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写出乡土人物典型性（创作谈）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马金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11月14日 第 07 版）

　　《亲爱的人们》书影

　　马金莲近照

　　不远处就是六盘山。抬头遥望，它永远都在，给我一种只能意会的踏实感。这种感觉我不曾说出来，因为写《亲爱的人们》（湖南文艺出版社）时，用文字奋笔疾书比言语更重要，更有抒发和慰藉的力量。对写作者来说，当作品进入“深水区”，大概是最五味杂陈的时段。写到畅快顺意处，你排兵布阵，指挥着千军万马，而一旦卡顿，你又孤军奋战，寸步难行。我的新长篇虽然叫《亲爱的人们》，但其实不管里头的正面人物诸如马一山夫妇、李有劳、舍娃、祖祖，还是反面角色例如李有功、三三媳妇、牛八虎，都曾让我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呈现出并不“亲爱”的面目，尤其当我努力想刻画人物的复杂多面，呈现其性格的立体感时，这种考验是那么严酷。

　　马一山上世纪50年代出生，农民，念过书，有些文化知识，却最终没能脱离土地，还是留在农村靠劳作维持生活。这样一个农民，我觉得可以把他的典型性写出来。但写作中，我发现自己经常陷入琐碎的情节，好像人物自带节奏，他身上发生的事是一桩桩接一件件，不用怎么挖空心思地构思，就自然而然聚拢起来。写作素材太多并不完全是好事，也是一种考验，我要做最严格的筛选。比如马一山话多、嘴碎、爱唠叨，拌起嘴来甚至胜过一些农村女性，这个特点怎么写才有意义？我通过他和妻子的日常对话来展现。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伴随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能平淡无奇、平铺直叙，否则既读起来乏味，又显不出马一山这个人的聪明伶俐。因此，文中只要马一山夫妻俩说话，总给人斗嘴掐架的感觉，这其实正是现实生活给我的灵感，我将他们的对话提炼，三五件事里选一件，十句八句话做一个合并，只保留有价值的。最后呈现出的马一山形象，在当代乡土题材长篇小说中，应该有一定的独创性。

　　马一山的妻子比较普通，构思之初我就思考过，能和马一山这样的人长久过日子的女人，只能是普通女人，西海固大地上最常见的妇女。她们有着乡村生活最常见的品德，像泥土一样朴实厚重，补充着男性的不足，她们依傍男性，也有着坚韧的心性，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但她们也有个性，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和男人同甘共苦，为男人生儿育女，把最平凡的日子一天天活出了诗意。

　　马舍娃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马一山是父辈中的主角，舍娃则是小说新一代人里的主心骨，根据新老交替的规律，舍娃甚至比马一山重要。构思之初，我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代入到这个80后身上，我以为围绕舍娃的很多事写起来会很顺手，但具体写的时候，尤其到了几个大事面前，我感到压力——这位同龄人不好写，正因为是同龄，才分外不好写。我需要把自己剥离出来，把舍娃还给他所处的生活，包括每一个哪怕相当微小的细节。我置身事外，冷静地观察着，看着舍娃在他的生活里一步一步挣扎，他背着洋芋爬鳖盖山，他骑着自行车奔波70多里路回老家取干粮，他默默隐瞒了家中面临断粮的艰难，他悄悄出走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姐姐……生活是一把无情的刀，它切割又拼凑着人们的命运，一个乡村青年，他何去何从，才能活成一个大写的人？

　　有好几次我干脆停下不写了，在地上不停地走，徘徊，犹豫，进也难，退也难，抬头远望，六盘山姿态依旧，静默地站立。远眺一会儿，我的心就安静下来，那些堵塞的关节，开始通畅。我告诉自己，这是必须经历的痛苦。写作的过程，何尝不是撕裂的过程，把自己的心撕开，拉开距离，然后再冷静地打量。自己和他人，此处与别处，远和近，冷与热，这里有一种分寸需要谨慎地把握。丈量这一分寸的标尺不在手头，在心里，是在文学道路上苦苦坚持才能磨砺出来的。它藏得很深，在血肉深处，轻易无法抵达。大概，这就是艺术的灵感吧，珍贵的稍纵即逝的灵感。舍娃，我期待呈现给读者的模样，渐渐地变得清晰：80后，乡村出身，有冲动，有担当，善良，老实，人生数度迷茫。但西海固大地上的孩子，骨子里有着泥土般的坚韧和执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遇到过苦难的考验，遭遇过欺骗，翻过跟头，他栽倒，爬起，又栽倒，再爬起，他一次又一次翻越着人生的山，终于走出迷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当我写到摆兰香终于愿意和舍娃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刻，我又停下来，抬头看六盘山，山无语，我含笑，心头的欣慰感在流淌，舍娃这个我偏爱的主人公，终于等到了最好的人。这时候我感觉这个虚构的人物立起来了，要知道在马一山这样性格饱满的人物之外，再立起一位人物多么艰难！我感觉自己做到了，舍娃可以代表新一代乡土青年，他曾经迷茫徘徊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但我自认为他又超越了高加林所处的历史阶段。高加林回归乡村是被迫的、悲剧性的，舍娃是在有选择的前提下，远离了诱惑，自觉选择了乡村，这是80后一代人的自觉，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乡土的未来和希望在舍娃这样的人身上。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国乡土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用长篇小说展现巨变，我觉得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尝试采用最接地气的手法进行架构和讲述。中国西部，宁夏南部山区，西县葫芦镇，一个叫羊圈门的小山村，在被外界遗忘般的寂静中，乡亲们默默与命运、生活、环境进行斗争，一次次开田、修路、挖沟、找水、鼓励孩子求学……以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拥抱生活不肯松手。农民马一山为了改变命运勒紧裤带送三个子女上学，马舍娃为了把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让给姐姐，放弃高考远走他乡，祖祖一人背负全家希望赴北京求学，马一山夫妇苦等儿子归来，碎女私奔并早嫁……生活的步伐一刻不停，人间的真情绵延赓续。羊圈门的亲爱的乡亲们，在乡村全面振兴中，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对我来说，大地，乡土，村庄，一直是我创作的力量来源和支撑地。有20多年时间，我在乡村生活，后来搬到固原市，但乡土生活的印记已经深深铭刻在我生命的底板上，乡村的淳朴美好、包容大度、善良宽厚，已经渗透进我心里，每当我开始写作时，就禁不住用乡土的思维面对世界，面对文字。事实上我现在生活的固原市，小城里的人，如果上溯几代，基本也是农民。有时候穿梭在人群里，耳朵里灌满西北方言，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厚重感和沧桑感交织着扑面而来。我文学版图里的城乡之分开始瓦解，它们无障碍交融，成为一个整体。在具体写作中，我不再有乡村和城市的特意之分，乡土你可以理解为现代城市的触角正在延伸浸润的地方，城市你可以看作是更广阔更宽泛的乡土，是被乡土母亲拥在怀抱里的孩子。它们都是文学生长的泥土，这泥土是丰饶还是贫瘠，区别在于每个人努力的方向和力度。

　　（作者系宁夏作协副主席、固原市文联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