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胡建学：泰安的每一头牛，都认识市委书记

对于很多山东人来说，胡建学这个名字迄今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说的一句话“官做到我这一级，基本上没人管了”，使其一度和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副市长王宝森等人齐名。

胡建学，1950年4月出生，山东菏泽东明县人，在任泰安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1995年1月27日被逮捕；1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996年因犯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共和国历史上，自刘青山以后受到刑罚最重的一位地（市）委书记。

胡建学是在聊城监狱服的刑。期间，因表现积极，获得5次减刑、刑期改为15年6个月（每次减刑的间隔不能低于两年）。2006年，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2014年初，山东省检察机关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胡建学被重新收监。

根据公开报道的刑期估算，2018年68岁的胡建学应该已经出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去根据媒体报道的情况，和大家梳理一下胡建学是如何一步步滑向监狱的吧。

1994年夏天，一部歌颂胡氏政绩的长篇报告文学，在他被捕的前3个月，刊登在著名的《瞭望》周刊上。在这期刊物的中间，夹有泰安企事业单位7个彩页的广告。除此之外，还登有与其同案、被判处死刑的原泰安市公安局局长李惠民的贺函。

这篇文章中，反复提到泰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在全国180多个城市中名列第一。这个第一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出了真相：1994年，泰安市全年刑事案件共发生5000余起，而胡建学只允许上报800起！

这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就属于弄虚作假、算是吹牛了，但对胡建学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还有比这更惊人的。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公布的数字是260多亿元，等他落马后、普查的实有产值只有40亿元。虚报的一块，竟然高达220亿元，凭空增添了五倍半！

人们常说，什么数字都可以吹，就是财政收入没法吹。但胡建学吹牛无禁区。泰安市1994年实际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敢对省里领导口头汇报12个亿！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其实是在耍小聪明：口头汇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正式的报表中该写多少还是写多少。他猜测：省领导哪会有这闲功夫，去仔细翻阅枯燥的报表！

胡吹牛是有相当一段历史的了。1993年底，省里一位领导到泰安，胡建学汇报时，随口来了个数字：当年市财政收入比“八五”初期翻两番，即4倍，一年干出一个莱芜(刚从泰安划出去的一个新地级市，现已划归济南)。

事后，市委一位负责写材料的副秘书长提醒他：根据统计局数字，实际只增约1.7倍。胡建学道：“再去好好抠抠，看能不能抠出我的数来！”

胡建学在上头吹，下边的有些领导也跟着学样。有一个区提出口号，要一年干出一个新区来！1992年，该区工业产值不到10亿元。之后，果然年年翻番：1993年上报23亿元，1994年上报47亿元。

1995年初胡被捕后，该区吹牛快车仍然刹不住，要争取实现100亿元。事实上，挤掉大部分水分后，1995年这个区的工业产值是23亿元，恰好等于两年前上报的数字！

1994年秋，泰安大养其牛。畜牧部门发现，各县、市上报的养牛数量水分甚多，就下去调查。在肥城——泰安城郊的一个县级市，抽查到哪个村，就让这个村的农民把家养的牛都牵出来，一头一头地数。没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乡镇干部纷纷发动“借牛”。今天查这个村，把周围几个村的牛都牵到这个村来。明天查那个村，再把牛都牵到那个村去。数来数去，多半还是那些牛！

这件事虽然并非胡建学指导办的，是个别基层干部创造性的发挥，但它特别合乎胡的一贯路子，所以农民们编排：“泰安的每一头牛都认识胡建学！”

1994年，胡建学逢会必吹的一个话头儿是：“我们这几年最大的贡献，就是甩掉了一个‘欠’字，由‘欠发达地区’迈进了‘发达地区’行列！”问题是，不单泰安的百姓没有人感受到甩掉了“欠”字，泰安的干部们也没几个人愿意领这光荣。泰安市经济一直徘徊在山东省内的中等偏下水平。

胡建学的吹牛可是出神入化的，他独具一边吹牛、一边又反吹牛的工夫。1994年上半年，胡建学从政治的高度论述吹牛浮夸危害和泰安市采取措施认真核查经济数字的报道，被许多报刊转载。泰安竟然一时成了反吹牛的典型！

而就在他以反吹牛骗取名声的同时，私下里对市统计局局长强调的却是：“统计工作要为政治服务！”意思无疑就是“不换数字就换人”。

由于吹牛，胡建学还差点儿成了廉政的先进典型呢！因为他曾一再对上级打包票说：“泰安的副县级以上干部不存在腐败问题！”而就在他吹这个牛的同一时期，一段小顺口溜儿、一份非正式的价目表，在泰安的干部队伍中早就传开：“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

一位区委书记愤怒地说：“胡建学已经把提拔使用干部，变成他的第三产业！”胡建学用人，有俩人用得全市人人侧目。其中一个叫卢胶清，是从郊区区委副书记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后来实质上成了泰安的“二把手”。此人精通跑官、买官、卖官、搞女人，干了18个月，受贿数额高达100多万元，但却是法盲一个。当检察官去拘捕他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叫郑洪昌。郑在郊区范镇任党委书记时，全镇人均集资提留最高时达四五百元，位居全市之首。农民不堪忍受，写出大标语：“范镇奔小康，先杀郑洪昌！”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建学欣赏备至，把他提拔为郊区区委副书记。

在讴歌胡建学“光辉业绩”的那篇报告文学中，专有一节描写此事，标题是“杀不死的郑洪(鸿)昌”，反映胡如何大胆重用“开拓型”干部。在泰安，有这样的领导、农民负担实在是太重了！据调查，1994年全市农民人均交纳集资提留款项158.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4.3%，超出中央规定将近两倍。

在国家允许的“三提五统”之外，每个农民承担的集资摊派将近百元。也就是说，共向全市430多万农民超收了4亿元人民币！年复一年。胡建学在泰安的“政绩”，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这些农民的血汗换来的。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三令五申，每次一到泰安就断了线。

就在1994年，胡建学先后在三个座谈会上公开说：“今后泰安不能再提农民负担问题，广播、电视、报纸不能再宣传。”

被胡建学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政绩”之一的松园小区，在城市远郊的20亩地范围内，孤零零地矗立着10座20层高的住宅楼。近一个亿已经投进去了，建筑框架已经完成，但要把里里外外都装饰完毕，达到投入使用的标准，还得一个多亿。

在被捕前的1994年底，胡建学就迫不及待地为这个刚建半截的小区提前竣工剪彩。他妄想着任期届满自己高升，然后就这10座半拉子大楼留给下一任修。修好了，是他胡建学的功劳；修不好，是下一任没本事！你说下一任还继续修是不修？不修，前面投进去的钱就没影了。接着修，从哪儿弄钱去？……

胡建学留下的另一个有形的“政绩”，是一座可容纳三万人的体育场。胡建学说：泰安将来要办全国的运动会、全亚洲的运动会甚至全世界的运动会！事实上，这个体育场开过几次运动会呢？泰安群众当时有句顺口溜儿说：“投资8000万(不包括下属各县市区无偿出工出料)，用了两天半。”

胡建学在泰安5年，铺开了11个建设的摊子，设立了一大堆项目筹建处，每个筹建处都定为县处级单位，但一个项目也没建成！胡建学被捕以后，泰安市委根据自己的财政状况，一压再压，把重点项目从11个减到5个。单这5个重点项目，概算投资仍需近30个亿！

市计委领导痛心地说：“如果胡建学不花2.5亿建那座岱湖大桥(泰安人谑称“逮胡大桥”)，不建体育场，不建松园小区，现在怎么也该有一两个大项目建成投产了！”

1994年年底，泰安市委的换届前夕，胡建学出台了一项收买人心的政策，几乎是一夜之间，把全市一万多名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当时，全国的许多报刊都曾突出报道过这一消息。

即使是在胡建学已被宣判死缓后，这批“农转非”的教师和他们的亲友、仍在念胡建学的好。但他们不了解，泰安大多数县、市、区财政，根本无力支付这么多教师的起码工资，劳动部门根本无力安排这么多人的子女就业！当这些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时，他们肯定不骂胡建学，只会骂新一任的市委书记。

事实上，就在胡建学被抓N年后，有人仍在对他念念不忘："我看胡建学还是有头脑能干事的人，不是那座桥、104国道大车依然进城妨碍交通，回民街旧区改造有谁能动得了？民办教师为何不能有平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