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难苦学：民国农学家沈宗瀚的求学经历

沈宗瀚（1895-1980）

文 | 杨海亮，作者投稿

1954年12月，胡适在为民国农学家沈宗瀚自传《克难苦学记》作序时，写道：“沈宗瀚先生的‘克难苦学记’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许多自传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同时，胡适认为，这本自传“平平实实的说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依胡适所言，沈宗瀚克难苦学的过程，“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也是一份平平实实的“教育史料”。通过梳理可知，沈宗瀚的求学经历确实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非富家子弟求学的一个宝贵案例，也为近代中国教育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克难苦学记》

一

1895年12月，沈宗瀚出生在浙江余姚沈湾村。清末民初，沈湾村约有二百户人家，七百余人，基本上为沈族，多以耕读为业。沈宗瀚的高祖种田起家，曾累积良田四百余亩。曾祖及祖父都是读书人，祖父还曾举秀才。由于沈家人口不断增多，沈宗瀚的祖父又“素性不理财”，遂致家道中落。1896年，祖父门下四子分家，其时，沈宗瀚的父亲已经年届四十。传中，沈宗瀚回忆分家后的状况：

吾父分家后，即至余姚西乡邵衎臣伯家教书，每年束脩制钱四十千文。家置租田十二亩，雇一长工及一牧童种植，隔年得高祖与曾祖祭产约二十亩的租钱，每年所入共计不过一百五十银元。时家已有四子，余于分家前二年出生（沈宗瀚排行第四。1898年，沈宗瀚的五弟出生。1906年，沈宗瀚的六弟出生——引者）。吾母独自料理家务，应付七口之饭食与父子五人之衣着鞋袜，又须哺乳小孩，克勤克俭，可谓至矣。

沈宗瀚七岁启蒙，就读于私塾，主要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品》、《左传》、《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经典，也读国文教科书。当时，余姚已有县立及私立高等小学校，且被视为读书正途。沈父也想早日送其去新式学校，可是苦无学费，只好一再拖延。

严格意义上说，沈宗瀚并非贫寒子弟，其家庭是由家道中落造成了经济状况的滑坡。虽然家庭经济状况趋于恶化，但其家庭其实比较重视文化教育。而受家庭氛围的影响，沈宗瀚自幼好学乐学，而且由于受到家道中落的刺激，反而有了更为强大的学习动力和更为强烈的节俭意识。

二

1911年，15岁的沈宗瀚投考余姚第四门私立诚意高等小学堂（以下简称“诚意学堂”），并被录取。之所以投考该校，主要是因为该校设有寒额，“凡贪寒优秀子弟，得此寒额，可免学宿膳费”。

诚意学堂为四年制，功课有修身、读经、中文、英文、算术、理科、历史、地理、体操、图画、手工、唱歌等。可知，诚意学堂在当时已经属于新式学校。在校四年，沈宗瀚勤学苦读，成绩优异，并且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传中，沈宗瀚对自己的生活作了小结：

肄业之日，总计吾父先后四年供给书籍杂费七十二元，而余鞋袜衣履均在家缝制，平日不买闲食，非必需之品，绝不问津，普通学生除膳宿学费外，每年杂用须五六十元，而余四年书籍杂费共用不过七十二元，且为吾父给余一生之全部求学费用也。盖自肄业诚意学校后，吾父益贫，余之学费全赖自筹，大部分向戚友借助，此乃余平生引为悲壮之事，个中苦况，殊非常人所能忍受也。

肄业之时，沈宗瀚曾对升学及职业问题有过“严重考虑”。由于读了王阳明、黄梨洲、曾文正、曾纪泽等人的文集、书籍，沈宗瀚的学识、思想大有进步。同时，由于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粪、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遂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因此，在升学与职业问题上，沈宗瀚有意于选习专门实学，将来有益社会。但是，家中条件甚差，以致沈父左右为难：“如吾有田，可卖田为汝升学，如吾未负债足以自给，吾亦可借债送汝升学，乃今债务未了，利息加重，必须每年付清利息，如无汝收入，吾明年利息亦不能支给，奈何？”幸运的是，沈父终究是爱子的明白人，最终“不复阻余升学”。

科举制度的终结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的巨大冲击，传统的耕读传家已难以并行，即“耕则不能读，读则不能耕”。在新旧教育的过渡时期，沈宗翰不得不面对“继续求学”与“就业养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如何平衡两者，是其早年求学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其所克之“难”中的“最难”。

三

1913年1月，沈宗瀚筹集银元四十余元从余姚只身前往杭州。不久，沈宗瀚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农校。按照规定，考生必须有人担保才能入校。沈宗瀚在杭州举目无亲，只好托人介绍一位同乡作保，所幸如愿。

浙江省立甲种农校校址起初设在杭州横河桥，后迁往笕桥，故又称笕桥甲种农校。入校后，沈宗瀚对学校开设的课程比较满意，“农场实习殊为认真”，诸如实习制造堆肥一类，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从此，沈宗瀚立志“专攻农业科学”，并博览中国农书，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程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等等。

在笕桥甲种农校，沈宗翰一如继往地理头苦学，而且愈发认识到，学习农业不能徒托空言，而要“手脑并用”“实地苦干”。而笕桥甲种农校的教育日渐不能满足他的期望——“余对农校功课渐感不满，深恐将来只能纸上空谈，不切实际，于国何用”。于是，沈宗翰萌生了投考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北农”）的念头。这种想法自然再次遭到沈父的坚决反对。沈父责曰：

汝笕农难关始渡，复欲上升，经费难以为济，笕农与北农均不能肄业，则将如何？人贵知足，汝二年前谓笕农肄业于愿已足。今贪得无厌，我何时得用汝钱耶。我将为经济逼死，你即能肄业北农，而于心安乎。

当时，沈宗瀚已经抱定“为多做有益于人之事，且为最无告最大多数之农民服务”的决心，故而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北上。在自述中，沈宗瀚回忆自己当时的痛苦与无奈：

船票购定后，余在旅馆作长函禀父母，详述求学苦心，及危难经过，期能以诚感亲，恕余不别而行之罪。自念前途茫茫望双亲垂怜远游孤子。函末有句:“松风长啸，其游子之悲鸣耶!细雨绵绵，其游子之泪珠耶!”

沈宗瀚能够在笕桥甲种农校完成学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校设有助学金。这对于贫困学子而言，是一股莫大的外力。沈宗瀚对于自身的求学有着切肤之痛，一旦有机会求学也就更加珍惜。因此，其学习特别自觉，生活特别节俭，对知识、技能的渴望也比一般人更为迫切。

四

1914年11月23日，沈宗瀚坐船北上，随身所带只有三十余元。12月1日，沈宗瀚以预科旁听生的身份入读北农。北农是中国最早的农业专科学校之一，1914年3月由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改建，设有农学科、农艺化学科和林科。该校招收预科生和本科生，其中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一年后，沈宗瀚通过考试，升入北农本科。北农学费每年二十元，膳费月需四元余，年须四十余元，杂费约三十余元，书籍三十元左右。沈父坚嘱每年回家一次，故旅费须耗三十余元。如此，全年总计至少一百六十元。这笔钱从何而来呢？沈宗瀚有过大致记录：

衎臣伯二十元（即吾父应偿彼款之利息），四姑母十元，大哥叔丈吴先生十四元，谢楠寿二十元，劳侃如二十元，叶椒岚表弟十元（以上三人均自学费节余而借助），及祭款二十四元，共计一百十八元。

以上所借与至少所需尚差四十元，最后由沈宗瀚的大哥、二哥设法解决。北农期间，沈宗瀚用功过人，成绩名列榜首。至于生活方面，沈宗瀚照旧吃苦节俭。沈宗瀚回忆：“余在北农三年半，借款总数不过四百元，且由此款购买英日参考书籍约七八十元，至今思之亦不胜惊异。余从未浪费分文，尤绝少进城，日常用品常托同学代购，故余于北农肄业时，尚不识北平东车站至大栅栏之途径也。”

正式升至北农本科之后，沈宗瀚对学习更为专注，几乎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物质清贫和精神倦怠也无法阻挡其似烈火一般的激情，有时竟会以‘自残’方式使自己清醒，用功程度已近‘悬梁刺股’之最高境界”。如，自传中有其回忆自己当年学习的经历：

民国五年冬，至次年夏，自修课程，极繁重。为余毕生最用功之一年。黎明即起，至操场朗诵并背诵英文生字四五十个，入晚专读英文课本或作文，夜间常温读至一二点钟或甚至鸡鸣始睡，精力不继，则于夜半生食鸡蛋二枚，蛋冷冻使余清醒，并不致饥饿。自认乃省钱卫生之方法。有时倦不能支，则闭目凝神片刻后复读。有时甚至以指甲切肉，或以拳捶头自醒。

除了英文自修奠定了读书作文的基础，沈宗瀚在北农三年多时间还有其他诸多收获，如“农业功课得知大概”“结交宝谦、明衡等益友”“养成苦学自修之习惯”等。

从15岁入读诚意学堂到24岁肄业北农，沈宗瀚利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当时国内能够得到的各个阶段的教育，并最终学有所成。这无疑是极其幸运，也是极其艰难的。

五

1918年6月，作为儿子的沈宗瀚终于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起初，沈宗瀚东奔西走，谋事求职，却久无结果。最后，经人介绍，在北京一个大户人家做了家庭教师，薪资微薄。近两年后，沈宗瀚到湖南常德植棉场就事。不久，常德境内兵祸不断。沈宗瀚只好由湘转宁，至南京第一农校任教，教授预科乙级，林科一年级及农科林科二年级英文。此外，兼教林科一年级肥料学。后因南京第一农校风潮影响，沈宗瀚改任芜湖第二农校教职，教授英文及棉作学与实习。1922年春，芜湖省立农事试验场成立，沈宗瀚兼任该场农艺科主任。

自肄业于北农到芜湖任教前，沈宗瀚每月所得，除自用、助家、助弟及偿还零星旧债，所剩无几。1919年1月20日，沈宗瀚曾在日记中用白话倾诉个中苦恼，其窘况令人唏嘘：

夜更深，朔风起，残灯孤影，片纸管笔，复父亲贫病交迫的信。我节衣缩食，辛苦万状，他还说我欠节省。不请客，不借钱，朋友都说我吝啬，他还说我应酬太多。我月薪四十元，东借西挪，以偿宿债，以助五弟，他还要我事养每月三十元。唉，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遇了债主的催逼，就要骂我，就要生病。我父今年已六十四岁，从十六岁管家，负债到如今。……如今想起来，他到贫病交迫的光景，我为何不救。我囊中只剩几十个铜子，一二个月内须还债几至百元，五弟又要我连寄十元，我此时尚想不着可借的人。

黄山书舍出版的《沈宗瀚自述》（全三册）

沈宗瀚在日记、自传中，多次提到父亲反对自己升学，逼自己分担家用，以及严厉责怪自己，但到头来又谅解自己、宽恕自己。沈宗瀚对父亲的感情十分复杂，可谓又爱又恨——父亲勤劳、节俭、顾家、爱子，可这样一个家庭，多年积下来的债务要青年儿孙担负，老年的父母要青年儿子“事养”，儿子没有寻着职业就得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更小的弟弟也还要涉世之初的儿子担负费用，种种“压迫”足可以“逼死英雄汉”。对此，胡适在为沈宗瀚自传作序时，十分同情：

胡适致沈宗瀚信

沈宗瀚先生的自传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肯用最老实的文字描写一个可以“逼死英雄汉”，可以磨折青年人志气的家庭制度。这里的罪过是一个不自觉的制度的罪过，不是人的罪过。沈先生的父母都是好人，都是最爱儿子的父母。不过他们继承了几千年传下来的集体经济的家庭制度，他们毫不觉得这个制度是可以逼死他们最心爱的青年儿子的，……描写一个最爱儿子的好父亲，在不知不觉之中，几乎造成了叫一个好儿子“为钱逼死”的大悲剧：这是这本自传在社会史料同社会学史料上的大贡献，也就是这本自传在传记文学上的大成功。

六

沈宗瀚至芜湖教书后，开始略有积蓄。至1923年夏，沈宗瀚存得一千余元。同时，由于从事实地改良棉业的工作，并密切关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的棉花试验与推广，沈宗瀚迫切希望能去国外增加见识，以便更好地投身农业研究。同样，沈宗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济拮据。为此，他又四处向人求助：同学卢守耕、郑同善、胡感和三人各借一百元；业师吴庶晨深悉其苦况，代其筹借三百元；族兄鹏年知其求学之苦，慷慨借出二百元……如此，筹到一千四百余元，加上已有积蓄，共有二千四百余元。有了这笔钱，沈宗瀚决心游学美国。

当时，中国棉业方面的专家大多有美国乔其亚大学（按沈译，即佐治亚大学，或译乔治亚大学——引者）教育背景，沈宗瀚也希望入读该校。于是，他凭借北农肄业证书及学分向该校研究院提出申请，并呈递了自己培育棉花的照片资料。院方J.R.Fain、R.R. Childs等主科教授面试后，表示嘉许，允其试读。

在乔其亚大学研究院，沈宗瀚以棉业为主科，以麦为副科，试读了一个多月后，由于对遗传学、棉作学、棉花分级以及麦作学等功课，掌握较好，被招为正式研究生。院中教授在实地改良棉作方面经验丰富，让沈宗瀚“得益殊多”。

原本计划游美读书一年，可一年之后，沈宗瀚想继续深造，“然以行囊将罄，故一方恳国内友人借助，一方力谋申请官费”。幸好，友人方面，东拼西凑，筹得美金百余元；官费方面，乔其亚大学将其成绩报告单寄至清华，清华批准补助其半官费一年，月给美金四十元。就这样，沈宗瀚在取得乔其亚大学农学硕士后，顺利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

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沈宗瀚以作物育种为主科，作物及植物生理为副科。在校期间，无论学习还是实践，相比过去的刻苦，都有过之无不及。自传中有这样一段经历可以证明：

是夏（1925年）余多在遗传圃记录我的小麦出穗日期，天气热，出汗多，衣服最易污秽。我只有夏衣二套，怕在田间工作穿破，又想省钱，不买田间工作裤，乃用我的中国白粗布单裤（赴美时随带一条）。余在麦行间秘密换上中国裤工作。穿了数日无人见我，深自得意。不料某日下午，艾姆生教授偶来看我工作，蔼然笑问裤的来源，我羞答，“中国裤，颇凉快”，盖不愿告以无钱买工作裤也。

1925年，沈宗瀚因表现突出，经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主科教授洛夫（H.H.love）、育种教授马耶（C.H.Myers）介绍，加入纽约世界教育会研究员。该会研究员遴选资格殊严，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比利时、瑞典各国仅二三人，中国仅沈宗瀚一人。

沈宗瀚在学习上始终刻苦，在生活上始终节俭。按照有关章程，世界教育会会为会中研究员提供补助金。当问及学习生活所需费用时，沈宗瀚答以“每月美金八十元，盖加上清华半官费四十元，共为一百二十元充余日用，绰有余裕”。而会中其他研究员均谓每月需要二百元。沈宗瀚还表示，“余不自悔，盖余勤俭自持，少用公费官费，希该会能有节余，可多助人也”。在美三年，沈宗瀚借款共一千八百元许，加上在浙农与北农时期计借款六百元许，共举学债二千四百元。至此，沈宗瀚完成了从中国乡村私塾到世界顶级学府的全部学业。

1927年10月，沈宗瀚完成博士论文《小麦成熟期之遗传及其与株长之关系》，通过口试，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并离美归国。沈宗瀚在美期间，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笔：1926年10月，第三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开会。沈宗瀚代表中华农学会，并受教育部派任为中国代表，出席该会议，以棉花的驯化（《Acclimatization of Cotton in China》）为论文题目，宣读于该会。除沈宗瀚，中国代表还有秦汾、翁文灏、任鸿隽、竺可桢、胡先啸、薛德堉、魏晶寿等七人。该会组织评议会，由各国学术评议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代表组织，中国当时无此种组织，初无代表列席，沈宗瀚等人以中国科学社性质与学术评议会相类似，遂致函该会要求以科学社代表中国列入评议会，日本代表反对。经再三辩论，评议会终允沈宗瀚等人要求，同意以科学社加入该会。

1928年3月，人在中国的沈宗瀚得到消息，康奈尔大学因其成绩突出，遂选其加入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此为美国大学研究院给予学生的最大荣誉。

结语

回国后，沈宗瀚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34年起，历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所长等职。1949年去台，坚持农业建设工作，并勤于著述，撰有《中国农业资源》《中华农业史论集》《中国各省小麦之适应区域》等著作，在国际农业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1990年12月17日，在北京“沈宗瀚先生农业学术研讨会”上，时任中国农学会会长卢良恕教授称：“沈宗瀚先生一生为科技兴农辛勤努力，成绩卓著，对海峡两岸有深远的影响。”

晚年，“功成名就”的沈宗瀚对自己的克难苦学经历有过全面的回顾，并总结学业得以完成的原因：一是由于自己立志较早，秉持“知行合一，学以济世”；二是由于亲戚师友赞助；三是由于天赐机会；四是由于自己逐步设计，勤读有恒，坚忍不拔；五是由于自己心存信仰，遭遇失败能够重振信心，继续奋斗。沈宗瀚感叹：“由余之求学，余深信人人皆有机会可以达到成功，惟在平素立志与预备工作如何耳。否则，以余之家庭经济言，小学肄业尚属难能，焉得卒博士学业耶。”

应该说，沈宗瀚为自己总结的成功求学的原因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不管怎样，沈宗瀚的求学之路是异常艰难的，求学成功更是难上加难。其完成学业，且取得骄人成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类似沈宗瀚一样的非富家子弟，如果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求学问题不仅直接关乎其自身及其家庭，而且间接关涉其所在的社会。沈宗瀚的求学经历也带来这样一个深刻的启示：如果一个非富家子弟在求学过程中，能够获得来自政府、社会和学校各方面的支持，即个人和家庭之外的助力，那么其学业和心理就会相对顺畅，更有利于“为国家培植一人才”。

主要参考资料：

[1]沈宗瀚.克难苦学记[M].合肥: 黄山书社，2012: 5．

[2]吴强.民国初年农业教育管窥——以沈宗瀚《克难苦学记》为中心的探讨[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3）:1-14.

[3]牛光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沈宗瀚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20.000322.

[4]周武.卢良恕上海学（第三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 11．

[5]卢良恕.中国农学会会长卢良恕教授在“沈宗瀚先生农业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J].中国农学通报，199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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