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努力了，无奈天不佑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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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广德二年（764 年），安史之乱的硝烟刚刚散去，李豫登上皇位已两年，然此时的大唐，仿若一位重伤初愈的老者，百姓困苦不堪国家满目疮痍。

这一年代宗着手进行战后首次人口普查，结果令人痛心疾首：全国仅存 290 万户、1690 万人，相比天宝十三载的 906 万户、5288 万人，3600 万人丧生于战火。国家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受重创经济衰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被逼反，投向吐蕃代宗启用郭子仪，郭老将军临危受命，成功阻挡吐蕃成为大唐的中流砥柱。同时二十二岁的李适被立为太子，为大唐传承带来希望。代宗还重组宰相班底，起用刘晏恢复漕运，每年从江淮向关中转运大量粮食，缓解了关中缺粮困境。这些举措彰显了代宗努力复兴大唐的决心，可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他的努力似杯水车薪。大唐内忧外患，皇权衰落人心离散，社会秩序混乱，藩镇割据势力拥兵自重，犹如一颗颗毒瘤，侵蚀着大唐的根基。而代宗性格优柔，缺乏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难以彻底扭转乾坤。

永泰元年（765 年）左拾遗独孤及上疏，指出代宗虽能容忍大臣耿直，却不纳谏言，致使朝堂风气不正，社会问题丛生。他提议裁军以节省开支，虽切中要害但考虑到藩镇割据的现实，代宗无奈将此提议搁置。四月代宗派王翊督导租赋征缴，河东裴谞入朝汇报，委婉表达苛捐杂税过多，代宗致歉并升其职。然为维持军队开支和权贵生活，代宗仍面临巨大财政压力。当时京兆尹第五琦提出 “什一税”，代宗应允，此后刘晏、第五琦分掌财赋，虽为能臣，却也只能在困境中艰难维持。代宗生日时节度使进献大量财物，中书舍人常衮进言退还，代宗不听；鱼朝恩修建章敬寺耗资巨亿，高郢劝谏亦无果。如此种种反映出大唐在国力凋敝的同时，权贵阶层依旧奢靡无度，这无疑加剧了国家的危机。

代宗起初对佛教并不热衷，然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信奉佛教，尤其是王缙茹素且热衷修庙建寺。他们向代宗宣扬佛教因果报应，代宗竟深信不疑，从此大肆尊崇佛教。宫中常招待僧人斋饭，遇乱让僧人诵经退敌，胡僧不空受宠至极，可随意出入宫禁。代宗还赐良田给佛寺，在五台山修金阁寺耗费巨资，王缙甚至让僧人化缘筹款。此风蔓延朝中权贵纷纷效仿，无人关心政务，政事愈发紊乱。杜鸿渐自认为平安归来是佛陀庇佑，临终还要求葬于佛塔下。代宗身为国君，却在国家利益与个人信仰间迷失，实乃昏聩之举。

大历十二年（777 年），代宗在舅舅吴凑协助下铲除元载集团，开始掌控朝政。此前，他因性格柔弱、权臣掣肘，在位十五年多忙于与权臣斗争，中兴抱负难以施展。如今他重用杨绾、常衮为相，杨绾清廉节俭、声望颇高，其上任后满朝文武庆贺，权贵奢靡行径收敛。杨绾、常衮不仅统一官员俸禄标准，增强京官向心力，还裁撤内地部分武装，规范观察使权力举荐贤才，如颜真卿、关播等。可杨绾上任不满四月便病逝，对代宗的中兴大业造成沉重打击。

杨绾去世后常衮与朱泚辅佐朝政，常衮古板教条，多关注琐事；朱泚主要精力在抵御吐蕃，基本不参与朝政处置。常衮奏请停赐膳、罢堂封遭人讥讽，大历十三年（778 年），秋雨致河中池盐受损、庄稼受灾，户部侍郎韩滉为保政绩，称盐田未损，还指京兆尹黎干谎报庄稼受损，后经调查真相大白，刘澡、赵计被贬。此事虽凸显韩滉之短视，但也表明朝中已有正义之声。同年代宗下令拆除权贵建于白渠支流的磨坊以利农田灌溉，升平公主带头拆除自己的磨坊。而宰相朱泚进献猫鼠祥瑞，常衮带领百官庆贺，中书舍人崔佑甫清醒指出此为妖孽，不应庆贺，应惩戒奸佞和边将，代宗褒奖并重用崔佑甫。此前元载陷害李泌，代宗诛杀元载后征召李泌入朝，李泌指出代宗宽容致元载得势，代宗提及路嗣恭之事，李泌认为路嗣恭有才能，因畏惧权势依附元载，且有平定岭南之功，不应因琉璃盘治罪，代宗听从其言升任路嗣恭。常衮担心李泌威胁自己相位，建议代宗先让李泌任刺史，代宗听信，李泌遂前往澧州任职。

大历十四年（779 年）五月，代宗突发重疾，二十一日驾崩，享年五十三岁。代宗在位十七年，十五载与权臣斗争，对内铲除诸多专权势力，夺回皇权，为德宗奠定基础；对外稳住回纥，重用郭子仪遏制吐蕃，保住大唐基本盘。若上天再予他些时间，或许他能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然历史无情，徒留壮志未酬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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