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女儿"韩素音：用笔将中国故事传播，是周恩来改变了她一生

一

1913年初冬，留学比利时的周炜带着他的比利时白人妻子玛格丽特·丹尼斯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家乡成都。

这段爱情在那个年代备受煎熬，玛格丽特的家人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东亚病夫”。为了逼自己的父母同意，玛格丽特倔强任性的性格不惜让自己怀孕迫使家人的同意。

然而，对东方的向往和爱情的力量未能让这位来自欧洲的姑娘在当时的中国一帆风顺，“一到北京就想离婚”。即使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文化背景迥异的她和当时的中国婆家仍然矛盾重重。

幸好，爱情的力量让双方一起白头偕老。

周炜18岁就被选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原本打算学完归家修筑铁路，然而1911年5月清政府丧权辱国，将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了英法四国财团，成为了清政府覆灭的导火线。

当周炜毕业之时，国内正在修建陇海线，周炜便毅然投身其中。

1917年9月12日，陇海线上的河南信阳火车站旁的民房中，周炜的比利时妻子诞下了一位女婴，她就是“成都女儿”韩素音。

周炜给她取了第一个中国名字——“月宾”，意为“月亮带来的小客人”。后来她才给自己取名了韩素音。

▲韩素音和父亲

所谓韩素音笔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她的著作是一个“汉人发出的朴素之声音”；二是“汉属英”的谐音，意为虽然是英国籍，但是是汉人。对于是何种原因，韩素音也并未给出具体说法，可能在她心中，两种都有吧！

由于工作的原因，周炜夫妇一直工作在北方，韩素音的童年生活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作为明清两代首都的北京拥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这些底蕴深刻的影响着韩素音。

▲韩素音母亲玛格丽特

与此同时，每天在中餐与西餐、中国学校与法国修道院、基督教和孔夫子之间的徘徊让韩素音渐渐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好感，她最后决定“要做中国人”！

面对母亲的反对，她还讥笑她：“你为什么不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面对女儿如此倔强的性格，周母也只得作罢。

二

1935年夏，韩素音在父母旧识、比利时驻中国领事馆官员赫斯的协助下，获得了庚子赔款1.5万法郎的资助，前往比利时留学。

是年10月，外祖父乔治在布鲁塞尔迎接这位“中国”外孙女，这也是他第一次见这位外孙女。

留学期间，韩素音一直努力学习当时先进的医学，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考上了著名的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

由于当时盛行对亚洲人的歧视，韩素音为了让他们改变这种看法，勤奋刻苦，最终拿到了学士学位。

校方看到了这位来自中国的亚洲女孩的潜力，提出给予她五年的奖学金，资助她完成硕士、博士的学业。

然后她并未忘记祖国山河沦陷，日寇铁蹄已经侵入华北，韩素音决然放弃校方和外祖父的挽留，中断学业，踏上了回国的邮轮。

在这艘由法国马赛港开往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让·拉包德”号邮轮上，她邂逅了她的第一位知己——一位有着同样想法回国的军校留学生唐保煌。

他对韩素音说，他誓将冲到一线和日寇战斗至死，捍卫祖国，这满腔的热血让韩素音深深感动，两人迅速擦出爱情的火花，船到香港，他们就结为了伉俪。

1938年10月3日，他们离开香港前往武汉举行婚礼，婚礼的当天，小两口满心欢喜，十分融洽。

然而时局迅速变化，日寇已经从外向武汉扑来，婚礼的次日，当唐保煌奉命离开武汉南走长沙之时，韩素音却仍然留在前线的武汉教堂医院救治伤员。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韩素音被迫前往长沙与丈夫会合，而后辗转到了桂林，流走了一月之余，最后又前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1939年底，韩素音在重庆见到了时任美丰银行行长的三叔周焯，24岁的她在三叔的陪同下，第一次回到了故乡成都。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按照习俗认祖归宗。仪式被安排在成都羊市巷周氏家族大宅的堂屋内举行，堂屋中间摆放有祖先的牌位和画像。

仪式结束后，韩素音正式进入族谱，因这一辈是“光”字辈，男孩名字中要有“土”字旁，女孩名字中要有“玉”字旁，“瑚”中又有“月”，正好乳名“月宾”呼应，于是取名叫“周光瑚”，家族唤她三姑娘。

▲韩素音和成都亲属

当时正值旧历春节，韩素音走家窜巷，拜访了很多亲戚，在中国旧礼的约束下，累得她腰酸背痛，然后她却乐此不疲，她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寂夏》中回忆道：

“我去拜访，要鞠躬；去吃饭，要鞠躬；去喝茶，要鞠躬。”

已然24岁的韩素音选择留在祖辈们生活过的地方，她在成都进益产科医院当一名助产士，在这一段经历中，她遇到了她的养女——蓉梅（取蓉城梅花盛开之际相遇之意）。

她在《寂夏》中写道：

“如果我不是天竺街的一名助产士，我的生活中就不会有蓉梅，就不会有蓉梅这个名字使幸福之花在我心中怒放。”

蓉梅在她生命中留下来非常美好的印迹，后来为了照顾体弱的蓉梅，还将自己作品《爱情至上》的改编权卖掉了。

成都的这两年，韩素音利用空闲时间写了一些随笔，正巧被热爱文学的校长玛丽安女士看到，她激动地对韩素音说：

“很好，太生动了！我想对你说，读了你的随感，我兴奋极了！唔，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或者内容再多些，我认为，用你的随感的故事，加之我来为之润色，我想我们可以搞成一本书。”

这便是韩素音处女作《目的地重庆》的出版由来。但由于当时兵荒马乱，无论是韩素音还是玛丽安都无暇顾及其他，这本书的润色出版就被搁置在一旁。

1941年清明前后，韩素音跟随三婶前往郫县扫墓，长时间待在欧洲的韩素音却对于中国古老习俗十分活络。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家的田就在宗祠四周，尽管面积已大大缩小了。我是同三婶一起去的，那是在春天里，田里油菜花一片嫩黄，树苗上的新叶像碧玉一样翠绿，小沟里流水晶莹。我们去扫墓祭祖。我们把酒食供在坟前，这些地是他们的地，是我家的地，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晚上，婶婶和我坐在一张摆了三个人碗筷的桌子边，但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吃饭。因为这些地是祖母的，因此摆了它的碗筷，尽管她已死了多年。我听到三婶叫道：‘娘呀，请您吃饭吧。’这一切都又重现在眼前，仿佛就在今天。”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位流淌华夏女儿血液的白人对家乡，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1941年夏，时局变换，玛丽安将她润色好的《目的地重庆》带回美国寻找出版商支持。

由于当时国内抗战的艰难，加上国际上对国内抗日认识度的不足，这本书的到来弥补了这一不足，一经出版，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也让国际了解了中国抗战的艰难。

这本书的出版还让韩素音尝到了写作的甜头——稿费350美元，她对自己这本处女作评价道：

“对一对力图报效国家的勇敢的年轻夫妇写得极为理想化，全书的语气美好得像童话一般。”

在这个战乱时代，韩素音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自己的二哥曾经也是因为久病不医而早夭，对于年轻时的梦想——医学依然充满着热爱。

1947年国共内战中，韩素音的第一任丈夫唐保煌于辽宁战亡，韩素音便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学习医学，终于在1948年成为了一名医生，在英国皇家自由医院担任一位医生。

由于国民党败退台湾，急需人才，韩素音又是国民党的军官遗孀，为了延揽她，就通过多种路径向韩素音抛去橄榄枝，希望她能够前往台湾。

然而，韩素音并没有答应，早在国共内战期间，韩素音跟唐保煌就多次因为政见不和而吵架，韩一直对共产党充满着好感。

但是此时韩素音的身份特殊，不愿意去台湾又不能回到祖国，她便独自带着养女榕梅去马来西亚。

并嫁给了英国富商康柏，她坦言，之所以嫁给康柏是为了小女蓉梅，她希望能够为女儿提供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一家人在马来西亚生活了一段日子，倒还安稳，但由于性格原因，两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三

1954年，新中国已经迎来了五周年，国内局势也日渐稳定。

在这一年，韩素音在香港碰到了曾经的燕京大学同学龚澎，龚澎时任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与周总理接触，工作。

这一次的相遇便是韩素音与周总理的第一次契机。

韩素音在日后的《再生凤凰》中写道：“龚澎似乎懂得我犹豫不决的心情，她给了我热忱的鼓励。”

一年后，韩素音收到了龚澎的来信，在信中告诉她周总理欢迎她回祖国看看。

周总理的欢迎让韩素音打消了心中的疑虑，终于决定踏上这片故土。

1956年春寒料峭，韩素音从香港经转回到了河南见到了年老的父亲和一些亲戚。

与亲友团聚以后的不久，韩素音就在龚澎的安排之下收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还十分荣幸地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战时的重庆是两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而这次的两人再次相见便也十分融洽，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也毫不犹豫地去死。”

‬因为当时是中英两国正在英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处庆祝英国女王生日会上，韩素音与周恩来相见的时候已经准备了6页稿纸准备采访这位东方大国风范的总理关于新中国一些群众运动、计划生育、法律、文学作家和对外宣传的内容等等。

由于当时周总理工作很忙，没有这么多时间为她解答这么多问题，便安排了陈毅副总理接见她，陈副总理和蔼可亲地回答了韩素音所有的疑问。

在这一次谈话中，韩素音深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可敬可亲，心中郁结已久的对中共的疑虑在陈副总理爽朗的笑声中消失了。

令韩素音出乎意外的是，周恩来夫妇还盛邀她前往他们家中做客，她在回忆录中高兴地写道：

“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这一次相谈甚欢，韩素音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坐在客厅的一张小圆桌上，如同一家人般边吃边聊，聊天将近三个小时。

从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看法，谈到新中国的发展……在这一次长谈中，韩素音对周总理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韩素音和第三任丈夫

在与周恩来的多次交谈中，韩素音深受其动，决定写一本周恩来传记，为了能够完成这本书，她多次出访周恩来访问过的法国、德国等二十多个国家，搜寻了大量与周恩来相关的资料。

周总理逝世以后令她一时无法接受，她在书中写道：

‬“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见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不过为了更加全方位地描写这位伟人，韩素音放下心中的悲痛，积极寻求国内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经过数十年的呕心沥血，长达418页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充满了韩素音对中国革命的审视，正如她自己所写：“我感到自己必须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个名称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

在新中国老一辈的领导人中，西方人对周恩来情有独钟，特别热衷于对这位开国总理进行报导，而有一些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对于周恩来的隐私过于关注，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

作为一位对周恩来进行了多达11次采访的作者，韩素音对这种行为大加批驳：

“现在有一些人养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那就是到处寻找挖掘别人的隐私以及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我把这种行为叫作‘厕所窥探’。我认为，人们更应该记住别人做过的好事，而非其他。试想，如果有人在到处洋洋得意地宣传‘林肯是个便秘有毛病的人’，人们听了会大加欣赏吗？难道人们在书中看到他因为清早不能解手而非常过瘾吗？我觉着那也太下作了！”

可见，韩素音对于周恩来的名誉是十分看重的，周恩来总理在韩素音心中留下来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部充满韩素音心血之作的周恩来传记，作者在其中除了充满对中国革命的赞扬以外，还写下了一个崇高的周恩来形象，她用妙笔生花，活生生的将周总理的平凡与伟大之处跃然纸上，这是一本充满战斗笔调的传记。

自从将新中国的事迹介绍到西方之后，韩素音笔耕不缀，她关于中国的著作越来越多：《亚洲的风雷》、《早晨的洪流》、《2001年的中国》和《风满楼》……

这些作品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将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新中国带到了世界。

就是这样一位“中国作家”，由于客观的写作立场受到了西方媒体和政客的攻击，美国中情局还一度将她纳入黑名单。

1980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艾利根特在《纽约时报》上称韩素音是一个“过气的谄媚者”。

韩素音不仅受到了美国人的攻击，还在定居的瑞士洛桑被激进的青年人挥舞着拳头吼道：“你是韩素音吧，你为什么总是帮中国说话？你要再宣传中国好，你滚出瑞士！”

韩素音临危不乱，对着他说“青年人，如果你再要威胁我，我就要报警了！”这个家伙才灰溜溜跑掉。

即使身居欧洲，韩素音依然没有忘记关注新中国的情况，她在晚年的书中写道：

‬“我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多年来一直介乎于两种文化之间。一方面，我始终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而感到骄傲……我虽然客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又因身体原因，已十余年没有回到中国看看了，但这丝毫不能冲淡我对她的感情，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当年，正是这样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激励我，鼓舞我撰写了这样一部书，让那些对中国茫然不知或知之不多的外国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

是的，正是她的这份中国情结，家乡情结推动她用自己的笔将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呈现给世界，她的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了当时的中国。

周恩来总理对韩素音的影响贯穿了她的一生，晚年，在韩素音的洛桑家中，一直挂着周总理的照片，韩素音曾经说过：“我与周总理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周敦熙的后裔。如果说我有情人的话，周恩来是我思想上的情人！”

2012年11月2日，这位“成都女儿”、“中国女儿”，以96岁的高龄在洛桑华丽地走完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