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回家欢笑背后的无奈：财产等因素导致矛盾，面临更复杂监护赡养问题

3日，话题“被拐34年男子认亲一年后与家人决裂”登上多个平台热搜。据了解，2024年9月28日，因寻亲走红的郁豹豹将母亲拉黑，两天后，他选择在网上公布了自己与亲生父母、两个亲弟弟之间的矛盾。这一天，距离他寻亲成功刚刚过去一整年。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公安机关打拐行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寻亲家庭得以团聚，失散多年的子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认亲的感人画面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共鸣。然而，据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观察，在寻亲成功的案例中，也有部分家庭开始面对诸如感情的建立、生活方式的融入、财产关系的确立等复杂问题，对此，上游新闻记者采访了律师及相关专家，他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直播带货：

三兄弟走向分崩离析

据大河报此前报道，认亲不到半个月，郁豹豹与两个弟弟开始直播带货。不到两个月，三兄弟走向分崩离析。令他更无法接受的是，他与母亲也渐生隔阂。“他们一直说钱没有结清，指的是后面几场直播的佣金没有分，但是他们的佣金和收到的打赏也没有拿出来分。”郁豹豹说，第一场直播带货后，老三的账户也收到了7万元左右的佣金，“但是他们只想分我的佣金，不想分他们的佣金，这就是矛盾的根源。”

在10月20日，郁豹豹的三弟曾发布了一则视频回应，否认是因为钱闹掰，而是此前郁豹豹抖音群的群管理员误将一位寻亲人士踢出群后，一家人对该事件持不同态度，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矛盾，“既然合不来，各自安好就行。”目前，郁豹豹二弟、三弟已不再直播带货，虽然常常会开直播与网友聊天，但也遭遇了一些网友的言语攻击。

郁豹豹认亲现场。大河报

3日，上游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郁豹豹已将账号中和亲人共同出镜的内容隐藏，郁豹豹的母亲已经将账号设置成私密状态，甚至将网名改为“郁妈妈后悔当初错误的决定”，两个弟弟也将此前账号名称中的“郁豹豹”删去。

11月3日上午，郁豹豹回应了自己上热搜以及亲人被网暴一事，“都是家里面一些家长里短、不光彩的事情，放在平常人家也就是一个吵闹、琐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到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也不想误导大家去网暴他人，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公正、理性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天，郁豹豹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三弟（那个回应）说得很片面，我的群里的事情和我们闹矛盾是没有关系的。”谈到其他被拐者与原生家庭发生矛盾的例子，郁豹豹感慨：“还是应该先融入家庭为主。”

对于自己和妈妈、弟弟的关系，郁豹豹也表示：“不会再有联系了，没有必要。”11月3日，上游新闻记者也联系了郁豹豹的二弟和三弟，但都未收到回复。

成功回归

家庭和谐相互理解是关键

上游新闻梳理多起案例看到，在与原生家庭融合较为成功的案例中，双方家庭的完整和谐至关重要。

认亲成功后，儿子郭新振（左）选择留在河南照顾养父母。网络图

早前，电影《失孤》人物原型郭刚堂在社交平台披露儿子的现况，“虽然认亲后一家人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天，却能感觉到血浓于水。”他说：“不管孩子选择什么，只要他心里舒服，我们就完全尊重。我们也恳请全国人民能给予这个孩子支持，不去打扰任何一个认亲的孩子，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郭刚堂表示，现在他依然充分尊重并理解孩子的意愿。“毕竟他是受害人，我们更多是主动去理解孩子的处境，其余都顺其自然。”去年，儿子大婚，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如今的郭刚堂和妻子沉浸在幸福中。

申军良是“梅姨案”被拐孩子申聪的父亲。2005年1月4日10时40分，申军良将满周岁的儿子申聪在出租屋里被人抢走。之后的15年，申军良找孩子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2020年3月7日，在广州警方的安排下，申军良与儿子申聪见面认亲。之后，申聪回归原生家庭，和申军良一起生活。

“我现在感觉很踏实。感觉日子很有希望，努力赚钱，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团圆后的申军良挑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每晚跑网约车挣钱养家，常常忙碌到凌晨三四点钟。申军良说孩子们大了，都有自己的事情，他们今年在山东过年，年夜饭是南北搭配，既有申聪爱吃的客家菜，也有北方的饺子等。

作为电影《亲爱的》人物原型之一的孙海洋同样强调了家庭的完整和谐的重要性。

在找回儿子孙卓后，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当时心里有个信念，就是要一边找孩子，一边努力赚钱，将生活维持好。”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无法放弃，“如果哪天孩子回来了，我赚到了钱，他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

孙海洋一家。南方都市报

据了解，孙海洋的家庭一直都很完整和谐，“这也是和孩子修复关系的关键。”他说，很多被拐孩子回到亲生家庭时，发现父母已经离异，家庭破碎，甚至会把亲生父母的微信拉黑。“他们都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很难融入其中。”

孙海洋经常鼓励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维护好夫妻关系，“等孩子归来时才能更好地接受原生家庭。”

维持原状

时间与现实让彼此难以跨越

然而，由于时间的过于漫长，失散家庭感情的重建也有许多无奈。

1996年7月2日，胡照周与罗兴珍的一对儿女在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失踪。2022年，拐卖了11人的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等到余华英被抓了，我们才知道小孩儿被她拐到了河北邯郸。”胡照周介绍，公安局通过比对DNA，在2022年找到了华兰和华北。

虽然寻亲之旅画上了句号，但26年的分别横亘在一家四口面前，让彼此都难以跨越。

“华兰华北都在2022年回来过一次，但分别待了一晚就走了。”胡照周分享了儿女的情况，“华兰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她的养父去世了，还有一个80多岁的奶奶跟着她，她压力很大。华北在北京，养母瘫痪了，养父在家照顾。”

为了不打扰儿女二人的生活，胡照周和罗兴珍也没有再给他们打过电话。今年68岁的胡照周正在安徽合肥当保安，“一个月一两千，赚点回家的路费”，66岁的罗兴珍此前还出了车祸。之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夫妻二人还没有打算。

胡照周的妻子罗兴珍摆摊寻亲。南方都市报

今年9月，另一位寻亲家长钟丁酉的孩子钟彬在河源被找到。不过，在警方组织的认亲现场见过一面后，钟丁酉再也未和孩子见面。

钟丁酉说，钟彬已经22岁，在工厂上班。在被找到之前，他并不记得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如今，钟彬仍和养父母在河源市里生活，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不太能联系得上。”

钟丁酉表示：“我也不知道钟彬心里的想法，如果他养父母没有亏欠他，过得好，就尊重他吧。”

此外，今年是“梅姨案”被拐孩子礼礼回家的第3年。经历了相认的喜悦后，礼礼的母亲欧阳艳娟也开始面临困扰和心酸。礼礼已经20岁，如今在深圳读书。回家3年来，礼礼很少叫“爸爸”“妈妈”。和被拐前相比，他变得内向，也不爱和家人交流。

分歧与矛盾

财产导致的龃龉

而在上游新闻记者梳理的多起寻亲成功却发生纷争的案例中，财产的分配问题起了推动作用。

据大河报今年2月报道，陈瑞明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家里亲生的孩子，他介绍自己被转卖了3次，在养家长到十几岁就辍学打工。2022年2月份，陈瑞明开始寻亲，同年9月，他的DNA与家人比对成功。陈瑞明知道了自己原来的名字叫李刚，在2岁多时失踪，至此已经丢失了28年。

陈瑞明与生母。大河报

认亲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很久，原生家庭的一系列变故让李刚陷入另一个困境。在陈瑞明丢失后，父母又生了一个女儿，其后因感情不和离婚。父母离婚后，父亲另娶，妹妹跟着父亲生活。母亲离婚后外出闯荡，多年来独自一人过得并不如意。当陈瑞明回来认亲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5年。在认亲后，暂无住所的陈瑞明想回父亲生前的房子，遭到了继母的拒绝。继母的不接纳让陈瑞明对其有了成见，这一芥蒂让两人的关系很难拉近。

陈瑞明的生父生前留下几百平方米还未分配的拆迁房，而这些遗产悉数掌控在继母手中。这些房产成了陈瑞明烦恼的来源之一。陈瑞明认为自己是李家的骨血，父亲的遗产理应有自己的一份。对于还未落地的安置房是否会分给陈瑞明，分多少平方米，继母的态度并不明了，陈瑞明心里很没底。

陈瑞明的烦恼之二是户口问题。认亲之后，陈瑞明一直想把户口迁入父亲生前所在的户口上，这样他可以拿到村里的拆迁分红，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回家”。而这本户口现在的户主是继母，迁入人员要经过户主的同意，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迁户口的问题成了死结。

律师解读：

涉及经济合作最好签订合同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陈贞就郁豹豹“与家人决裂”一事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法律上，亲生子女在符合法定条件下拥有继承权。但如果涉及到复杂的家庭情况，如养父母家庭的财产以及亲生父母的家庭财产情况，会出现继承纠纷等问题。

陈贞建议，如果是寻亲者和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经济合作的，最好事先签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此外，如果寻亲者是未成年人，就会涉及监护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亲生父母在寻回子女后可能会涉及监护权的变更等法律程序，在后续与孩子相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认亲成功后通常面对的法律问题有抚养、赡养责任和财产继承。如果寻亲成功的是未成年人，生父母享有亲权，应当履行法定抚养和监护义务，对未成人生活进行保护、教育，提供生活费、教育费等。

陈贞表示，成年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义务，寻亲成功者如果回归生父母家庭，对于年老的父母同样需要进行照顾、赡养。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寻亲成功后的子女享有法定的继承权。如果其他有资格继承的家庭成员对于遗嘱安排或者对寻亲者的继承权有异议，这就需要寻求调解或者诉讼来解决。

心理专家：

寻亲成功自律和基本理性最重要

“因爱生仇，都是因为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是很可怕的。”中国作协会员、资深心理咨询师张娓在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类似寻亲成功后与家人决裂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因为寻亲的孩子是带着很深的情感，期待寻亲成功，并在情感上得到满足，但孩子和亲人都仍然是社会人，并不意味寻亲成功，因为血脉，就会相爱和包容，三观就都一致了，天然之爱最终都会回归到理性之爱。”

张娓表示，无条件的爱意，每个人都期待，但孩子和原生家庭都需要有一些理性的考量，比如在郁豹豹这个例子中，孩子和原生家庭在经济关系中就应该维持基本的公平，不要对天然之爱也抱太大的幻想，“虽然人与人之间有情感和亲情链条，但每一个人又是独立的个体，因为失散，在中间有很多年没在一起，所以即便寻亲成功，自律和基本的理性是最重要的。”

对于拐卖犯罪被害人和他们的家庭，司法救助能做些什么？

据法治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认为，一些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庭可以按照“两高”相关工作机制，申请国家救助。在这些年的打拐案件中，社会救助机制也发挥了很多作用，司法救助、社会救助可以相互协助。

“关于事后救助，目前法律规定还不是特别健全，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有一些零星的规定，就是对被害的未成年人有一些救助机制。而对于被拐儿童成年后的救助，刑事诉讼法里没有明确规定，建议在刑诉法中完善国家救助制度。”程雷说。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运瑞建议，司法机关加强与政府各部门以及民间组织的合作，共同构建完善救助机制，为救助工作提供良好的保障。“要不断加强对于受害者的心理康复治疗，在生活上对其进行帮助，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融入社会生活。司法机关也要加强对受害者的后期救助服务，受害者完成救助或治疗顺利回家后，应定期进行回访，及时掌握他们的生活现状，出现问题即时给予帮助。”马运瑞说。

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部分资料综合自 南方都市报、大河报、法治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