆返沪，共商此事。

然仆等均知此事不易成，至沪以后，乃告以三万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冀寝其谋。而彼仍作函相促，并于《民报》登告白，言：“近罹脑疾，不克用心。”（并将此报寄至沪上，嘱仆等由卞、杨转示官场。仆等一笑置之，此报旋赠高某。）此众人所共见者。今试将太炎寄沪之函，摘录如左：

此皆太炎寄至沪上书也。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嗣仆等返东京，以彼有学无行，遇之稍薄。彼转疑仆等为彼运动，已有成效，以干没其款；恒以语言相冲突，因之仇隙渐深。彼本移居牛込区某所。后以金不可得，乃处心积虑，与仆等为仇，盘踞民报社以自固。（彼去岁即与民报社绝，誓不再往。今忽移入其中，自为社长，其故在利用同盟会，不言可喻。）当彼未入之前，《民报》编辑及维持事，已一律由仆担任。

适程家柽之劣迹为《二六新闻》所登载，（此系谷某所为。或言谷因去岁刺孙文事，程已向北京运动多金，彼所分甚少，故登报以泄其忿。）彼疑此稿系仆等所寄，然仆与程素无交谊，亦无恶仇；彼与程，亦非密友。（时程因北京运动事发露，刘某迫之，出金五千。程怒甚，乃思联章以拒刘。故当彼之时，与章往来较密。）又其所以出而干涉者，盖以仆于程事，既登日本报章，则彼去冬之运动，其实证已操仆手。今既绝交，势必出而登报，乃为先发制人之计，妄出诬词，登入《日华新报》。（如言将彼收信筒毁拆。实则当时门首，收信筒仅有一所。彼居其内，并无另置之筒。）又与彼同居八九月，房饭之金，伊实分文未付。惟向彼假押租三十元，彼迁居时，大声向仆索还。此众目所共睹者，而该报转言仆用彼款。其他妄言，不一而足。

该报既出，仆等乃憾□□□，虽有友人调停，亦不之□。拟延律师（添田增男）控诉，因所需之费甚巨，遂以中止。嗣以将彼劣迹及往来函信，汇印成帙，拟当众宣布，又为某所劝止。乃偕何震至民报社，将彼痛殴。此均公未至东京以前之事。

刘师培所描述的“诱窃官金”的过程，更为具体详尽。依刘所述，在章太炎与其合谋之前，一是出于研究佛学的意图，二是个人对同盟会失望，曾有过一次通过邮局，向张之洞投书的经历。“语多猥鄙。乃其稿藏于书中”，为刘偶见。第一次投书未见回音，才转与刘师培商量，运用何震的人脉，请卞代转。刘师培的叙述，还提供了“诱窃官金”的总数为三万元，二万元是章旅印经费，一万元是刘师培出书经费，丰富了二人合作“诱窃官金”的细节。

▲ 刘师培手札

刘师培关于“二叔失和”的描述，隐瞒了他向端方上书献计的投诚行为，而把“背叛本党”的罪名，专归于章太炎。又将章太炎独力撑持《民报》的行为，说成“盘踞民报社以自固”。且声称章太炎未再入《民报》之前，“《民报》编辑及维持事，已一律由仆担任”，也并非事实。章太炎在《民报》第18期发布因脑病不再主持编辑事务的公告后，并没有停止在《民报》发表文章。《民报》第19期编务由张继主持、第20—22期由陶成章主持。自1908年8月10日《民报》出版第23期时，章太炎重新主持《民报》。至10月19日，《民报》出版24期后，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对于封禁《民报》的行为，作为《民报》主编，章太炎三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亲至警厅力争，且因交不出罚款入狱。在友人代交罚款后方才放出。刘师培自办《天义》《衡报》后，已极少参与《民报》事务。刘师培信中所谈，“二叔失和”，还缘于房饭费用等生活琐细。

据刘文所述，“二叔失和”还与程家柽事件有关。程家柽是安徽休宁人，1899年，经张之洞两湖书院选送，官费到日本学习。加入兴中会后，促进了孙中山、黄兴合作，并与宋教仁创办《民报》前身的《二十世纪之支那》。1906年春，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后任肃亲王善耆幕僚。曾因营救萍浏澧起义被捕入狱的同盟会会员胡瑛，假冒善耆名义，致电张之洞，乞求轻判。《民报》经费紧张，程家柽借《民报》1907年4月25日增刊《天讨》有文主张使用暗杀手段，除去包括军机大臣铁良在内的满族大员，说服铁良以万金运动革命党，消解暗杀之举。程家柽在1908年春，受善耆委派到日本，办理捐款赞助事宜。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记此事如下：

当戊申己酉（民前三四年）间，善耆曾派程家柽辇金三万元赴东献诸同盟会本部，谓此举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并无其他条件。时孙总理及黄克强均不在日本，并不与闻其事。当会中庶务一职者为湘人刘揆一（字霖生），刘乃征问各干事意旨，众中有谓虽渴不饮盗泉者，有主张此款既出诸馈赠好意，收受无碍者，结果卒为一部干事收受，致引起党内绝大纠纷。事后章太炎语人，谓此款如用途正当，收受无碍，惜未开会解决，致贻同志以口实云。己酉间，太炎特致书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函由日本同志携往北京递进，书投后，善耆密语程家柽，谓不愿入会，愿相扶助，嘱代转达。

章太炎1909年致善耆的信现收入《章太炎全集》中。刘师培信中所称“程家柽之劣迹”，即指程家柽代表善耆、铁良用资金运动革命党之事，而章太炎因为对此事感兴趣，与程家柽来往相对较密。在章太炎看来，向张之洞、端方“诱窃官金”，与接受清廷大员的献金一样，并不构成背叛行为。

刘师培关于自己与程家柽的关系，有“仆与程素无交谊”的表述。其实这种表述也是欲盖弥彰的行为。与程家柽交往关系甚好的宋教仁1912年写作《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其中有一段刘师培与程家柽商议，用清廷大员巨款买凶，加害孙中山记载：

某君不知底蕴，以为君（程家柽）已降心虏廷，令日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就尚于君，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君即以白于刘揆一、宋教仁、吴崐、何天炯。某君恨泄其谋，令加藤位夫、吉田三郎诱君于僻隐之所，与北辉、清藤朋殴之，以警察闻声，未至于死。然脑被击伤，迄今尚时疼痛，记忆力较前为之锐减。

文中的某君，即为刘师培。没有立功于清廷的动机，就不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计划和大打出手的行为。程家柽1908年8月回国，参与了以钱开道，为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谋取陆军第六镇统制的重要岗位，营救谋炸载沣未成的黄复生、汪精卫等人的多起反清事件，被善耆悬赏追杀。潜伏京师，出入于敌我之间的程家柽，易引起革命队伍同志的误解，1912年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写作《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表彰其革命业绩。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被暗杀。一年后，因参与反袁，程家柽在北京被杀。长期与宋教仁共事的冯自由，在时隔37年后，发表宋教仁关于程家柽的遗稿，并作重要补述。宋之《大事略》与冯之《补述》，共同保存了与刘师培有关的重要历史资料。加害孙中山与黄兴，正是刘师培与端方信中自我承诺的内容。

▲ 孙中山、黄兴等人商讨反袁时合影（1913年3月）

黄兴接到刘师培的揭发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宗旨不定，决议以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向端方谋款，属于“私德”，其性质是误入歧途，决定不予宣布，希望章太炎反省回头。不予对外宣布“诱窃官金”的“私德”错误，是顾全大局的明智之举，但“秘密事情不与商榷”却惹来大麻烦。稍后，因陶成章到东南亚为《民报》筹款失败和在章太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汪精卫复刊《民报》两件事所引发的怨恨，章、陶再次掀起“倒孙风潮”。此后，为降低章、陶“倒孙”的热度，黄兴等人决定将刘师培夫妇整理章太炎“诱窃官金”信件在媒介抛出。上述刘师培致黄兴的信就是1910年1月18日在《星州日报》上公开转载的，转载时所用题目为《章炳麟背叛革命之铁证》。其他报刊也纷纷炒作此事。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内讧，引起严重的政治分歧与组织分裂。此后，有从同盟会分出共进会，章太炎领衔重建的光复会，谭人凤筹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等种种事端。上述事端，显示同盟会总部内在凝聚力的缺失。

四、刘师培在端方两江幕府

1909年3月，刘师培感到在上海无法容身，便到南京，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并进入端方幕府。两江师范学堂1902年由张之洞奏陈，在南监旧址上设建。原名三江师范，1905年经周馥改为两江师范。1911年停办。1914年改办南京高师，成为南京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两江师范学堂1906年至1911年之间由曾任江宁提学使、布政使的李瑞清兼任监督（校长），缪荃孙、方履中、陈三立分任苏籍、皖籍、赣籍学生总稽查，并参订课程规则改良。两江师范学堂的科学课教员，多从日本聘来。刘师培与柳诒徵同为历史课教员。自3月到南京，至6月28日清廷任命端方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到7月19日随端方前往直隶督府，刘师培在南京生活的时间不过4个月左右，公私宴请，雅集赋诗的士大夫生活，成为刘师培的日常。对此缪荃孙、陈三立、柳诒徵都有记述。《时报》刊载《刘申叔孝廉之知遇》描述刘师培南京生活：

刘申叔孝廉光汉，粹于经史之学。午帅闻其名，延揽之，叹为今世 绝学。尝与谈至深夜弗倦，而供养甚优，俸糈亦厚。燕台好士，古今无两。而江南一班听鼓者流，见刘孝廉宪眷之隆也，都有乞孝廉绍介于午帅。一时臣心如水者，臣门亦如市也。

刘孝廉邃于学而短于视，午帅署中，本可任意出入，无所拘罣。一日，刘乃误闯入上房，午帅初不嗔责。今闻将随节北洋，他日可望为京师大学经学教习。一时同学少年均艳羡之。

曾任《民报》编务与撰述的汪东，20世纪40年代有《刘师培传》一文，言在端方幕府间：“师培为方考订金石。”端方是当时著名的金石藏家。如仅考订金石，绝不至于“谈至深夜弗倦”。而所谓“供养甚优”，刘师培入幕每月所得在300元左右，因其出外谋生后一直承担其伯母及刘师苍两遗孤的费用，加上他本人肺病迁延，因此，家庭生计肯定比在日本章太炎向其讨要30元房子预交租金时，大有改善，但生活也并不宽裕。

到南京后不久，刘师培第三次上书端方，建议向苏州、湖北学习，以城西朝天宫为校址，设立“两江存古学堂”专门国学学校，以培养专门国学人才。各省筹建存古学堂，是张之洞1907年9月担任管学大臣后的重要主张，且已经在湖北奏请实行。保存国学，是学人刘师培一贯的学术立场，其向端方上书继续坚持这一学术立场；守礼保邦，是幕僚刘师培念念于正人心、息邪说的政治立场：

且近年以来，欧美诸国，竞治泰东古学；都会各书馆，恒远致汉文典籍，断碣残碑，珍袭备至。而日本大学，亦列汉学为专门。使中国士风，长此僿陋，非惟自丧其所守，且将贻诮于邻封。加以青年失学，士习日漓。或留学外邦，侈为忘本之谈，弁髦道德，蔑侮圣贤；故书雅记，弃若糟粕，排摈翦刈，靡所不用其极。邪说蔓延，罔知所届。又或稍窥故编，昧于择别，援饰前言，穿凿附会，妄歧种界，撼国本而基内忧。思乱之徒，遂得资彼片言，荧惑民庶。是则学术不正，下之则为人心之蠹，上之则贻宗社之忧。欲祛其弊，必自振兴国学始。

振兴国学，是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者，都当关心的问题。刘师培三封与端方信，可以说是刘师培人生选择三个阶段的思想标杆。

▲ 刘师培致两江总督端方的投诚信

刘师培在南京期间，个人的学术研究，侧重于诸子校刊。《吕氏春秋斠补》《贾子新书斠补》等成于这一时期。1909年6月，刘师培与堂姐夫林宝麟谈自己的生活情况与学术计划云：“弟频年漂泊，备尝艰险。近旅白门，暂为栖身之计。顾念先者未成，于《左疏》一书，不得不速为赓续，于二年以内刊板行世，以为缵述先业之一助。现到陵仅两月，支款浩繁，而家中学费，复需按节汇寄；所购故书虽日有增益，然非旦夕所可购齐也，故家中所藏书籍，不得不择优取用。”信中所言《左疏》，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家藏稿本。

7月底，刘师培随端方到直隶督府。7月31日，天津《大公报》报道端方随员名单，刘师培名列幕府九人之末。因刘师培之名见之报端，其入端方幕的事情便公开化。随后，便是一场“倒刘风潮”。倒孙、倒章、倒刘风潮的迭起，性质有所不同，但风潮之间的彼此关联，成为一种对革命党杀伤力的叠加。

7月24日，汪公权在上海被革命党暗杀。此事发生后，章太炎曾有信给刘师培，信中劝其回头是岸，表达数层意思：一是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乃为人诖误。至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二是彼帅外示宽宏，内怀猜贼，非可以相信依靠之人。猜防积中，菹醢在后，难免受其所累。三是与君交往，艺术素同，气臭相及。我年长于君，若先一饭而已。君自谓文学绪业，两无独胜。仆岂有雍蔽之志哉！畴昔坐谈，盖尝勤攻君过；时有神悟，则推心归美。此盖朋友善道之常，而君岂忘之耶？何意株守，乃寻斧柯，令中夏无主文之彦，经术有违道之谤，独学少神解之人，干禄得鼎烹之悔。四是君虽离鞅绊，素非愚暗，亦闻史家成败之论。唐大儒陆德明、孔颖达，皆尝为凶人牵引，先迷后复，无减令名。希望刘师培以陆、孔为范，俭德避难，迷途知返。章太炎以学术之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返，没有得到刘师培的回应。

五、南社成员、蔡元培、吴稚晖对刘师培入端方幕府的批评

刘师培去日本之前，在上海交往一群年轻诗友。他们大部分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成员。其中高旭是江苏同盟会会长，高旭与朱少屏是柳亚子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刘师培是陈去病的入盟介绍人。刘师培夫妇在日本办报，参加革命，成为众少年仰慕的对象。刘师培1907年年底回国，高旭、柳亚子、陈去病与刘师培夫妇在上海酒楼有倡组文社的结社之约，即后来于1909年秋成立的“南社”。柳亚子有诗赞扬刘师培夫妇的参与革命、比翼双飞：“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忧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拼一醉，莫放酒樽空。”但一年之后，刘师培夫妇再返上海，其偶像的人设便轰然倒塌。冯自由《革命逸史》中《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陶成章《浙案纪略》、陈去病《致柳亚子书》、汪东《致黄焯书》均作刘师培告密而致张恭被捕的记载。由张恭被捕，联想到1908年7月9日革命党人陈陶遗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被捕，遂怀疑革命党内有人告密。陈陶遗担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其回国的任务与谋刺端方有关。当时刘师培在日本，何震在国内。与刘师培夫妇交往甚多的陈去病、柳亚子均持刘师培夫妇告密所致。陈陶遗经营救一年后获释，成为南社重要成员。

柳亚子《南社纪略》记述道：

南社的人物，除掉后来作为发起人的陈巢南、高天梅和我，次第加入社籍的黄晦闻、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以外，还有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四人。笃生和秋枚后来始终没有加入社籍。

申叔名师培，一名光汉，字无畏；志剑，名震，同为江苏仪征人。他俩是当时有名的革命夫妻，曾在日本发刊《天义》杂志，提倡无政府主义，表面上主干是志剑，实际却是申叔在揽。所以一九〇七年诗上说他俩是布鲁东和苏菲亚，而一九〇八年的诗上又说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罗兰先生和玛利侬夫人了。但他俩后来摇身一变，做了满清两江总督端方的间谍，南社社友陈陶遗、张同伯两人的被捕，都是他俩告密的。

由柳亚子文可知，刘师培夫妇是已经提前登记南社社籍的人员。风流坛坫的革命伴侣，转眼成为美新卖友之莽大夫，必然为南社社友所唾弃。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11月。首次虎丘雅集17人中，有14人为同盟会会员。南社之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定位于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南社标榜民族主义，以提倡民族气节相号召。对处在大浪淘沙时代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年，是一种价值观的引领与重建。南社以提倡民族气节相标榜，隐隐有刘师培事件的印痕。

处在四面斗争环境下的章太炎，对刘师培宽容和对孙中山、黄兴、吴稚晖苛刻，形成巨大反差。章太炎与吴稚晖的争执，主要是因为章太炎1906年所写作的《邹容传》中叙述“苏报案”，认定吴稚晖与负责缉拿的官员俞明震有通款行为，致章太炎被捕，邹容投案后病死狱中。章的旧话重提，引发吴稚晖在巴黎与章太炎以书信往来的方式，互相辩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与推广世界语方面，刘师培的《天义》报、《衡报》与吴稚晖的《新世纪》互动较多。“二叔失和”后，章太炎发表《排满平议》《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等文中，对吴稚晖和《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与推广世界语发表了批判性的言论。强调无政府主义不适应中国，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中国语言文字，具有爱国保种的力量。章太炎借批判《新世纪》，也悄悄划清与刘师培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认识分歧。

正因为章太炎与吴稚晖有以上过节，刘师培夫妇才在“二叔失和”后，把信札复制的照片寄吴稚晖。在确知汪公权被杀，刘师培随端方入直隶幕的消息后，吴稚晖在1909年8月21日的109期《新世纪》上发表评论，对刘师培夫妇的密探入幕行为热嘲冷讽。在学术取向上，吴稚晖以为刘师培讲无政府主义，主张用外国新语，本报喜吾道不孤，且能帮助刘氏牺牲其国粹旧惯习，提倡正当进化之学理。岂不料何震与汪公权有暧昧关系，金钱不够挥霍，遂有运动端方之举。刘师培先作侦探，后索性入幕。刘本痴人，无所作为，明作幕僚，肆恶为难。但廉耻良心，一齐梏亡的何震，隐在幕后，行将叠演丑剧。吴稚晖对刘师培行为的分析，却与论敌章太炎一样，不约而同地将刘师培的歧路，归结为“为人诖误”。

19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读书的蔡元培，与吴稚晖书信来往密切。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1903年在中国教育会及《苏报》共事。章太炎与吴稚晖争论《苏报》案有无通款行为时，吴稚晖便求援蔡元培，希望帮助澄清真相。蔡元培1907年冬在章太炎发表《邹容传》的原刊——日本《革命评论》上，发表自己写作的《读章氏所作〈邹容传〉》，为吴稚晖辩白。蔡元培认为：《苏报》案的形成，主要原因是革命党人没有料到，租界之裁判所，忽助清政府抓捕有涉国事政治案人。爱国学社诸教员多被警局传讯，吴稚晖被传四五次，不存在吴与俞的通款。蔡元培对吴稚晖的支持，让吴稚晖十分感激。吴稚晖在得到刘师培夫妇寄来的章太炎五封信的照片后，即将信札内容告知蔡元培。吴稚晖在《新世纪》117号刊出《党人》一文，并将刘师培夫妇寄来的照片作为附录，加记者按语刊出。吴稚晖在加叙加议的按语中，提出1907年年底刘师培夫妇已经开始为端方效力的推论：

当刘、何发表此五封信之前，太炎先生固亲代彼等开无政府党之社会讲习会。彼时刘光汉与何震，非寻常疑似间之革命党也。在《天义报》上，大名大书特书，以书函与端方通问，固犹可曰此用强硬手段也。今第三书则曰：“四弟既不往宁”，是本欲往宁也。第五书则曰：“如或未能，当面回复、此则当令六弟任之”。何以以当时刘光汉与何震之煊赫革命无政府党，可以直往江宁，面见端方？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

孙毓筠固名亚于刘、何者也。端方已以狱中之精舍待之。即或怜二人之才而不杀，独不能使与孙氏同居乎？野鸡大王者，能力远减于二人者也。然亦必任一侦探之污名，方令逍遥于沪上。乃端方独厚于刘、何，任使大开无政府党之讲习会，畅发天义报之革命原理，从而且令续刊《衡报》。今日天日已见，方知彼固实为秘密之侦探。野鸡大王尸空名，豕韦夫妇出实力耳。

太炎先生一面丐其见官，一面代其开会。虽生出一千张嘴，做上一万篇秦、汉、唐、宋之文章，恐亦不能于此龌龊垢秽之中，寻出一点光明。

▲端方（前排中深色大衣者）在美国考察宪政（1905年）

孙毓筠为同盟会会员。1906年从日本回国，被派运动新军与刺杀端方，事败入狱。吴稚晖从孙毓筠遭监禁与刘师培夫妇重返日本的不同遭遇中，判断刘师培夫妇1908年春回日本时，便已与政府有某种约定，故可以继续回日本办报，继续鼓吹无政府主义。

1909年8月21日蔡元培复函给吴稚晖讲述刘师培故事：

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惟尚杂以三种性质：（一）好胜。此尚是书呆本色。盖所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弟尚记得一段笑话，有一日，吴彦复言：夏穗卿到彦复处，见申叔所作《攘书》，有言黎民即汉人指目苗种之名，则大诧曰，光汉小子，好盗人书。盖穗卿曾于《汉族纪□》（见《新民报》）中有此说。以为申叔袭之，而不著其所自出也。时陈镜泉在座，曰：申叔前见屠敬山之《历史讲义》有此说，尝曰：吾书不可不速刊。否则人将以此说为创于屠氏也。（二）多疑。此则在其与何震结婚，及主任《警钟日报》以后，始时时发见。其最著者，在芜湖任安徽中学堂事，敖梦姜、陶焕卿（成章）、龚未生诸君皆与其事。后校中有冲突，敖君为某某等所殴，寄居于申叔家中。一日，敖君不知以何事到衙门一次，而申叔家人即大猜疑之，谓其告密于官，将捕拿申叔。顿加敖以白眼，立即欲驱逐之。（三）好用权术。此则弟已不能举实事以为例证。惟曾忆有此情状而已。此三种性质，甚之为老实人之累。

最后之希冀，或者彼将为徐锡麟第二乎？徐君当将到安徽之时，其刎颈交攻之颇剧烈。后来之事，大出意外。然则论定一人，非到盖棺时竟有未可质言者。此先生所谓与进与洁之意也。

蔡元培对刘师培概括描述是以近距离观察和多年接触为依据的，因而真实可信。好胜，因立说追求新奇，援西说中，创立新学的需要，刘师培对学术界成说的借用，及对其他人借用的敏感，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刘师培办《天义》报、《衡报》，即有领先《民报》，不受章太炎学术笼罩的意图，掺杂其中。故章太炎在刘师培入幕府后的信中有“猥以形寿有逾，恒人视之，若先一饭”，“然仆岂有雍蔽之志”的自我表白。多疑，则是敏感性格与恶劣环境所致。安徽属两江治域，刘师培一度承担安徽同盟会的发展会员的任务，是最容易触动结网之处。机警与多疑，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多疑加心术不正，则可能走向害人。虽然已经明确刘师培的变节，但蔡元培仍然希望已入端方幕府的革命少年刘师培，突然有变，成为徐锡麟式的人物。

六、刘师培在直隶总督端方、陈夔龙幕府

刘师培最终没有如蔡元培所愿成为徐锡麟式的人物。但在直隶幕府，却是一种冷暖自知、颇为敛迹的生存状态。端方接任直隶总督不久，便遭遇了被解职的命运。端方以善办朝廷内务著称。1889年筹办光绪婚礼，1892年监修菩陀峪东陵，1900年西狩护驾，都使他获得能臣干吏的声誉和步步晋升的机会。但没有想到，在端方任职直隶总督三个月后，却因办理慈禧移葬事务而遭受弹劾。端方担任慈禧移葬事务的总办，移葬在1909年11月9日举行。数天后，李鸿章孙子御史李国杰以“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安然乘舆，横冲神路”，“风水墙内，绵亘电线”三条理由，奏劾端方。端方竟因此而被撤职罢免。在端方之前，是袁世凯被解职。端、袁两家是儿女姻亲。看重端方的张之洞也在不久前离世。端方因此事被解职，反映了清宫廷权力之争的复杂性与执政王载沣的倾向性。

端方去职后，陈夔龙接任直隶总督，刘师培仍留直隶幕府任事。据1910年3月23日《申报》上《北洋督幕之人才》一文报道，刘师培与其他三人“充书记员。专司拟办笺启、缮写要折等件”。1910年2月，刘师培夫妇得一女，取名为颎。8月，因病夭折。刘师培作《女颎圹铭》《伤女颎》诗两首，记其哀痛。同年，刘师培的《左庵集》8卷木刻本出版。此书应是1909年编成，端方挂名署检。《左庵集》为刘师培自选学术文集，收入其学术论文159篇。涉及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史学、文学等多方面。其中在《国粹学报》刊发的论文居多。

端方去职后，在北京琉璃厂建陶斋博物馆，将藏品陈列其中，成为端方周围文人的聚集之处。刘师培继续参加端方组织的雅集活动。1910年1月29日，端方召集刘师培等在北京举办纪念苏东坡生日活动，刘师培作《东坡生日集无闷园》诗。此年9月，刘师培整理旧时诗作，在第一部诗集《匪风集》之后，订成《左庵诗》1卷，其文风进入高古诘屈模式。

▲端方书法

1909年6月7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到南京访问端方，9月，又到北京。由于端方介绍，得到京师硕学鸿儒的接待。对伯希和所携敦煌文献，抄录者有之，参观者有之。经端方协调，将伯希和所携珍本留京由学部用摄影法印出并排印，又将已送往法国的文本，照相后将照片寄来。很快得到三四百片，分交罗振玉、刘师培考释。此后，学部电令陕西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由学部保存，政府终于有了亡羊补牢之举。此后的一年间，刘师培根据所阅唐写本印片，写作《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计19篇，分别刊于《国粹学报》第75至80期。因此机缘，刘师培参与了最早期的敦煌学整理研究。

刘师培居直隶幕府间所做的另外两件与学术有关的事情。一是1910年冬在北京白云观京师图书馆筹备处阅道藏，其曾作《读道藏记》记其事，讲乾嘉诸儒治学，常援引《道藏》，而《南藏》毁于火，《北藏》览者不多，京师多暇，刘师培故有利用白云观京师图书馆筹备处阅览之便，作《道藏》提要，以利学界。刘师培整理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读书提要，约37篇，在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中，集录为《读道藏记》。

刘师培在两江、直隶幕府做的第二件与治学有关的事情是向徐绍桢学历法。徐绍桢，广东番禺人，长刘师培23岁。1894年中举，曾任道员、总兵、新军第九镇统制、江北提督等职。在南京任职，曾筑“藏书楼”。辛亥革命中，率新军起义，击溃南京清军，进驻总督署，被孙中山称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刘师培在端方两江督府曾向徐绍桢学历法。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有记。此后，刘师培有《古历管窥》上、下卷之作。应该是刘师培研习古历的学术成果。其文在《国粹学报》74、75期发表，有《后序》。《后序》检讨过去治学中对古历应用常犯的错误，但没有提及向徐绍桢学古历之事。

1911年4月18日，刘师培有《为东汉大儒贾逵学行卓绝请从祀文庙事呈文》，东汉贾逵因有功于经学习传，曾于唐入文庙配祀，明嘉靖九年与刘向同遭罢祀。刘师培呈文，以“方今士习嚣张，诐辞竞作，荡覆礼教，播弃纲维，势必犯上凌长，靡所届极。非表章逵说，不足崇正学以靖人心”的理由，希望将贾逵重新从祀文庙。呈文由都察院都御史张英麟代奏。未准。从呈文可知刘师培身份为“兼任学部、拣选知县”。

七、民国初立后刘师培、章太炎对“诱窃官金”的自辩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在数十年借债筑路与商办铁路的重重矛盾中，做出了铁路干线国有、支线商办的决定，这一铁路国有化决定所带来后果，成为辛亥革命引爆点。因为端方在湖南曾在张之洞麾下参与铁路兴办事宜，故在1911年5月18日被盛宣怀推荐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会同湖广、两广、四川总督妥善办理铁路国有化事宜。端方因此任命，重遭身败名裂的命运。端方迟迟不愿出京，与清政府提出若干南下条件，方赴武汉。路经卫辉，晤见袁世凯，商榷要政，劝袁出山。7月5日到武汉后，刘师培从上海赶来，充任随行。端方在武汉迁延数日，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9月10日乘军舰往宜昌，开始了极不情愿的入川行程。因保路风潮四起，武汉、成都的局势瞬息万变，端方试图在拖延与观察中，避祸求生。武昌起义爆发后端方仍滞留夔州，11月13日到达资州。在资州盘桓期间，事情在迅速变化。清政府任命端方为四川总督，在信息隔绝的资州，端方浑然不知；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同盟会员张培爵被推为蜀军政府都督。11月26日，随端方入川的湖北新军发生资阳兵变，杀死端方及其弟端锦，将两人头颅呈送黎元洪，响应武昌起义的目的十分明确。端方被杀前，指派朱山、刘师培到成都游说起义军，刘师培因此幸免于难，后避居于朱山之家。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清政府忙着求从优赐恤端方兄弟，而革命党在急于寻找刘师培。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是在1911年11月15日上海光复后。1912年1月11日，章太炎、蔡元培联名在章太炎任社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藩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章炳麟、蔡元培同白。

4月17日，刘师培方有回应。其致章太炎书，6月4—6日刊载于北京《亚细亚日报》。其对八年亡命的追悔有二：

夫八年亡命，丧乱末资，公所知也；家室勃溪，交相谪謟，公所睹也。顾乃任重力少，希张言微，訾业有限，诱窃官金，始衿齐给，终罹胁持，其罪一也。《衡报》既封，孑身如沪。希情作述，不能引决自裁，至为赵椿林、洪述轩甘言所蛊。困株入幽，三岁不觌，其罪二也。

两位共和大佬在寻找信中将刘师培误入歧途预设为“宵人所误，陷入藩笼”，刘师培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的投幕行为归纳为两罪：一是诱窃官金，终罹胁持；二是甘言所蛊，困株入幽。

▲章太炎书信手稿

接下来，刘师培在与章太炎信中继续为自己行为自辩：入幕后，无结引旁驰之务，无政党时论之议。且立有“证段昭以无罪，促吴昆使速飏”之功。段昭即同盟会会员段云，在安徽公学与刘师培同事，因萍浏醴起义与孙毓筠同时被捕，系于端方衙门。刘师培自言曾施以援手，证之无罪。吴昆为同盟会员，在湖北响应萍浏醴起义，事败逃脱。刘师培自言曾帮助其逃脱。此类立功行为，与程家柽入肃亲王善耆幕府，回护汪精卫等人的情况相似。

回国后的章太炎，此时热心于调解同盟会、光复会关系，促进已光复的各省、各地、各派的联合，且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为孙中山所反对。章、孙1912年2月7日在南京有个会晤，会晤后章太炎仍返上海，并没有介入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在上海，章太炎忙于尽早结束南北对立的局面，但几乎没有进展，且组建统一党，主张建都北京，并发表若干攻击孙中山、黄兴的言论，与同盟会裂痕加深。1912年年初，同盟会阵营把“章太炎以万金出卖革命”的事情重新抖搂出来。为说明真相、自证清白，当浙江统一党支部就此事电询章太炎时，章太炎对“万金”之事有以下说明：

同盟会南北诸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辞，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

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是，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在东京，关于文字、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属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之洞婿也。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属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而端遂欲致之鼓山（福建岛）、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

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弛，同盟会人遂云仆作侦探。然则黄兴出洋留学，亦端方特与官费，其侦探耶，非耶？同盟会□业咸而归者，亦多仕宦，或为将弁幕府之属，其侦探耶，非耶？诬人之言，心所不可。《天铎》《民报》诸报，市井丑谈，未脱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辨哉！

章太炎的自辩文字，发表于1912年6月6日的《越铎日报》，其对“诱窃官金”事情的描述，与事实符合。向清政府高官谋资发展，是当时同盟会会员可以接受的行为，并不就意味着投靠变节。黄兴留学、程家柽为《民报》筹资，与章太炎向张之洞、端方的“诱窃官金”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章太炎才可以不加隐匿没有悔意地向统一党部及公众舆论坦诚交代。

1912年6月，刘师培、章太炎两封自辩书的公开发表，似乎为“二叔”参与的“诱窃官金”事件，做了一个当事人共同的自证。但随着刘师培1908年《上端方书》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刘师培“诱窃官金”自证得到认同，而“入端方幕”的自证，颇受怀疑。综合报刊史料的新发现与学术界研究的新进展，笔者对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做出新的梳理与勾勒，以求接近历史的真相。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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