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奥尔菲主义”？古根海姆聚焦西方艺术史过渡时刻

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至上主义、超现实主义……20世纪早期的欧洲美术史，充斥着这些后缀“主义”的流派。然而，其中的奥尔菲主义（Orphism），在今天除了学术界，几乎鲜有被讨论。

澎湃新闻获悉，11月8日起，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推出首个深入探讨奥尔菲主义的展览“和谐与不和谐：1910–1930年巴黎的奥尔菲主义”（Harmony and Dissonance: Orphism in Paris, 1910–1930）。这场涵盖了1910年到1940年代初、约90件作品的展览，证明了奥尔菲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流派，更是西方艺术史关键的过渡时刻。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谐与不和谐：1910–1930年巴黎的奥尔菲主义”展览现场

何为“奥尔菲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点复杂。

奥尔菲主义起源于1910年代初期的巴黎。诗人吉约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于1912年创造了“奥尔菲主义”这一术语，用以描述那些逐渐摆脱立体主义，转向抽象、多感官表达方式的艺术家，旨在提供“更为内在、少些理智、更多诗意的宇宙和生命视角”。

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定义，但阿波利奈尔确实知道自己描述的是什么。他看到了巴黎艺术家如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和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由破碎的形态构成，仿佛在画布上跳跃舞动。阿波利奈尔认为，他们将声音转化为图像，所以“奥尔菲主义”之名源自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演奏家奥尔菲斯（Orpheus），他通过歌声感动大自然并挑战死亡——将音乐的短暂抽象性与奥尔菲主义的超越性特征相类比。

吉约姆·阿波利奈尔

与奥尔菲主义相关的艺术家，如罗伯特·德劳内、索尼亚·德劳内（Sonia Delaunay）、弗朗茨·库普卡（František Kupka）和弗朗西斯·皮卡比亚，他们试图捕捉20世纪初的现代创新，这些创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的艺术反映了现代生活的“同时性”。当时，新的、更快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改变了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观念。早期飞行的空中视角提供了多重视点，而电灯照亮了夜晚城市街道的肌理。艺术家通过作品将流行音乐和舞蹈的动态节奏具象化，创作了万花筒般的构图，捕捉现代生活的同步性。

他们中，有的艺术家在棱镜般的作品中探讨了色彩的和谐与对比，而有的则融入了流行音乐和舞蹈的节奏与切分音。他们汲取了新印象派的色彩理论以及“蓝骑士”（Blue Rider）的哲学思想——奥尔菲主义推向极限时，意味着彻底的抽象。

此次展览在古根海姆博物馆标志性的旋形圆厅的五个楼层呈现，展示约90件艺术作品（包括绘画、雕塑、纸上作品等），重点呈现探讨这一跨国运动在巴黎的发展，并讨论舞蹈、音乐和诗歌等因素对艺术的影响，同时展览将奥尔菲主义作为一个广泛而灵活的范畴，涵盖了20世纪初期一系列实验抽象艺术的艺术家，故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阿尔贝·格莱泽（Albert Gleizes）、梅妮·杰莱特（Mainie Jellett）、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斯坦顿·麦克唐纳-赖特（Stanton Macdonald-Wright）、摩根·拉塞尔（Morgan Russell）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展出之列。

马克·夏加尔，《向阿波利奈尔致敬》，1913年，200.4×189.5cm

德劳内和皮卡比亚的早期作品，被放置在一个展厅中，展示了奥尔菲主义所呈现出的多种形式。德劳内的作品是一幅圆形画作，画中的月亮被分裂成各种颜色的圆盘；皮卡比亚1913年的《埃达奥尼斯尔》（Edtaonisl），看起来像是一场机器内脏的爆炸。皮卡比亚作品的粗犷工业感与德劳内作品的饱和色彩奢华感完全不同，然而阿波利奈尔却将二者放在一起，并称之为一个运动。

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埃达奥尼斯尔（教士）》，1913年，299.7×299.7cm，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与它们在同一展厅的，还有弗朗茨·库普卡的《图形主题的定位 II》（1912–1913），这件作品接近完全抽象，画中央是一位类似天使的形象，其翅膀发出脉动的黑色、紫色和绿色的形态。这些形态在画布上波动，仿佛是在呈现一种回响。

弗朗茨·库普卡，《牛顿的圆盘（〈双色赋格曲〉研究）》，1912年，100.3×73.7 cm，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阿波利奈尔将弗朗茨·库普卡纳入了奥尔菲主义的范畴，但库普卡对自己被归为奥尔菲主义者感到吃惊——他曾说，这个运动“出自一个信息匮乏之人的头脑”。更不用说，到1910年代末，许多原本的奥尔菲主义者纷纷分裂，朝不同的方向发展。虽然皮卡比亚曾有明确的奥尔菲主义阶段，而杜尚则没有，最终两人都将自己的创作方向与达达主义（一个基于荒诞主义而非抽象主义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曾被认为与立体主义有一定关系的费尔南·莱杰（Fernand Léger），也在1910年代结束时提出了自己的“管状主义”理论，他认为，人类及其周围环境由金属外观的圆柱体组成。

摩根·拉塞尔，《四部同步演奏，第7号》 1914-1915年 ©惠特尼博物馆

还有一些艺术家明确地拒绝将自己与奥尔菲主义联系在一起。摩根·拉塞尔（Morgan Russell），一位当时在巴黎的美国艺术家，在阿波里奈尔将他的一幅作品评为“模糊的奥尔菲式”后感到愤怒，便发展出了自己的分支——同色主义（Synchromism）。他认为同色主义更注重通过色彩的运用，去实现奥尔菲主义中所缺失的某种“火花”。在此次展览中，拉塞尔的作品《宇宙同色法》（Cosmic Synchromy，1913–1914）便是其中充满活力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中的橙色、黄色和绿色带组成的圆形在空间中旋转，互相碰撞，继续扭曲前行。拉塞尔曾表示，将这样的作品误认为奥尔菲主义，“就像把老虎当作斑马”。

摩根·拉塞尔，《宇宙同色法》，1913–1914年

然而，混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拉塞尔与奥尔菲主义者们其实都在回应同样的事物：现代时代中新出现的视觉感知方式，那时一切变化的速度比以往更快。

新的色彩理论，特别是19世纪中期M.E.·舍夫勒（M.E. Chevreul）的色彩理论，展示了当不同色调并排时，眼睛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它们。奥尔菲主义者继承了后印象派艺术家如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的遗产，试图轻轻地将图像印入现代观众的视网膜，期望他们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罗伯特·德劳内，《红色埃菲尔铁塔》，1911–1912年，125×90.3cm，古根海姆博物馆藏

这些艺术家通常通过大量借鉴立体主义的元素来实现他们的美学目标，立体主义作为一个更加凝聚的运动，追求多视角的表现方式。以费尔南·莱热的《吸烟者》（Les Fumeurs，1911–1912）为例，画中一名男子从两个视角呈现，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凝视着巴黎的屋顶。男子的额头被折射成立方体形态，周围的景象则由方形的树木、三角形的屋顶和椭圆形的白烟组成，所有这些元素仿佛堆叠在一起，与立体主义的创始人毕加索和布拉克将吉他切割成三维形式后再将其打乱重组的方式并无太大区别。

费尔南·莱热，《吸烟者》，1911–1912年，古根海姆博物馆藏

《吸烟者》是否真正符合阿波里奈尔的要求——即奥尔菲主义艺术应呈现“更内在、更少理智、更多诗意的宇宙和生命的视角”，这是值得争议的。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现代主义运动比立体主义“更具外在表现、更理智、且更少诗意”。毕竟，分析立体主义正是因为其强调分析性而得名。《吸烟者》的缺乏诗意，这使它更应被视为立体主义作品，而非奥尔菲主义作品。或许这是因为它表现的是法国现代生活的冷酷现实——也就是说，具有明显具象性的图像。阿波里奈尔所追求的内在性似乎要求某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罗伯特·德劳内，《圆的形式》，1930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藏

当奥尔菲主义者彻底投身于完全抽象的艺术创作时，他们在实现阿波里奈尔定义方面更为成功。罗伯特·德劳内的《第一圆盘》（First Disk，1913–1914）是本次展览中最早的完全非具象作品之一，这幅圆形画布被分成四个象限。每个弧形的色带以不同的颜色从中心向外扩展，形成一个类似靶心的形状，其中充满了独特的和谐感。这幅画直径接近1.5米，在古根海姆展出时几乎占据了整个展区。今天看到它时，它的冲击力依然不减，和一个世纪前的震撼感一样强烈。

罗伯特·德劳内，《第一圆盘》，1913–1914年

《第一圆盘》是本次展览中为数不多的几幅完全符合阿波里奈尔奥尔菲主义要求的作品之一，这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很多符合这些要求的作品并非奥尔菲主义者的作品。举个例子，吉诺·塞韦里尼（Gino Severini）的《舞者-螺旋桨-海洋》（Danseuse—Hélice—Mer，1915），这是一幅菱形画布，画面上蜿蜒的彩色形状扭动着，黄色的三角形像刺一样穿插其中。塞韦里尼是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但这幅作品却包含了阿波里奈尔曾在摩根·拉塞尔的艺术中发现的“模糊奥尔菲主义”的特质。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 Barr）将奥尔菲主义尴尬地夹在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他认为，奥尔菲主义处于一个过渡空间——它是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其后所有艺术流派之间的“失落环节”。它既不够独特以至于能拥有自己的分支，又不至于乏味到完全被淘汰，奥尔菲主义是那种微小风格的一部分，它帮助西方艺术达到了当时所处的状态。

奥尔菲主义在刚开始后不久便失去了热度，它对丰富色彩的强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变得过时。然而，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巧妙地继续呈现奥尔菲主义的影响——即使它在1918年阿波里奈尔去世后已经结束——并表明这一“非运动”仍然在现代艺术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阿尔贝·格莱泽，《布鲁克林大桥》，1917年。油画，161.8×129.5cm，古根海姆博物馆藏

《和谐与不和谐：巴黎的奥尔菲主义，1910-1930》由古根海姆博物馆馆藏部高级主任兼高级策展人特雷西·巴什科夫（Tracey Bashkoff）与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艺术高级策展人维维安·格林（Vivien Greene）共同策划。其中，巴什科夫擅长研究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及其“蓝骑士”团体；格林的研究涉及分割主义（Divisionism）和新印象主义（Neo-Impressionism，又称点彩派，是继印象派之后在法国出现的美术流派）。这些艺术运动及其艺术家对奥尔菲主义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俄国艺术家也对奥尔菲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展出作品大约四分之一来自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馆藏，这些艺术品正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为博物馆设计的收藏馆的核心部分，恰逢该建筑在2024年秋季迎来65周年纪念。

其中，罗伯特·德劳内的《埃菲尔铁塔》（1911；题记1910年）和库普卡的《娱游曲I》（1935）的修复后首次亮相，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修复团队恢复了画作中微妙而重要的色彩变化、深度和运动感。

梅妮·杰利特，《画作》，1938年，76×64.6cm，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博物馆藏

在最后的一个展厅里，有梅妮·杰列特（Mainie Jellett）的《画作》（Painting，1938），其中薄荷绿和栗色的带状色彩滑过一片深蓝色的背景。这幅画是在阿波里奈尔去世二十年后，于爱尔兰创作的，杰列特使用了不协调的色彩带，看起来似乎回响了德劳内在《第一圆盘》中使用的那些色调。看起来，德劳内的圆盘从未完全停止旋转。

注：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9日，本文编译自古根海姆博物馆展览网站以及《Artnews》的展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