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项飙：教育系统正生产大批陪跑、韭菜、炮灰，人成为工具

作者简介：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本文首发于“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公众号。内容已获青年志Youthology独家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今年，关于学生自杀的消息越来越多，而更令我感到窒息的还有几张照片：中学教学楼的走廊，装上了密集的防盗网，让人分不清里面是学生还是囚徒。这些防盗网的作用自然不是防盗，而是防止学生跳楼。

学校处理坠楼事件的经验丰富，已经形成一套熟练的“洗地”流程和增添防护措施的办法。一些讨论围绕学生心理状况展开，却无法解释当下普遍的厌世情绪——当自杀反复发生，我们或许该发问，如果一个环境中不断有人“生病”，那么“病”的究竟是谁？“放弃生命”真的是少数学生的“个人选择”吗？

许多学生说，他们被无力感淹没，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感受到生命的枯萎……人类学家项飙注意到这些表达，并在今年提出“生命力”这一概念，指出教育系统正在大范围“捕获生命力”——通过上课、刷题、考试等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捕获学生的体力、长期注意力及意义赋予能力，从而生产高分。学校成为一个极端追求绝对主义公平的系统，根据成绩不断分班、打乱座位，既保证竞争的绝对公平，同时也阻止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

©《年少日记》

这种趋势在县城及更多地方扩散，无数家庭被卷入了超级县中的拔尖活动。焦虑、抑郁从学校蔓延到家庭，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经验。被防盗网网罗和隔绝起来的学生，如同“捕获生命力”的一个哀伤隐喻。

什么是项飙所说的生命力？我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附近”一样，它似乎来自于一种直观的感受。但在我的想象里，代表生命力一定不是整齐划一、拼命朝一个方向生长的速生林，而是森林的千姿百态。舒展的，柔弱的，挺阔的，散漫的，生命相互依存，自由生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局部气候。

围绕“生命力”这个关键词，我联系到项飙，并向他提问：学生为什么普遍感到抑郁、焦虑？我们是怎样被卷入“捕获生命力”的运动的，又该如何突围？希望下面这场对话有助于激发更多讨论，促成一种或多种局部气候的产生。

文 | Qinyi

编辑 | Sharon

生命力和生命力的捕获

您是什么时候关注到“生命力”这一说法的？为什么决定研究生命力？

项飙：“生命力”是个常用的汉语词汇，以前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去强调一种生理上的能量，比如形容一株植物很有生命力、爬山的老人很有生命力等等，但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来描述自己。后来我听到一些年轻人讲自己的生命力萎缩、崩塌、干枯……我注意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说法，而且听的人马上会被打动，说明这种说法的唤醒性很强。年轻人多次用“生命力”来表达自己的体感，同时它本身描述的就是一种总体性的生存方式，这就是一个新的感知和意识。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这个意识从哪里来？有次一个学生和我聊天说，我们学生为什么不拿工资。这让我想到，学生来学校真的是接受知识的吗？学生感到自己不是在接受知识，而是像工厂工人一样完成任务，既然做任务都得付钱，那为什么不付钱给我？学校和教育系统不是在供给知识，而是好像在吸收一个什么东西。我想这个就是生命力。学生来学校提供生命力的消耗，去生产分数、生产成绩。

不只是教育系统，其他地方还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生命力捕获”。我用生命力这样很接近体感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意识。

生命力和生命是什么关系？生命力的捕获是一种生命政治吗？

项飙： 生命力和生命的差别比较学术化。在日常生活里，生命的消失就是整个人都死了，生命力的消失就是觉得无意义、空洞、没劲，然后抑郁，甚至自杀。

生命力的捕获和生命政治[1]有关，但我无意在此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生命政治是要描述一种统治形态，生命力则是不可以对象化的。生命力是你可以感受到的，而且只有你能感受到，外界的权力当然会影响你的生命力，但很难直接触及到你的生命力。

我的出发点不是对权力变化做一个谱系的研究，我主要想讲的是个体的意识——个体意识到今天社会当中、生活当中的问题之后，要怎么办，怎样再往下想、往下探索，怎么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说的生命力是主体的一种经验和感受，而不是从外在的制度设计的权力的角度去看。

[1] 注：生命政治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发展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探讨权力如何通过监视、控制等手段对人类身体和生命进行管理。

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表现的？

项飙： 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三个例子来理解生命力。第一个例子是健身之后的疲劳感，或者跑完马拉松之后一头倒下的那种感觉。人往往是通过疲劳感来感受到生命力的，健身、跑马拉松之后你会非常疲劳，但同时身体告诉你，你很有生命力。

为什么健身的人会觉得自己有生命力呢？因为他的意识跟行动形成了一种有“间隔”的关系。大部分人去健身不是被迫的，是自愿选择的。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健身，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挑战自己，挑战到什么程度由自己把握。他清楚挑战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挑战，最后达到的结果也跟他的设想差不多。

一方面，运动确实是在燃烧生命，如果不燃烧就得不到生命力的感觉，比如躺平很快就会产生无意义感、空虚感，你必须要让它燃烧。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有痛苦的，但是你的意识能够对此有一个清晰的叙述：我为什么干这个、我要怎么干、我会不会失控……这个过程可以自己调配，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意识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要谈生命力呢？在内卷的时代，大家经常讲行动力、执行能力这些词，但生命力和行动力的差别很大。第二个例子，很多行动力非常高的年轻人，看上去非常忙，一天到晚要做很多事情，但他们往往会觉得这种忙是在消耗他的生命力，因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生命燃烧的过程产生一种意识上的间隔，他觉得他的意识完全被任务执行的过程所碾压，没办法从行动当中稍微抽身出来，去思考自己正在干什么、为什么干。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讨论，我们如何在一个不理想的状况下去寻找生命力。健身的例子虽然典型，但它不是非常有代表性，因为我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健身，而是在做很多工作。这些工作总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也不是百分百自己想做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意识能不能跟行动产生间隔。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告诉自己：我做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但是有怎样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对此做一个前因后果的叙述，就能够保证一定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力的消耗，不仅是忙，而且在忙的过程中没办法让意识从行动当中抽身出来，对自己有一个叙述，大家都觉得被碾压了。

我希望通过分析来展示，意识无法抽身的责任不是完全在于我们个人的。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我们的任务都被设计成这样多头的、分散的、一个接一个碾压性的。特别是在学校，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每天学习任务的安排，都阻止着间隔的产生，人就很难有能力用意识再去反观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叙述。

而且，间隔的产生不是完全自然的，需要一定的培养，需要很多别的经验来支撑，需要有别的参照系，但学生比较年轻，现在除了上学可能还要补课，学校里的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整个世界，很难让他们自己形成一个比较独立的反思，去思考我在这里学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失去间隔，他就会感到意识被碾压，再加上体力的消耗等等，他会就觉得生命力非常消耗。

最后一个例子，很多艰苦的、或者我们看上去无意义的劳动，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凡人们能够对那种无意义的劳动产生一种有意义的叙述，他就不会一直感到被碾压。

往往越是在受过教育的专业部门，比如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越难以产生间隔意识，因为在他们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唯一的目标就是把他培养成一个律师、一个金融分析家，专业就构成了他的整个的世界，他很难跳出日常的专业工作任务来看待这些工作。反而开小餐馆的人，或许他也觉得做的事情很无聊，但他能和邻里街坊产生联系，这就会给他一种另外的意义，他就不会觉得会被工作碾压。

总的来讲，生命力不等于行动力，对生命力很重要的是意识和行动之间的间隔。

什么是“间隔”？它和反思有什么区别？

项飙： 间隔跟反思有关，但有些反思是没有间隔的。其实人们一天到晚都在反思，在想领导为什么这么看、我应该怎么办之类的，在一根筋上在想这个问题，越想越复杂，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他纠结：领导让他干，他不太愿意干，但又不得不干，如果不干领导会怎么说……反复地自己揣摩、解释，这也是一种反思，但问题就在于没有间隔。

间隔强调有一个距离，有间隔感之后，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想去反思它，而是觉得这个事就到此为止，我还有别的事要忙。这就是一种保全生命力的办法。

生命力是怎么被捕获的？生命力的捕获和劳动力的捕获有什么不同？

项飙： 在工厂，捕获劳动力的一个办法是拉长劳动时间，后来有了8小时工作制就不管用了；另一个是加强劳动程度，比如流水线等等。

生命力的捕获也包括体力，但它还包括注意力、精力、意义形成过程等方面。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生产的很多东西不是有形的，也不是明显可以计件的，不能通过时间来控制，比如一个人可能坐在办公室，其实在想别的东西。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是很多人下班了还在工作，工作时间可以通过在家办公这种方式无限延长。所以生命力捕获比劳动力捕获的范围更宽，这跟现在技术条件、新的经济结构有关。

©《我，准时下班》

生命力的捕获跟劳动力的捕获还有个很重要的区别。劳动力捕获产生异化，劳动异化产生批判性意识。当工人被异化，他会觉得生产得越多越觉得没劲，在工厂里像行尸走肉，只有停止工作才会有战斗力。当他意识到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压迫自己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反思，就会有政治学习、集体罢工，会组织游行、组建政党。所以异化可能成为解放的开始。

而生命力捕获没有这一点。很多年轻人也说异化，说我自己在这里就像一个机器，但意识到这些之后，他们会陷入一种很无力的感觉。

这种区别跟意识和行动的间隔有关。19世纪的工人有上班下班时间的区分、有城郡附近、有家庭关系，他们的间隔可以很快填充起来。工人阶级的形成也跟他们住的地方有关系，比如英国的工人在酒吧里面可以讨论政治问题。他们作为人的意识，和作为一个操作简单任务的工人角色之间的间隔越来越松，间隔就成为一个政治化自我解放的空间。

但在今天生命力捕获的情况下，人很难产生间隔。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学生、一个白领、一个受尊重的律师，继而整个时空的安排不让我们拥有一个间隔。我们没办法跳出来，站在这个事情的外面，思考自己如何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教育系统在批量生产炮灰

教育系统是如何捕获生命力的？

项飙： 捕获生命力的过程比较复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招生。比如在北京，小升初按道理是按辖区升学，但学校会和奥赛班结合，组织点招初中，也叫密考。在广东、西安等各个地方招“好学生”，招生就是一个捕获生命力的过程。

学校为什么对招生这个环节那么关注？因为教育首先不在于教育，而在于抓人。学校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能不能抓到那些理想的学生。“抓尖”成为最重要的事，接下来怎么教是次要的。

高三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压力很大，因为高三学生的高考成绩会马上影响到下一轮高一招生时什么样的学生会来。如果今年高考不好，那么当年，甚至下一年、下三年的高一学生都会不行，整个学校都不好过。如果这样，高三老师会被其他老师骂，因为你没有生产出足够好的高考成绩，结果学校不能够招到足够好的学生来继续生产成绩。

这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对学校来说，抓人比教人更重要。整个教育体系主要就是一个把人分等的机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培育过程。为什么要抓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孩子有高质量的生命力，比如注意力更集中、更自觉。

招生之后的手段就很多了，比如大家熟悉的衡水模式，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绝对控制，基本把每一个流程做什么事情全部规定好。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化，比如高考前拉横幅、供水果糕点之类的，给考试制造一种重大的神圣感，让学生就觉得考试就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严肃、最神圣的事情，不让你跟这个事之间产生间隔。

©《天才枪手》

对时空的掌握是最主要的手段。在体力上通过长时间的控制，让学生所有的注意力全部百分百投入到现在要做的任务上，这样学生就没有别的经验，也没有机会碰到别的人、说别的事情，所以不可能产生出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来看待这一切。

对于老师和家长也是如此。家庭不再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家委会、家长微信群、陪伴式教育……家庭成为学校的延伸。对老师的管理越来越行政化，年轻老师要不断进行评奖，所有东西都跟成绩挂钩，老师在学校里争着上课。

我认识一个美术老师，他比较优秀，经常会出差去做一些展览，或者参加会议，所以他非常受学校其他老师的欢迎——因为他经常出差，数学、英语老师就可以来抢他的课。还有中午的自习时间，学生本来可以有半个小时用来休息，但老师会来把这半个小时也拿走，让他们继续学习。长期下来，学生连基本的休息都没有，我觉得在物理意义上就可以认为这是生命力的剥夺。通过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力剥夺，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的意识无法与行动产生间隔。

学生说累，这个累其实是“神累” 。一般身体累了，你就什么不能干了。神累不一样，累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干，甚至可以干得非常顺滑。

我们看到有很多衡水中学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失去了目标感，比起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们像进入了旷野一样迷茫。他们是生命力被捕获的对象，但当他们反思衡中模式的时候，一些人会评论说“衡中模式救了你”。不少人认为，这些衡中学生作为优胜者集中享受了资源，从而走到了不属于自己的大世界。由此来看，教育系统到底是生命的“捕获者”，还是“拯救者”？

项飙： 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这种教育模式戕害的是100%的学生，因为学校要汲取100%学生的生命力，让所有学生进入这个体系竞争。在100%的学生里面有1%的学生特别成功，或者有10%的学生达到基本的目标，他们就会自圆其说——在这种体系下，有这1%的成功，所以100%的消耗是合理的。

可是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不搞那种模式，难道就没有清华北大了吗？如果不管怎么样都可能会有1%的学生进顶尖大学，那为什么一定要采取一种消耗生命力的方式？

这种说法认为：像你这样的小地方来的人，不那么苦的话，你是进入不了这里来的；你因为是小地方的，所以你只能够这样来进入。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意识（“小镇做题家”），把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合理化。

首先它预设小地方跟大地方就是不一样，机会成本就是不同；第二，顶尖学校就是更好的选择；第三，在现在的安排下，人就是分等的。既然都合理，那你要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命运，就是要采取这样一种自戕式的方式才能成功。学校帮助你采取自戕式的方式让你华丽转身，把你送到顶尖的位置上，所以你应该感谢它。

但是这整个叙述里没有个人 。它说小地方的人要进大城市、进顶尖学校，分层就是合理的，所以必须要采取非常规手段。但它不会问你，小地方对你意味着什么，更顶尖学校为什么就更好。也许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想把小地方建设好；也许顶尖学校对一些人来说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在社会压力下，他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去了那里就好，但去了学校根本不知道去干什么，只不过是听大家说那学校好他就去了。

在这种叙述下，过程对每个个人的具体含义是被忽略了的。就像把石头从a点搬到了b点，因为石头到达了另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用力有效，但这个用力究竟怎么样碾碎了人的每一个细胞它根本不管。 这样一套社会机械学的说法把一切都合理化，听起来很朴素，但你可以看出这是物化。它把整个社会生活想象成是一个机器，你在里面要从一个螺丝钉变成另外一个螺丝钉，要咬牙切齿地使自己对机器有更大的帮助和贡献。

而且，所谓“拯救”的那1%，其实和100%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100%消耗，就不可能有1%的特殊。陪跑、韭菜、炮灰，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这个系统就是要生产出大批的陪跑、韭菜、炮灰，顶部的华丽光环全部要靠底层的生命力烘托出来。

©《年少日记》

还有很多人认为在整体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教育系统通过一种统一的标准将人筛选、分层，是一种较为高效、公平地进行资源分配的手段。

项飙： 中国教育从90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卷，但从1999年到2020年，中国总高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了6倍。衡水模式是在教育资源极度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总体的问题是质量，数量并不缺。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只有北大清华是好学校，那就没办法了，认准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好的，当然就会匮乏。所以不是教育资源的匮乏，是评价体系的单一和意义系统的匮乏。

把人完全当作资源，去讨论怎样以一个公平的方式对人进行分类，我觉得是一种想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生活中，真的会这么去看待吗？像这种没有基本数据来支撑的说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用一个相对抽象的方式想象，然后加以解释，背后其实有很多假设。比如假设人就是一个和资源一样的东西、分配必然要高效化，这其实是自己在做一些比较抽象的推演。

为什么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呢？这就是阿伦特对意识形态[2]的评论，意识形态是高度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逻辑化，因为意识形态是权力，它代表了权力这一方对生活的想象。这个想象忽视人的真实生活，忽视真实实践当中的复杂性，只是在大脑里面用一些比较日常的、现象层面的东西进行进行纯粹的推理。

这种推理没有跟生活中的纠结、矛盾结合起来，而是按最简单最明显的逻辑进行，所以它听起来好像非常直白——人多资源少，大家肯定要竞争，只有少数人胜出。

[2] 注：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导致人们对事物进行纯粹的逻辑推演。这种推演总是从某个前提出发，进行抽象推理，然后用其解释一切，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下位者越希望改变，越投入生命力

以前很多人会说，这个孩子是“读书的料”，另一个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也就是我们认为学习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天赋决定。而现在，越来越多人认同精英是被制造出来的，天赋的影响其实没有这么大。在这种观念下，家长越来越重视环境和后天的培养，也更有动力在孩子的教育上密集投入。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社会平等吗？

项飙： 这种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但社会科学原本是想告诉我们，不平等很多时候是资源分配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所以要改变资源分配的方式，从而提高平等。这就改变了出生决定论的观点，但当它变成公众意识后，就变成另外一种决定论，从强调天资的出生决定论，变成了强调家庭和阶层的社会出身决定论。

人们把这些理论研究工具化，反过来想，既然都是资源分配形成的，那如果我这次再不赶上末班车，再不翻身的话，资源分配会把我搞得更糟，所以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要努力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系统里面成为受益者。于是他们从韭菜变成割韭菜的人，并且想尽办法要把割韭菜的刀磨得更加锋利。

所以关键就是怎么去研究社会意识。我们从字面上的叙述看到的好像是社会科学，但应该看它背后指向什么行动，也就是人们说这句话是要干什么。所以人们虽然在意识上觉得可以更平等，但这在客观上并没有发生，而且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生命力的捕获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大家都希望用非常规的方法在不平等的体系里受益，越是下位者，越是希望改变。这里面最重要的资源投入其实就是生命力的投入，长期的注意力、体力、心理意识的投入。所以我想最大的改变可能是在这里。

©《重启人生》

人们意识到密集投入可以提高孩子的成绩，是不是陪伴式教育下沉到乡县的原因？在中西部县城，很多农村进城家庭的情况是父亲在大城市打工，母亲在县城陪读，老人在乡村务农补贴家用。这些农村宝妈有中产化的教育观念，会全阶段陪读、把孩子送进县城里的私立学校。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仅是确保自己的家庭未来能在县城扎根。农村家庭并没有期待子女进入精英阶层，但比起直接购置县城房产等投资方式，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卷教育？

项飙： 很多人也会直接买房，然后获得户口，孩子可以就近在公立学校上学；也有人孤注一掷，一定要去最好的学校。从农村社会出来的人有时有一种报复性的要翻身的欲望，这个欲望可能比较模糊，不一定要让孩子进入精英大学，但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 这是对孩子的一个宣告：我对你是多么的在意。当下 以各种各样形式存在着对于孩子的近乎非理性的投入。在城市，这种投入看起来或许没有那么非理性，但其实平常补课、夏令营、冬令营等时间的陪伴也可以说是非理性的。

这种对孩子的宣告，是这一代中国人人生意义的一种补偿方式。为什么其中有一种报复性？因为农村出身的一代人出来打工后，长期处于一种悬浮状态，一切生命的意义都是为了一个想象的未来。等到现在，他们好像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视作意义来源了，唯一的意义来源就是对孩子做一种无限的投入。

所以倒过来想这个问题，我们问这些农村家庭，那么多教育投入，究竟对孩子未来有什么预期？他们的未来不就是这样吗？做别的事情来达到目的不也是一样吗？这个问题对他们是不对的。他们做那么多投入，不是在预期一个未来，而是要对过去做一个救赎。

救赎不是说自己过去有罪，而是过去存在巨大的残缺，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救赎性的行动来对自己曾经高度悬浮的生活有一个交代、赋予一个意义。 既然是对过去的救赎，那么他们就不太考虑未来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有时候还会自我强迫性地就要求自己在子女教育上一定要投入到100%。

学生经常提到生命力的消耗、萎缩、坍塌……这种坍塌是可以通过个体的力量重建的吗？

项飙： 生命力是可以重建的。老师在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有很多老师对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很不满意——本来当老师是希望传授知识的，不是在行为上控制学生，只为了让学生提升分数的。如果通过一些讨论、交流，改变一些老师的想法，那么他的教学方式、评价学生的方式可能就会不一样，这样就能有一个微观环境上的改变。

家长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群体，有很多家长也在“吐槽”。“吐槽”如何从一种无力感的宣泄变成一种产生行动的机缘，我们可以一起去思考。我觉得改变的空间是存在的。

还有一个我比较乐观的原因。生命力需要的是意识上的间隔，这种间隔即使在系统没有大的改变时也是可以落实的，而且有时候只要稍微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在个体层面上看见比较大的效果。所以改变系统不是唯一的方式，在不能改变系统的情况下，我们仍有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办法，去创造一些小的横向反思空间。

©《阳光普照》

我们怎么去理解“横向反思空间”这个概念？怎么去创造这个空间？它和“附近”有没有共通之处？

项飙： 横向反思和行动空间可以认为是附近的一个具体例子。很多年轻人都在反思，但他们的反思往往不是横向的，而是顺着这个事情去想，比如去想下一步要怎么做、领导怎么想、我这么做是对的吗……在这个事情上反复去想，就像一种纵向思考。横向的意思就是跳出这个事情，去回望它，不要被它给盖住了。你要重新去看这个事情、看事情里的自己，去想它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反思还要加上行动 ，要意识到你是有可做的事情的，而不仅是在那里想。比如做一些艺术，或者跟别人一起参加一些社团，把自己的间隔空间给丰富起来。

最后是一个空间。我比较强调是存在状态，最重要的是这种空间让你在各个场景、各种时刻都觉得有可能去行动。我的“空间”这个词是强调这样一种可能性，你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种可能性——随时可以找到朋友，聊一些事情，周末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能吸纳你的注意力。这跟具体做什么事情没有太大关系，但你要有这么一个空间存在。

现在学校其实就是要消除这些东西，而且往往从物理空间开始。比如学生要住校，时间和所有的日程都要被安排，这样就让你没有机会去发展横向的反思和行动空间。

恋爱可以看做是学生的对抗吗？

项飙： 为什么学校对所谓早恋，或者说男女非正常接触，会那么警惕？其实不只是因为性保守的观念。主要是两个人恋爱之后，就会对彼此说，我喜欢你，你考试考多少分没有关系。当他们说我喜欢你，我不需要第三者的判断时，就出现了横向反思空间，两个人在一起立刻就跟系统产生了间隔。然后老师再说什么，他们可能就不听了，在他们的脑子里面老师说话的分量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会想，你骂我两句没事儿，因为过了5点以后我会有另外一个世界。这对系统来讲是很可怕的事。

我没有倡导早恋的意思，但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可以用它来解释横向反思空间是什么。其实友情、邻里关系、爱好、家庭内部更平等和民主的讨论等等，都能让学生跳出考试学习怪圈，讲一点别的事情。

“尸体暖暖的”代表着期待活过来

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现在的学生说生命力被压抑、被消耗，但同时年轻一代似乎又呈现出一种看起来更张扬、更自我、更清醒的面貌？

项飙： 生命力被剥夺不意味着自我意识被剥夺。年轻人可能自我意识很强，甚至过度，但有了一个强大的自我意识之后，还是需要间隔，要梳理自己跟这个世界具体的关系是什么。年轻人感受到生命力的消耗，所以反击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绝对化的姿态，因为他觉得整个世界在压迫我，但我可以很强大、很特殊。

躺平、摆烂也有激烈。如果这种判断做得比较绝对，听起来就很清晰，但它在实践中不太有效，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激烈的语言和行动（作为反击的表现），是生命力被剥夺的一个重要特征。

有时会听到年轻人说，整个世界都是一场骗局、让世界毁灭吧，甚至还有“人生的分水岭是羊水”、“子宫彩票”等等这些宣言，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们抽象的自我意识很强，接着对世界做了一个总体性、阶段性的判断。

像“子宫彩票”这种意识本身是不成立的，出身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权，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把社会想像成铁板一块，感觉到铁板在压制我们。压迫感当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回到生命力这样的概念，仔细地去思考压迫感是怎么来的，客观上有什么原因、主观上我们是怎么去想象的。整个世界是一块大岩石，压着我这样的一粒沙子，这是一种物化的宣言，但不是真事情。

©《热辣滚烫》

我在网上看到一种流行又有趣的表达，年轻人遇到一个暖心的事，会评论说“感觉尸体暖暖的”。流行词汇从“佛系”到“躺平”再到“尸体”，似乎个体的能动性越来越低了，但这种词汇中又透露出强烈的期待。您怎么看待年轻人的用词？这是否能反映出环境和他们心理的变化？

项飙： 对我来讲这是一种呼吁、一个叫喊。他们呼吁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感受，而新的语言、新的思想能够帮助他们前行。他们之所以会把自己叫做“尸体”，会说出“尸体暖暖的”这句话，会把这句话写到评论里面，那显然证明他们是活着的，显然还能感受，在渴望跟别人交流，期待的是尸体还能更暖一点、更活过来。

所以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么一个呼吁和叫喊。作为一个研究者，听到很多这样的叫喊，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有效的回应？当然非常有限。但我活着的状态就是努力做出这样的回应，也许毫无效果，这没有关系。现在我对生命力、间隔这些研究议题的定义就是，面对中国现在的这些叫喊，我要回应。

年轻人语言的表达和变化，有时候表现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有时候表达了他们的批判意识更加尖锐、呼喊的声音越来越高。我觉得在网上说“尸体暖暖的”人，在生活中不一定很消沉，可能还蛮有生命力的，只不过他的生命力有时候会突然被碾压，会感到痛苦、抑郁，不知道怎么发扬生命力。但我觉得他那股气还在，否则不会说出这种话。

所以语言的激烈化，在我看来就是呼喊的声音越来越高，他们觉得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

不少人注意到，当下年轻人普遍内向关注，对外的关注很少。年轻人中人格测试、算命、塔罗牌等玄学的流行与此有关吗？很多命理师、心理咨询提供了一种类似心灵按摩的服务。如果说这是一种向内关注的行为，那么有什么可以促使年轻人向外关注、拓展自己的横向反思空间，同时又能安抚自己的途径？

项飙： 很难去判断塔罗牌和算命是向内还是向外的。当然，它针对的是自己的感受，但是为什么有人要去算命？他们是要产生一个叙述，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一个叙述。他听别人来讲，等于是借用一个塔罗师、命理师，整理自己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他在一定意义上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思考和观察的对象，所以它有一个反思的过程在里面。虽然他是要看自己，但也不是完全内在的，他要把自己跟社会联系起来，比如去整理自我跟他人、跟父母的关系，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向外的倾向。

©《鱼之子》

为什么我们觉得（玄学）这种东西好像不太够，原因在于他有向外的欲望和倾向，但他缺乏向外的资料。这种资料不是读书的资料，而是缺乏向外的经验和方法，向外也看不到具体的东西。他要有经验、有方法去做积极的判断，去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自己是怎样的、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住的地方和所在的学校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去看见附近的这些具体的事实，跟自己的生活发生关系，而不只是从书本上了解。

但现在我们整体的教育方式正要压缩这部分，学生不生活在世界上，只生活在存粹的教学楼、实验室里，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所以他对周边还有兴趣，愿意来算算命，愿意去产生一个叙述，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在实际生活里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家长都和老师都千方百计要屏蔽外界，所以无法向外关注不能够怪同学。

您在理论中使用“附近”和“生命力”这种直接取自生活的词汇，是为了便于理解和传播，还是认为它们本身就有理论价值？

项飙： 两者都是。这样的词汇往往能够把更多的经验整理和调动出来，讲出更多东西、讲得更加真实，而且它们容易交流、容易得到反馈。并不是说要读的人多，对于研究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的人，可交流性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我做的东西能够回到公众当中去，然后再从公众那里回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理论的过程。所以不是在理论之外还存在一个交流问题，交流的效果就是在理论之内的。一个理论的交流效果好，就说明这个它有很大的生命力、它抓住了一些东西，那它的取向就是比较精确的，它还会不断生长。如果一个理论没法交流，那它就在那里了。

【延伸阅读】：《牛津教授项飙：大家现在都被压扁了，压扁成了工具人》

近年来，“内卷”和 “996”的焦虑还未解除，围绕工作的舆论氛围，又随着拼多多员工猝死、被开除等事件变得更焦灼而复杂。不管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是已在职场默默工作的老手，似乎都意识到奋斗叙事的失效，开始发出更多质疑和困惑的声音。

我们想从愤怒和沮丧情绪中，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更深入理解问题本身，如何在日常基于自身主动性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直面更难的问题：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工作的意义，什么是好工作。在这样的诉求下，我们找项飙老师谈了谈，希望寻找一些解释力和方法，来帮助回答关于“工作”的问题。

01

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强的

“被工具化”的感受？

项飙：

为什么大厂不用平均工资和平均工作量，多招一些人呢？

拼多多事件之后，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某些互联网大厂里的工作情况，发现了一个我不太能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大厂的劳动强度会高到这个程度，但同时薪资也高到这个程度？难道公司就不能多雇几个人，每人少付一些钱，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去工作吗？

这样的模式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招聘市场中的竞争，让年轻人都向往这份工作，但只有少数人能被接收。大厂又会给这些少数人多派超额的工作。所谓“3-4-5”，3个人干5个人的工作，付4个人的工资。一个人的工资高出平均水平一点，工作量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翻倍，为什么大厂要这么做？为什么不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资）来完成工作量呢？

我有一个假设和猜想：大厂这么做的原因，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看起来打工人是和其他打工人在竞争高薪的大厂的工作，但他们真的是在和别人在竞争吗？A和B竞争者根本不是关键，关键是谁设置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即这个激烈的竞争局面和让少数人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种工作状态是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强烈的“工具人”感受的原因。当时间压迫性、强度压迫性太高，就会出现“异化”“被工具化”的强烈感受。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有缓冲，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不用觉得工作是人生的意义基础。现在整个就把人压扁了，压扁成工具。

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下，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这是感到“被工具化”的重要原因。

02

对于工作，

我们可以做哪些自我反思？

项飙：

“工具”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工具人”这一概念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它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很重要。从韦伯开始，大家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的基本意思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手段和目标是分开的，但不一定是对立的。你对如何达到目标、采取怎样的手段，有一个理性推理过程和设计过程。韦伯认为，最早的资本主义积累不是为了钱，而是把积累过程当做手段，比如“辛苦工作是靠近上帝的一种方式”。

从韦伯的角度看，中华文化里是没有工具理性的。在儒家文化里，做事情本身一定要直接应对终极目标。这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经商是没有文化地位的。文人会选择做官，能够按照儒学的思想对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或者说对人性进行反思、对百姓进行教化，这是直接达到意义的。

但是着眼欧洲整个工艺的发展，对工艺、技术、工具使用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掌握，至少在操作意义上非常强。日本人日常生活里，出去随便爬山、走路，一定会全副武装，换上专门的帽子、手套、衣服，一套东西针对一套目标。

直观上讲，对工具的重视确实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经济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虽然也说“必先利其器”，但这是日常生活智慧，而非安身立命的原则。这是最早的工具主义的意思，即“工具”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概念，但需要思考能怎么样把它重新激活起来。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城市新穷人”，他们不是“经济穷人”，而是“意义贫困”。

他们感觉到的意义贫困并不是他没有意义，反而可能相反，他需要自己做的事情直接达到某种意义。但这可能是误区，一个人做的事情不可能直接有“终极意义”。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本身的错，而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结构里面的问题 —— 年轻人看不到自己做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终极意义”是很难去建立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工具理性”的重点是要建立起“链条”，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不仅仅是手段本身，它会和一定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并且结合的方式是具体的，手段也是一步接着一步的。比方说，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步接一步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链条敞开来。

依据这一点，年轻人在今天感受到自己被“异化”了一点也不奇怪。

以前，在工厂流水线打工妹的工作就是经典的异化方式 —— 你在那个工位上，能感受到的只是人在那一刻调动肌肉、调动神经、调动肢体和脑力活动，重复地做一件事。而你做的这道工序和最后产品有什么关系、让谁受益，都不知道。现在大厂里工作的人，他们同样无法和同事建立起联系。他们在公司里不用真名，辞职之后同事之间都不知道名字，有点像地下工作的情况。

回到对于“链条”的讨论，这个链条在于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能够对接，横向地和同事进行互动，最后达成一个短期的目标，这是让人感觉有意义的部分。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头脑风暴，有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产出，在这种互动里面，他们有短期的目标，能模糊地感觉到在做的事是最后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其实这样就够了。

而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里，事实当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横向链条特别少，也看不到工作的链条通向哪里。因为这样的链条并不是通过实际逻辑推演而成立的。很多时候我的工作、你的工作，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它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链条。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重复性”这么敏感和拒呢？

我们刚才谈到，年轻人在寻求工作和意义的关联，会发现他们对于工作的意义感有很强的诉求，希望能直接在自己做的事情当中看到即刻的反馈。对于他们做的事有什么意义，需要别人能给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即“意义的即刻性”。但这在实践当中是不现实的。

今天年轻人感到是“工具人”的原因，部分来自于工作的重复性，每天都在做一样的、重复的事情，对工作的重复性有所抗拒。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重复的，比如一日三餐，一直都是周而复始的。在中国几千年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要“重复”，如果不重复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就是不肖子孙。“肖”的意思就是“像”。当时大家觉得重复是正常的，不重复就会出现问题，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重复性”这么敏感和抗拒呢？

我们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链条”去理解。如果要直接从工作中看到即刻意义的话，兴奋感要么需要直接来自于这种意义，要么就去每天做不一样的事，依靠这个事本身的新鲜性，给大脑上的、情感上的、心理上的满足。

但我们知道，要干大事情、好事情就是要重复的。重复的意义正是来自于每天做的事情，你看到它不断地深入，和其他人做的事不断链接，然后汇聚成一件大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大家会对“重复性”那么敏感。

很多年轻人在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个体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间、脑子里的世界，一点点情感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总的来讲，大家有意义渴望，这种心理需求，是和个体化紧密连在一起的。

“工具化”和“个体化”似乎是对立的，但现实中就是一体化的。正因为大家都靠大量的工具，人和人之间没有发生关系，人在和工具玩，所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和心理空间里，自然需要渴求意义来支撑自己。这个时候，人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什么是系统？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从生物学的角度引入了“系统”来定义生命，即在不需要外界的介入、干预的情况下，能够持续地形成自我循环，就是一个生命，也是封闭的系统。

很多年轻人在大的系统下工作和生活，个体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一天到晚生活在心理空间、脑子里的世界，一点点情感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因为他的意识在不断地自我强化，不断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转，把自己搞成一个情绪的核反应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农村的、或者附近街角的大妈，她们都比较开朗，愿意成天聊天、说话。她们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大脑里，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了大脑里面。

我还看到了中国宠物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现象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蛮新奇的。人和动物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和西方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但青年一代，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对动物、宠物的关注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为什么需要动物来投射自己的情感？因为动物是能够进入我们系统内部极少数的生命之一，在心理疗愈上可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说老实话，我是觉得有点心痛，年轻人到这一步，需要通过养宠物来给自己打开一点点小窗户。

在你们发给我的材料中，我们也能看到，今天异化的方式和之前很不一样。以前的异化是对机器的仇恨、对现金、货币的崇拜。而今天的异化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倒过来的。今天的异化，塑造出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个体，这个巨大是说，在生活中只看到自己，觉得自我的主体性、个体性，从生活和感受的范围来讲是宇宙中心，但在工作里又是非常渺小的。今天具体感知到的表现形式和以前“被异化”的感受是不一样。

我们觉得异化是“人的消失”，所以必须重新塑造人的中心性或主体性，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这个个体要从自己的心理空间退出来，和别人建立联系。关心别人、看到别人，对别人感兴趣。

但说老实话，现在大厂里的工作状态好像很难去做到这一点，某些大厂的竞争游戏不怎么给人们打开自己，联结他人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有这样的批判性的讨论和反思，要对这些游戏规则形成社会压力，这是很重要的。

03

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好的工作？

项飙：

不怕重复去做的工作，合作性的工作，对别人有用的工作，都是好的工作。

总的来说，我觉得好的工作可以这样测试：什么事情是你重复做也不讨厌的？不怕重复做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因为你能看到它在意义链条中的角色。

另外，合作性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就艺术家的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往往觉得艺术家的工作是非常个体的创造性的工作，其实艺术家的工作从来都是很合作性的。

比如说在日本做菜，会从进货开始的每一道工序开始考虑，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提供专门新鲜捕捞的海鲜，有人提供面包粉、炸天妇罗的粉，有人负责烹饪。画画的人也这样，会有负责采矿石、植物萃取调颜料的，也需要和别人合作供纸。如果你认为艺术家的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工作，它里面很多乐趣其实是在于合作，和别人形成共同体。

同时，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是“工具”，因为我们来到社会上，大家一起是互相依存的。那么，对别人有用的，是好工作。

大家也开始引用“螺丝钉”这样的词。在社会主义早些时期，这是雷锋精神下面的一个重要注脚，即“去做社会主义大机器里默默无闻的一颗螺丝钉”。那时，当人们说这句话，肯定不是“异化”的感觉，相反是一种自豪感。这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工人的情况可以再做实证研究，但根据我自己做的一些访谈，这不是完全虚假的，很多工人就是这么感受到的。但这和他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都有关系。

同样，我们做学术的，“有用”的意识也很重要——如果只想突出自己的聪明，不考虑自己的工作对下一个学者有什么贡献和意义的话，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学者。我不能只想象自己的文章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和创新，因为对于研究来讲，学术创新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对别人、对世界有用。

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做的志愿者活动，哪怕是运动会很多人搞后勤的岗位，其实完全是工具性的工作，但很多人会参与。另外，学术工作好像是很自我的工作，它主要也是学者作为工具进行的——比如我今天在这里，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讨论能提供给大家一些工具。

工具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不在于实现你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要实现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是要对别人有用。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有所警觉。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是工具人，是因为时间上形成压迫感的问题——要求24小时 on call。比如，经理会让你把一份数据马上找过来，或者外卖骑手的工作，都形成了很强的时间压迫感。这是造成工具人感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在操作层面上的自主性不能被剥夺，不是完全被老板控制着让干嘛干嘛。我们应该有空间去反思、观察和讨论，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