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何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犹太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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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unist

芸婉笔谈

一个正努力成为不盲从西方社会科学、有独立思想、勇于批评中国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国学生...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摘要：

本文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以及其理论先驱摩西•赫斯的生平入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源于左翼思想，但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对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影响。

本文还指出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中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本-古里安等领导人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并提出构建基布兹土地公社的理念。苏联曾支持以色列建国，认为其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力量。

最后者总结并表达对犹太民族在欧洲遭到破坏的历史以及今天的犹太复国主义发生如此大的逆转的好奇。

1901年，维也纳《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在旅途中读完《罗马与耶路撒冷》后，感到无比激动。

赫茨尔赞叹道：

“这真是高尚而尊贵的精神，我们所尝试实现的，在书中已经得到了体现。书中唯一的阅读障碍是黑格尔的术语。”

他非常欣赏书中的斯宾诺莎主义犹太元素和民族主义元素。斯宾诺莎主义的犹太人从未提出过如此伟大的精神，而提出这种精神的，竟是被遗忘和忽视的摩西·赫斯。

彼时，赫茨尔还只是一个小记者，但日后人们冠以他最具威名的头衔则是“犹太复国主义之父”。可以这么说，“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概念开始流行并演变为一项事关犹太民族的政治运动，这和赫茨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赫茨尔于1860年5月2日出生于匈牙利的佩斯城（今布达佩斯），他的父母均为犹太商人，他们一家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赫茨尔的母亲，她对德国文学情有独钟，在赫茨尔小时候就为其灌输德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之下，年幼的赫茨尔便展现出德国人的特点，这种“德国特点”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打上了烙印。

18岁，全家搬到维也纳，进入大学学习法律。赫茨尔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和奥地利爱国者，有时还会嘲笑犹太人。赫茨尔在犹太学校念书时，就表现出对犹太文化的抵触情绪，他很少参与犹太教堂的活动，反而对德国本土演化宗教颇具兴趣，在课堂上，他甚至公开质疑《出埃及记》不过是个儿童故事，这让他受到了老师的严厉惩罚。

但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在童年时期就展露出德国同化色彩的犹太人居然在成年后，转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这和欧洲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浪潮脱不开关系，完全可以这么说，正是欧洲的宗教排他性和种族主义才使得犹太复国主义有了诞生的土壤。

1884年赫茨尔获得律师资格，在国家公务机构中担任律师。一年后认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不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位而辞职，决定从事报刊写作、剧作编剧、记者等职业。1885年10月，受聘为《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

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发生。该事件中，法国军队的一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遭遇冤案，被定成为德国作间谍的叛国罪。赫茨尔受此刺激而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赫茨尔当时为一家奥匈帝国的报纸报道此事件，并目击了德雷福斯案宣判后，在巴黎大规模游行并高喊“犹太人该死”的人群。显然这些经历使他认识到和排犹主义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可能不知道之前有人提出过锡安主义的思想。从此之后，他积极进行锡安主义的宣传。

在1895年，创作了小说《新犹太区》，并提出了一种通过移民实现民族解放的理念。同年5月，他会见了阿根廷犹太移民计划的倡导者希尔施男爵，提交了一份政治行动计划，倡导犹太人向“应许之地”迁移的主张，却未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次会面，被赫茨尔视作其复国主义事业的起点。

与希尔施会面后，赫茨尔着手以“犹太人问题”为主题撰写日记，这成为他重要的著作。1895年6月至7月间，他仅用5天时间，在日记中记录了65页的《致罗施柴尔德家族》小册子，这便是《犹太国》的初步构想。

1896年2月，赫茨尔将《致罗施柴尔德家族》整理成《犹太国》（原文德文名：Der Judenstaat，英译：The Jewish State），发行三千册，限定读者范围为欧洲各首都的小圈子，并分发给新闻出版界及政界显要。《犹太国》中宣称，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而非社会或宗教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

1897年6月，赫茨尔在维也纳自费出版了宣传犹太复国运动的《世界》周刊。8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赫茨尔被选为会长，并在之后的每次大会上均全票当选。他深信“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随后，大会中涌现出众多社会团体与政党，赫茨尔在其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

自1898年起，赫茨尔开始在各国展开外交活动。在海牙公约签署会议上，他与众多政治家进行了会面。1899年，他在巴勒斯坦与德皇威廉二世相见，后者已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同年8月，他创建了信托银行。在被巴黎和伦敦的犹太资本家拒绝后，赫茨尔放弃了依赖犹太富人的复国策略，转而向犹太民众寻求支持。

因此，正是西奥多•赫茨尔成年后的经历才使得他在火车上对摩西•赫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那么摩西•赫斯是谁，他又写了什么内容引发了赫茨尔的共鸣呢？

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摩西·赫斯是19世纪涌现于普鲁士一批犹太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最早提出者、预见20世纪大屠杀可能发生的"先知"、将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思想相结合的理论先驱。

在当今时代，摩西·赫斯的名字或许鲜为人知，然而马克思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每当我们提起马克思，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莱茵报》，那份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挥洒锐意和批判精神的报纸。正是得益于赫斯的引荐，马克思才得以加入《莱茵报》，赫斯可谓功不可没。

赫斯甚至如此夸赞马克思，称他为“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并预言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吸引德国的注意。

「马克思博士，他将对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不仅拥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还具备罕见的智慧。如果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念和黑格尔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真正的结合，而非简单的拼凑——那么结果将是一个像马克思博士这样热情洋溢的颂歌，恐怕连马克思自己看了，都会感到羞愧。」

通过这些话，我们也能感受到赫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深厚友谊，确实，赫斯对马克思的帮助是巨大的。其中最大的帮助莫过于介绍恩格斯与马克思相识，在赫斯的启发下，恩格斯开始关注并阅读费尔巴哈的作品，甚至一度自称为费尔巴哈的学生。

此外，赫斯还协助马克思和卢格在1843年创办了《德法年鉴》，在这一年，马克思发表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文。该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观点受到了赫斯在《论金钱的本质》一文中论述的影响。

摩西·赫斯，这位年轻的哲学才俊，在莱茵河畔详尽阐释了斯宾诺莎与黑格尔的深邃哲学理念。有学者提出，正是赫斯率先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引入德国。也许正是从赫斯那里，马克思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理念。

不过，赫斯与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却存在显著差异——马克思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并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而赫斯则更倾向于依赖人的基本意志——这可能是他们后来关系疏远的原因。即便如此，赫斯仍然不遗余力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四处努力。

1870年，马克思与巴枯宁决裂时，赫斯为马克思站台公开谴责巴枯宁，称其为俄国间谍。

总的来说，赫斯对马克思，尤其是对马克思早年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无独有偶，这位摩西·赫斯后来也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先驱。

赫斯对犹太人问题的深刻洞察最令人瞩目的特征，在于其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智慧与法国大革命的启示，对犹太教及犹太历史的全新解读与未来展望。在此基础上，他不懈努力，旨在激发犹太民族意识的觉醒。尽管赫斯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因其先锋性质未获得同代犹太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然而，无论是大屠杀的惨痛历史，还是现代以色列国的诞生，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赫斯思想的预见性和准确性。

1862年，《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正式面世。其副标题“揭示了最后的民族问题”，仿佛承诺能彻底解决犹太民族与欧洲民族之间的深刻矛盾。但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深知，犹太民族与欧洲民族之间的纠葛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这本书汇集了十二封书信和一封写给虚构女士的简短解释。然而，从内容实质来看，本书的真正主题应是「关于以色列的复兴」。赫斯在书中坦率地指出了犹太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他提出，即使改变宗教信仰，也无法缓解犹太人所承受的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沉重压力，无论是改革宗教信仰教育还是解放，都无法为德国犹太人打开社会的大门。

上文曾提及，「犹太人之所以成为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欧洲基督教世界长达一千多年的持续迫害。」

如果犹太人问题仅限于宗教范畴，那么问题或许会更容易解决。随着启蒙运动和宗教批判的兴起，犹太人问题或许可以得到妥善处理。

但历史现实却是，历经启蒙时代，犹太人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宗教问题，而是演变成了种族问题。

十九世纪末，体制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欧洲的科学家甚至发明了用于识别犹太人的生物学方法，例如鼻子的宽度和高度，头发的颜色和卷曲程度等。这一历史事件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二战纳粹使用工具测量来辨别犹太人提供历史依据。

若论往昔，犹太人可以凭借文化归属与宗教信仰的改宗，努力融入欧洲社会，以此来减轻他们所面临的压迫。毕竟，犹太民族遍布欧洲各地，外貌上彼此之间并无太大差异。然而，自十九世纪末起，随着体制人类学和种族主义的兴起，犹太人试图通过同化来赢得尊重的道路愈发艰难。因为种族的基因图谱中毕竟存在着难以抹去的差异，这些是后天习惯所无法更改的。

摩西·赫斯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

「在欧洲，犹太人永远是外来者，他们绝不可能通过接受同化而获得欧洲民族的尊重。犹太人的唯一出路是返回故土，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在赫斯的眼中，犹太民族作为欧洲大陆上长期受压迫的一群，注定将成为推动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肩负着推倒陈旧社会结构、构筑崭新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巴勒斯坦将成为新社会的摇篮，而新兴的犹太国家将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典范，其在制度上将会全方位领先于欧洲的资产阶级国家。

赫斯的想法很美好，但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罗马与耶路撒冷》首版时仅售出一百六十万册，并未引起关注。甚至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这本书知之甚少，而那些阅读过它的少数读者，大多持嘲笑态度，认为赫斯的思想混乱，书中的内容荒谬不经，不伦不类。还有人甚至批评赫斯，愧为社会主义者的雅名，因为他妄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获得成功。

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人批评他为民族主义的缘故，后来赫斯并未直接参与犹太活动，而是成为了德国拉斐尔党党魁，并积极参与第一国际的活动。

但历史的巧合就在于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读到了他的著作并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赫茨尔于1904年病逝在奥地利，次年，即1905年，欧洲犹太人开始了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之为第二次阿利亚。在这股移民潮中，不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往往是以反对欧洲社会对犹太民族种族压迫的、渴望建立公平无歧视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犹太人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西奥多·赫茨尔与摩西·赫斯，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微观个体，映射出那个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的崇高理念。尽管在当代的眼中，这些理念与现实之间似乎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现今的追随者们，二者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对照。

犹太复国主义杰出的领导者、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坚信，犹太民族的复苏之路必须根植于劳动之中。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是勤劳的犹太劳动人民，而以色列国家的基石正是平等劳动的原则。

他进一步提出，以色列应当构建基布兹土地公社，旨在融合共产主义与锡安主义的理念，打造理想化的乌托邦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人们摒弃私有财产，劳动不追求薪酬，日常所需如饮食、住宿、教育以及医疗均免费提供。任何人都有自由加入基布兹的机会，社区成员同样可以自主选择离开，并在退出时获得一定的补偿，以肯定其对社区的贡献。

在当今的以色列，基布兹的概念非但没有变得落伍，反而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的说法。诸如“城市基布兹”、“宗教基布兹”等新兴词汇，体现了志趣相投的人们选择了一种新型的群居生活方式。显然，这些带有现代标签的基布兹，与传统的基布兹大相径庭，它们仅仅是借用了基布兹的名称来代表某些特定的社群，早已不再是早期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纯粹集体社区。

正因为如此，苏联将新生的以色列及其领导人，如本-古里安等，视为潜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巴勒斯坦共产党曾全力支持以色列建国，甚至在1948年，帮助苏联将克斯洛克库库存的大量德国制造的武器装备运往以色列，协助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取得胜利。

如今，在国内互联网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特别倾向于推崇以色列的现代文明，甚至还有不少普通百姓也将其奉为圭臬，比如在我撰写了巴勒斯坦问题相关文章后，评论区充斥着「以色列正义必胜」的人。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早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具有的特质恰恰是他们总是批判的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殊不知他们今天总是喜欢鞭尸的苏联恰恰是以色列建国之初最有力的支持者。

话说回来，欧洲对犹太民族的迫害，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诞生，而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确使得巴勒斯坦人至今仍蒙受苦难。更值得戏谑的是，如果真比较基因血统的话，可能今天的这批巴勒斯坦人在基因上更贴近早期的犹太人。

不过更令我感兴趣的，在欧洲的历史当中，什么犹太人会从宗教问题演变成民族问题，而马克思笔下却是问题呢？此外，为何一个起源带有左翼特征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到了今天却成为了滥杀无辜的法西斯活动呢？他们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呢？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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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志们：

现今世界的斗争中，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丛林中站稳脚跟不但取决于它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还取决于它的声音是否响亮。今时不同往昔，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只身体力行做好维持世界和平的卫道士，还要增加在国际上的音量，把中国声音传递出去，让“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的言论不攻自破，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深入人心。

简而言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然而，完成话语体系的构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在人们的心中早已种下思想钢印。

实际上，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诠释能力早已经不能解释今天中国为什么能和平崛起。而中国以这样的人口基数、这样的发展速度，放眼人类历史也是前所未闻的。今天我们再回首过去的峥嵘岁月，细细想来如果当初我们按照西方的话语完成现代化，后果将不堪设想，极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哪还有机会在今天谈民族复兴呢？

对此，我想说：

经济学是经济制度的保障！

政治学是政治制度的保障！

社会学是社会制度的保障！

历史学是国家立身的保障！

令人愤慨的是，有相当一批中国的学者却仍在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奉为圭臬，并在公众舆论中大放厥词，辱没了其专家头衔的名节。这批臭公知言必称希腊罗马，对国外顶礼膜拜，对国内趾高气扬，似乎没有了希腊罗马他们就不会说话了一般。如果中国人只会在西方话语的语境下理解中国，就无法真正读懂中国，更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更不要说与西方话语交锋了。

今天的中国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站在世界舞台上的底气，为什么不能用中国人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世界？难道西方说什么我们就认为什么吗？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注定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有所依附。正是这份独立自主的信念支撑着我坚持阅读、坚持写作、坚持去西方化地看待、理解和评述世界。

我只想做一个不盲从西方社会科学、有独立思想、勇于批评中国文化精英依附性的中国学生，即使这看起来我像与“主流”格格不入的疯子。可我这个疯子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以工业化回到原来的位置，而是带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底蕴并汲取了包括西方在内其他文明之长重回世界中心的。西方狭隘的“殖民视角”是解释不了中国，更解释不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征程。

因此，「芸婉笔谈」尝试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个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契机，促进大家对中华文明问题的新思考和讨论，使人们从西方科学的禁锢之下解放出来。

“不断挑战西方世界观，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项跨越时代的艰巨任务，而且最大的障碍不再萧墙之外，而存在于中国思想界存在的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于深受西方影响渗透的教育体系，在于仍然热衷于玩西方设计出来的思想驯化游戏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在于文化、传媒、出版和文艺等领域里不少人头脑里镌刻的西方思想钢印。

殷切希望能遇到更多同志，尤其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年学生能够跳出西方话语陷阱，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兼顾世界人民的社会科学理论。

——苏芸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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