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全国第一的大厂都在洛阳，厂太大，只能和城市串休｜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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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浸式工业城市

　　文/思凝

　　学历史的时候，见到一点数据，说苏联援建中国155个项目，在洛阳落地了十个，十个都是全国第一的大厂。我比较熟悉的有拖拉机厂和轴承厂，他们的大门口都有巨大的招牌，写着“第一拖拉机厂”、“第一轴承厂”。没记错的话，轴承厂是隶书，拖厂是毛泽东的草书。两个厂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厂，拖厂四万职工，逢周四厂休，轴承厂周二。我妈说，要是他们跟我们一起休国际礼拜日，洛阳城供应不过来。

　　我妈是拖拉机专业的，她59年大学毕业分到洛阳，见到大批工人从农村被招进厂，她说那些刚来的女工不少都穿着花棉裤。我妈曾经被派去夜校帮工人们扫盲。她第一节课刚在黑板上写下“车”字，身后就是一片恍然大悟拖长姜腔的“ju”声。象棋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厚重吓了我妈一跳。但我妈在那里教的并不全是扫盲，她上岗的第一课是“流体力学”,说明职工技校的水平还是蛮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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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我没少跟妈妈去拖厂出小差。老妈接到任务就会开心地收拾拖鞋毛巾药皂和洗头膏，因为车间有24小时开放的淋浴，水量又大又热，比设计院一周开放一次的小澡堂气派。我妈每次回来都常常要凡尔赛，说皮都要烫熟了，说那里的水真的不要钱啊！

　　我在拖厂见过整只的东方红拖拉机排列在路边，一个个大轮子都比我爸都要高，它让我今天看到各种特斯拉新品时惊讶的口气比一般人弱一点，呵呵，那也是我见过的场面吧！

　　我妈趴在大图板上画图的时候，一起去的王阿姨也在边上忙碌，王阿姨的老公余叔叔在设计院门口画毛主席像，他画两笔就跑出十多米开外，停下来眯起眼睛仔细端详,良久，再跑过去补两笔。他俩的儿子小余和我一起坐在拖厂大办公桌上涂写，我抄录的是我妈写在第一行的范本“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小余画的是各民族小孩的娃娃脸和不同衣饰，他画得很完美，可是他自己不满意，老是用绘图橡皮去擦，王阿姨快人快语：“又擦又擦，回头你爸打你我不管啊！”看小余伸手又去抓橡皮，我就想我的待遇还不错。等我看到王阿姨去扯过小余的画，拿出一把双面小刀，在橡皮擦不干净的黑乎乎的区域小心地刮，刮出一片洁净，我知道我错了，我妈可不会这么帮我补救一幅画。

　　拖厂轴承厂都有自己的职工医院，附属中小学。我弟是在拖厂职工医院生的，我爸在拖厂职工医院和轴承厂职工医院都住过，我骑车去那里送饭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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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中是声誉很高的好学校，轴二中就在我家附近。

　　拖厂和轴承厂每个车间都有巨大的双开门的蒸屉，职工们早上上班，绿皮饭盒里放着淘好的米和简单的菜，午饭时间一到都拥到蒸屉那里去取自己的午饭。

　　我妈是临时公差，没有整铝皮饭盒的习惯，得去食堂打饭。

　　有次她带我弟去拖厂，我弟被那个大蒸屉散出来的饭味儿香晕了，哭着喊着要吃那儿的饭。

　　我妈气急败坏，说那不是我们家的饭！

　　我弟听不进去，顺势躺在蒸屉前面撒泼打滚。

　　有个同事很聪明，趴我弟耳朵说：“那边有个解放军叔叔来抓坏人了。”

　　我弟立马就自己爬起来了。

　　解放军叔叔不是子虚乌有，那时的设计院和拖厂都有军宣队进入，那些戴着领章帽徽的绿色身影在车间是蛮无聊的，所以厂区的小路上多一些身材英俊的弄潮儿。他们估计想不到自己会被老百姓借去吓唬小孩吧！

　　我妈下乡改造后又被发落去了赵村拖拉机配件厂，那里的厂长工人对我妈很好，都叫我妈“曾技术员”。厂子附近的地名叫安乐窝，虽然那段时间我妈每天要骑上我家唯一的自行车，到洛河滩下车，脱下鞋袜，扛起自行车趟水过河，上岸后再擦干腿脚，穿上鞋袜，飞身上车继续骑行。我妈是个小个子，她上自行车总是把右腿蜷起来，抬高跨过大梁，蜷腿的时候她的身体也蜷作一团，屁股落座，人才直起腰来。妈妈在那个时段有一次意外怀孕，告诉我爸之后，我爸只说了一句“哪里养得起”就没下文了。我妈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她认定流产刮宫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就自己默默加大了辛劳的程度。她跟我说：“我可不能让她们随便刮！！！我就去车间搬重东西，几天曾小三就自己掉出来了。”每个月食堂做一次酸浆面条，我妈一走进食堂，人们都说：“叫曾技术员先打！”边说边让出路来。

　　年长一些的女工有时候和我妈拉家常，她们会拉着我妈的手说：“俩孩儿太少了不老中，回去再生几个！”我妈有点儿尴尬，扭捏一会儿，憋出一句话：”毛主席不叫啊！”听者闻言安静了，纷纷点头附和：“那中！那中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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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会儿看的露天电影有不少纪录片，新闻简报和技术革新的百分比很高。大人们津津乐道菲律宾的光膀子泡泡袖夫人伊梅尔达被毛主席亲亲小手的细节，小孩子则在万吨水压机蚂蚁啃骨头钢花飞溅中镌刻他们的童年。

　　靠山吃山，我见到很多邻居家的面板都是设计院的描图板，我爸说那是公家的，不能往家拿，可我看邻居揉面擀面条的大面板真豪华，我家每次揉面之前要擦桌子，馒头上笼之后还得拿湿抹布用力清除沾在桌面的面疙瘩，我们全体都要用这张桌子吃饭写作业做事情。我爸妈动手热情和能力都不差，家里的小床，掀开褥子就是一个木工操作台，有一个很厉害的带刺的小铁片可以卡住任何一个你想刨平的木料，我们常看见我爸在那里刨木头，他有一个很像样的刨子，安装刀片时总需要一把锤子把一块锲子敲进去。我还见过我爸用挫子挫钥匙，看电影“鲁班”放大样,我觉得和我妈裁衣服放大腰围拉长袖长和裤长是一个道理。我妈有一双很精致的耦合色高跟鞋，在床底被翻出来的时候真的亮瞎了我的眼。那双鞋有一只后跟被锯了半截儿，有一道很深的锯痕。我妈说那是中苏亲密期她买的，后来斗私批修，高跟鞋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不能穿了。我妈试图锯掉高跟。“你爸的锯子不行。”我妈跟我说：“鞋跟没断，锯条断了！”

　　大厂林立的环境给我们很多特别的经历。我从小经历了多次进厂的学工劳动，小学三年级去手套厂自动化车间织了一个月的劳保手套，五年级去毛巾被单厂做了一个月的挡车女工，初一终于进入大厂轴承厂，到装配车间装了一个月的滚珠。我们可以自己带饭去蒸，我的小饭盒盖着我爸炒的雪里蕻肉丝进大蒸屉焖一上午，午饭香极了香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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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个体验让我从小不太胆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我最早玩的钩针，没有一根麻烦我爸妈去买过，都是跟着周围的小孩在地上捡废弃的自行车辐条，再去设计院附属的小工厂，趁着工人不留神的间歇，把辐条凑到电动砂轮上，兹拉兹拉打尖，然后找一块平一点的水泥地，松手把尖头朝下一丢，捡起来就是一枚钩针了。讲究的话，回家再把工具箱的砂纸拿来磨得细致光滑一些，不求乱真，却是相当实用耐用。

　　我碰到自行车脚蹬子嘎啦嘎啦蹬不动的时候，也会从地上散落的小滚珠判断是滚珠掉出了轴承巢，只要有本事用扳手撬下脚蹬，把滚珠塞回去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岁月蹉跎，只道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