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证据表明：民间必然有极品官窑！

瓷器的真伪鉴定一直是困扰文博界和藏家的大问题，

鉴定市场的主体是专家，

专家的认知水平是所谓标准器认知量的多少，

这些标准器一般是目前的馆藏品，

目前形成的瓷器鉴定的定论或学说就是馆藏品这块基石。

现在要问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各代官窑瓷器生产了多少？

有多少在现在的博物馆中？

这是瓷器鉴定认识论中不能回避的，

馆藏品所占的权重如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重，一切结论岂不是管窥之见，

对浩瀚的巨量的中国瓷器将是毁灭性的灾害！

本文试图站在历史的视角用辩证的思维逻辑，认识馆藏品这块基石的大小。

各朝代官窑瓷器的数量估计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谁也无法准确知道某一朝代为皇宫生产了多少官窑瓷器，

但是从已知的历史记载。

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历代瓷器生产量是极大的，

官窑无非是作为当时的硬通货作国家储备国库用（极少量作为皇亲国戚摆设把玩），

民窑瓷器主要作为生活必需品和摆设，还有相当部分是出口。

历代皇宫很少量的满足皇宫日用、观赏、赏赐、庆典、祭祀、和随葬的需要，

但瓷器作为硬通货储备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每年生产几十万件是正常的。

明宣德青花夔龙纹罐-北京故宫

在皇家档案中能找到相关的信息，

比如据《大明会典》记载，宣德八年(1433年)，朝廷一次就下达了要景德镇烧造龙凤瓷器443500件的任务。

宣德朝虽然只有十年，可以估计官窑瓷器需求在百万件数量级是客观的，

元明各朝比宣德有长有短，生产的官瓷应在几十万件至几百万件，这样的逻辑推断是成立的。

可是故宫元代官窑瓷器不多，明代瓷器成化以前的瓷器也就区区数百件，

其他各大博物馆元代和明代早期的也屈指可数，

大量的官窑瓷器都去了哪里？

各朝官窑瓷器改朝换代后的去向

1、动荡转移，新老更代大部分是通过战争而实现，

每次更替使得当权者不得不考虑有流通价值的瓷器搬迁转移，

使得大量的官窑转移民间窑藏。

在那个动荡年代，百姓和富人首先也是想到的把瓷器藏起来，

这个流出的量是巨大的。

2、在国家应急时作为硬通货变卖，这个量也是巨大的，

官窑本身在当年就是有价值的流通货币，国内外均可流通，

就相当于现在国家向民间发行“有款”的人民币和债券道理是差不多的。

根据记载，嘉庆五年，总管内务府奉旨“将广储司六库久储物品可酌量售变”，“拟招商变价物件清单：

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

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

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

连无款粗瓷器198336件”。

嘉庆十二年内务府奉旨库存瓷器内变价10万件，

“随传集各商人等赴库逐款看视，所出价银多寡不一，

唯商人乔文郁愿出价银4311两9钱1分2厘，与崇文门经纪所估价银有盈”。

这些记载证明，当年官窑作为国家储备财富在流通使用，流通至民间的量是很大的。

3、自然损耗，自然损耗有二种情况：

一是在宫里使用过程中的正常损耗，这种损耗对存世量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损耗量皇宫要维持正常需要必及时补充；

二是改朝换代时的损耗，这种损耗数量较大且不会弥补，

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温和式改朝换代，老子死了太子继承，原有瓷器损耗少。

另一种是革命式改朝换代，如明朝推翻元朝，或永乐代替建文通过武装夺取政权，瓷器损坏多。

4、赏赐用瓷，历代皇宫会将官窑瓷器当做礼物赏赐给王公贵族和有功之人以及附属国的使节等，且数量巨大，是历代官窑瓷器流向民间主要途径之一。

这是一个最可能引起误解的话题，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记载。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将8511件瓷器拿出宫外变价，地点崇文门。“

乾隆十六、二十三、三十五等年宫廷在外变价琢器5100件，圆器117668件”。

另外，还有一部分皇家御用瓷器并未进宫，十选一，百选一的精品入宫了，剩余部分在景德镇当地就变价了。

乾隆七年六月十四日，皇帝给远在景德镇的唐英下旨：挑选用得的送进，其他用不得的不必送京，即在当地变价。

乾隆三十七年，在景德镇变卖瓷器得银1291两1钱6分3厘。

嘉庆五年，总管内务府奉旨“将广储司六库久储物品可酌量售变”，

“拟招商变价物件清单：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连无款粗瓷器198336件”。

嘉庆十二年内务府奉旨库存瓷器内变价10万件，

“随传集各商人等赴库逐款看视，所出价银多寡不一，

唯商人乔文郁愿出价银4311两9钱1分2厘，与崇文门经纪所估价银有盈”。

嘉庆十四年，“瓷库现存圆琢瓷器329350件”，

“招商售变圆琢瓷器15万件”

“招商认买先将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后再赴各库领取物件”。

“按上次售变价招商认买，唯商人李賡扬投递认呈，

情愿出价银14487两2钱5分。其中尊262件、瓶4381件、罐925件、碗80504件”。

嘉庆年间的三次大招商、大变卖，约45万件瓷器从宫中流向了民间，

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精华几乎倾巢而出。

赏赐用瓷，

历代皇宫会将官窑瓷器当做礼物赏赐给王公贵族和有功之人以及附属国的使节等，且数量巨大，是历代官窑瓷器流向民间主要途径之一。

当改朝换代时，

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有很多在路途运往皇宫的瓷器不会再运进宫里，

由于信息传递手段的限制御窑厂的生产不会马上停止，

因此路途上的和御窑厂的库存会流向民间，这应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官窑瓷器流向民间后的去向

1、自然损毁，大量的官窑瓷器改朝换代后从宫里流向民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越来越高一定会向有钱人手里集中，

不会当一般日用瓷使用，从出土瓷器大部分没有使用痕迹得到证明，

但各种原因会损毁一部分，但比例不会太大。

2、传世流转，若干朝代后有一部分传世品会当做古董流回宫里，供皇家把玩欣赏。

如万历时期收一对成化鸡缸杯要花十万金。

还有大部分在民间富人或收藏家手里继续流传。

3、埋入地下，本朝的官窑瓷器在当朝有很多是赐给皇亲国戚或有功之人做随葬品的，民间也一直有厚葬之风。

当一些持有官窑瓷器的人死去会当做随葬品一同埋入地下；

另一种情况是持有官窑瓷器的人在社会动乱时期会把瓷器当做财富埋入地下，即窖藏。

种种原因埋入地下是官窑瓷器最大的去向。

目前馆藏品数量只是存量的冰山一角

中国自唐代至明清上千年的时间，官窑瓷器一直没有停止烧造。

因为要维持皇宫数量庞大的日用、观赏、赏赐、庆典、祭祀和随葬(唐三彩全部是为随葬烧造的)的需要。

朝代更替多少次，皇宫里的瓷器就像更换货币一样替换多少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向民间的瓷器会随着厚葬之风，

或为了躲避战乱当做财富埋入地下，在民间传世的会越来越少，

其中一小部分被后代皇宫当做古董收入宫里。

解放后被文物单位当做文物征集到博物馆中，

有一少部分随葬品和窖藏被文物单位挖掘出来。

从以上逻辑分析来看，流入民间一直传世的是少数，这少数中被征集入宫的是少数；

地下被文博单位挖掘的是少数，都说十墓九空，这九空中文博单位正式考古挖掘的占多少？

中国上千年中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随葬瓷器的有多少人？

把官窑瓷器当做财富收藏而又随葬的人有多少？

把官窑瓷器当做财富窖藏的有多少？

站在历史的大视角从逻辑上讲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是博物馆的瓷器数量和品种无法比拟的，

博物馆的现存瓷器在数量和品种上只占极小一部分，

也就无法代表中国瓷器的整体水平，同样“专家”的认知水平也就受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

城乡建设、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等大型设施建设规模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的，

地下埋藏瓷器的出土量也必然是巨大的；

由于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收藏热的兴起，利益的驱使盗墓人数、手段和规模也是空前的，这些地下出来的东西进到博物馆的有几件？

从逻辑上讲地下储藏的文物数量是巨大的，这些年出土量巨大是客观的吧？

大量的出土瓷器没进博物馆是客观的吧？

那么巨大的出土瓷器肯定在民间也一定是客观的！

有些民间收藏家的珍贵品种和数量远远超过国字头博物馆是不争的事实。

因而从逻辑上讲在地下埋藏的和已经被挖掘收藏在民间的瓷器是中国瓷器文物的主体，博物馆的瓷器不管是数量还是品种只是冰山一角。

认知基石太小，片段不足以代表整体

局限于馆藏品的认知已形成的结论会显得幼稚可笑，

比如都讲“成化无大器”，试问成化皇帝举行国宴或祭祀活动，只用鸡缸杯天字罐吗？

如改为“馆藏成化无大器”到可以理解。

面对已出土的巨量的民间藏品和少得可怜的馆藏文物，

对文博界的认知水平是一个挑战，

你专家没有掌握充分的实物资料，所形成的结论一定是片面的或错误的。

那些人云亦云的谬误之说如：

元青花一出现就是颗参天大树全世界就300件，汝窑就67件，

元青花、洪武瓷器没有带款的，永乐青花款就3件，铜红釉创烧于永宣，乌金釉、珐琅彩创烧于康熙等等......

在可怜的馆藏品认知基石上得出这些幼稚片面的结论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前面加三个字“馆藏品”就可理解了，

如放在浩瀚的文物面前这是可笑的管窥之见！

试想让有限认知的“专家”用以上的结论去鉴定浩瀚的文物会出现什么结果？

可想而知。

民间藏家与专家相比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已成历史甚至某些方面已经倒转

1、民间藏家不缺少人才、智慧、知识、胆识和经验。

2、专家手里研究标本受到局限：

馆藏品不是专家想上手就上手，再说就某个博物馆藏品都是很有限的，甚至比不上一位民间藏家的藏品多！

3、专家不接触市场，缺乏实战经验：

民间藏家是真金白银练出来的，一件东西整不明白觉都睡不着。

出土瓷器普遍有两个特点：

一是新，大部分入土前没有使用过。

很多窑藏没有空气没有阳光，自然就没有所谓象传世件那样的“包浆”，

出土后和新的一样，和传世品老化特征差距很大。

二是品种多，很多品种是馆藏中没有的。

这对看惯了有限馆藏品和传世品的人信息库是个挑战，

以现有陶瓷史中记载的品种和得出的结论明显与真实的历史不符，

如宋代的青花五彩品种让青花五彩创烧于明代的结论显得幼稚可笑。

更可笑的是，有些出土瓷器到了地摊到成了赝品的标准器，

因为一些人对地摊的认识是99%以上都是赝品，

只要在地摊上见到的就简单地视为赝品。

目前文博界对造假能力缺乏研究，过于高估了造假的能力。

已知的景德镇有大师头衔的人是不会去参与造假的，

因为市场已经把大师级作品炒到了极高的价格，

几万甚至几百万的不是新闻，已经远远超过出土真品的价格不知多少倍。

出土官窑都是当年皇家不惜血本的精品之作，

水平不知要高于现在的大师多少倍，工艺原料已今非昔比，

即使大师去仿也未必仿到位，还丢了名声。

从逻辑上讲现在的大师为名为利是不可能参与造假的。

试想现在的匠人的技艺怎与古代的大师相比，其作品怎会以假乱真？

仿制的赝品和真品有天壤之别，

业内高人去景德镇6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仿制窑厂。

那些被专家鉴定为高仿的其实都是出土真品，

很多窑厂收购后当工艺品出售，价格比市场加工的成本还低。

目前的收藏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后，

很多空白等待我们几代人的不断研究努力，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中华文化负责的精神，多研究多深入基层，虚心求教，

这才会是鉴定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