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三辉图书：为自由的智识生活

知名图书公司“三辉图书”今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三辉图书已经于2023年10月底起停止经营。

三辉图书的最后一本书是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1955— ）的《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Carbon Democracy: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石油储量如何影响现代民主｜新书）。这本书由三辉图书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豆瓣网上的信息显示出版时间是2024年6月，或许此书的出版过程也不少波折。

此外，三辉图书从2023年11月开始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了一些未能出版的图书信息。

三辉图书 #初版出不来 系列截图

在2022年的新书预告中，三辉图书发出了一则征集合作者的启示，希望能找到相关出版社合作出版。其中，也提到了这个出版品牌的境况与理念：

三辉图书是一家几乎没有出过畅销书的出版公司（不是不想），我们关心时代的精神状况，关心被淹没的历史，关心人的自由与权利，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也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

从后来的现在看，这次征集合作者的行动失败了。

三辉图书标语“自由的智识生活”

三辉图书豆瓣的官方简介写着：三辉图书，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事策划出版的图书公司。致力于引进、策划、出版思想、社科、学术、文化类的精品图书，由上海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先生主持。三辉图书选题取舍的起点全然发乎以下初衷：

所有的出版都应该围绕一个核心使命：为当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提供思想。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严搏非）

2016年三辉图书被新京报书评周刊评为“年度出版品牌 ”，颁奖词如下：

一个坚持了十年的文化品牌，一家几乎没有出过畅销书的出版公司，在连生存下来都算奇迹的文化环境之下，拓展了当代社会的思想视野，为中国学术界和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从托尼·朱特到普里莫·莱维，从芭芭拉·塔奇曼到阿扎尔·纳菲西，在过去的十年，三辉让这些闪耀着思想与人性光辉的名字，成为这个时代阅读与思考的主潮。

2015年，三辉图书的总策划人严博非被经济观察报评为“年度致敬出版人”，颁奖词如下：

严搏非先生致力于在一个彻底世俗化的时代寻找一种属于思想的尊严，用严肃的阅读和积极的公共讨论，去发现内在思想的丰富，保卫现代危机的阴影之下脆弱但是高贵的精神生活。而在属于他的园地之中，严先生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坚守着精神生活的底线，用逼仄的夹缝之中的人文精神，为更多的人拓展出一片思想的空间，在市场与政治之间，重新建立精神秩序。

2008年，严搏非在接受《新民周刊》的一篇采访（何映宇：《严搏非：我不研究畅销书》）中提到，三辉的选书，与他“对未来的悲观想象相关”；公司的图书基本上不能赢利，“这也说明了思想的消退，尤其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思想话题的兴趣在减弱”。在记者问道“你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在中国，畅销书是否有规律可循？”时，他简短回应：“我没有研究。”访谈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新民周刊》：就我看到的三辉图书的书目，还是以学术为主，你开书店、做出版是为了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

严搏非：三辉图书已经出版了200多种书了，我很感谢几家合作机构，它们一直容忍我的固执，陪着我一起做这些目前还看不到盈利前景的思想学术类的图书。做这些书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自然是相关的，但同时也有其他的考虑，主要是与我对未来的悲观想象相关。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自轴心文明以来没有过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而我们现在正走向这样的时代。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新民周刊》：这些书是否能够盈利呢？或者说，如果季风书园能够盈利，你是不是就不必太在意三辉公司的盈利状况？

严搏非：这些书基本上不能赢利。这也说明了思想的消退，尤其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思想话题的兴趣在减弱。不过如果我能将库存书即使以比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公司还是能够持平的。所以我应该特别谢谢当当网和李国庆，国庆最近帮助我消化了一部分库存，是为了支持三辉这样的学术出版。三辉是一间独立公司，在理论上它是不能占用季风的资金的。

《新民周刊》：做大的民营企业几乎都走过这样的道路：老板制—少数股东制—内部股份制—内外部参股公司—上市公司。季风和三辉现在属于哪一种？

严搏非：季风和三辉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有若干股东，有董事会。在经营上，都是总经理负责制。

《新民周刊》：我想开公司总是想盈利，希望能扩大再生产的，你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在中国，畅销书是否有规律可循？

严搏非：我没有研究。

《新民周刊》：陈寅恪的书一度销得不错，高端的学术书或文化类书籍达到一个不错销量，与媒体有多大关系？

严搏非：思想类的图书其实是有需求的，如果言论环境能够更自由些，更多的公共问题可以公开直接地讨论，许多思想类图书的销售是可以成倍增长的。但现在，很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都回到专业中去了，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比几年前弱了很多。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物质主义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