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知青] 西山东屯的回忆 作者：孙成德

西山东屯的回忆

□孙成德

来源：《康平知青记忆》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引起热议，对几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的运动很难用一句话来结论，有评论说是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的集体回忆。我作为曾经的插队知青又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生活。

1968年9月18日，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我随沈阳市20中学的高初中六届1000多名同学下乡到辽宁省康平县农村。

1968年9月18日沈阳20中学老师、同学即将奔赴康平上车前合影

初到西山东屯

我所在初中一年级六班和高中二年级四班共21名同学混编在一个青年点，被分配到山东屯公社前山大队西山小队。从沈阳市区到康平县就100多公里，那时路况不好，又是长长的车队，我们乘坐部队的解放牌汽车足足颠簸了一天。下午4点多钟到青年点时，我环顾四周没有看见山，倒是一马平川，问生产队的老乡，“西山怎么没有山？”老乡告诉我们，西山是指西山东屯。原来是山东屯公社前山东屯大队、西山东屯小队。看来当年这里的先民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这里的。

我们青年点的房子是政府为1964年下乡知青盖的房子，一共10间，房子盖好了那批知青却没来。这次给我们6间，生产队队部用4间。由于我们青年点有自己的房子，不用借住老乡家。为此，别的青年点同学都很羡慕我们。

社队干部和老乡非常热情欢迎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屋里屋外都是人，帮我们搬行李，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那热烈的气氛冲淡了环境的生疏。我最先记住的是孔队长、田会计、贫下中农代表孔大爷，还有为我们做饭的李大爷。至今难忘的是我们的“醉茶”啦。康平北是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的科左后旗，受蒙古族喝红茶习惯的影响，这里的村民十分喜欢喝红茶。我们这些知青一路下来口渴难耐，老乡用大锅煮的红茶为我们解渴，喝着香甜茶水真解渴，哪里知道一会儿都不知怎么的，我们都像过敏一样，心里没底，身上发抖，我就是觉得路膊、腿的肌肉在哆嗦。这时候，老乡告诉我们是喝茶喝醉了，赶紧让我们吃饭。原来，这红茶是不能空腹喝的，再加上我们这些人从来也没有喝过，“醉”得就更强烈。其实，当时吃一块糖就能缓解，这是知道的。

盼望“打冻场”

从城市到农村对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学生来说确实是锻炼和考验。吃住，在家时大多是母亲、哥哥姐姐做饭，住房也比农村条件好。开始不习惯，慢慢地也适应了新环境。刚到青年点头两年，生产队还没有通电，晚上点的是煤油灯，昏暗的油灯很不习惯，看书凑到灯前，鼻孔都给熏黑了，好在两年后通了电。体力劳动是每天的必修课。我们刚到乡下时正赶上秋收，起地瓜，割豆子、玉米、高粱样样活计都跟着干。开始时笨手笨脚，镰刀割破鞋、割破手是常事。春天种地，夏天除草、打农药，两年下来大家都能跟上大帮干活。农村有些技术活，都是老把式干的，如扬场、扶犁、点种子、簸簸箕、赶大车，而我们开始干的大多是刨粪、挖土方、扛粮、装车，就是出力气啦。时间一长，同学们也学会了一些技术活。

说起来，刚来时铲地常常把苗给铲掉了至今想起来挺心疼，因为不像割地的活，你不使劲它就不下来，顶多再使一把劲伤不了苗。

秋天粮食收进场院，就陆续开始打场、送公粮。我们最盼望冬天打场了，望着一年劳动收获的成果，丰收的喜悦只有亲身劳动的人才能体会到，还有一个小秘密一一解馋。收下来的玉米棒用脱粒机，谷子、高粱都要等到上冻后在场院上用滚子把籽粒压下来，俗称“打冻场”。吃罢晚饭，我们和社员一起集中在场院，先铺场，把高梁穗子铺满场院，车老板赶着牲口拉滚子压，我们这些人就到生产队队部暖和着，压一阵队长就喊大家去翻场，这样有七八个来回开始起场，把高梁等籽粒攒成堆，高梁挠子堆到一边去。最高兴的是干完话，队长请大家吃一顿炉花生，原来队长在我们干活时已经安排人在队部用大锅炒刚收的花生，那在当时可是最好吃的东两。知青、社员都盘望“打冻场”。

我当年身体瘦弱，凭体力比不过身强力壮的同学，但干农活我使巧劲、割地、铲地也不落后，但是扛麻袋就不行了，扛一袋玉米10多斤还行，而一麻袋豆子至少是150－160斤，我就扛不动了。农村四年的体力劳动是对我体力意志的锻炼，终生受益，对我后来学习木工手艺打下很好的基磁。我的木匠师傅姓刘，手艺好，对人要求严格．是木工班长。在我出徒后，刘师傅说，你刚来时木匠房里的师傅你单薄，没有师傅愿意要你，我是班长只好我带你，没想到你干的还是不错。

辽河滩搂草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冬天特别冷。青年点和农户家一样靠烧火炕取暖，炕凉屋子冷。有时我们院上睡觉都带棉帽子．早上起来水缸上面冻了厚厚的一层冰。最难受的上厕所，无论天多么冷也要到外解手。那个时候康平县的农村不仅缺粮，烧柴也不够，煤太贵买不起，生产队组织青年点男生去辽河搂草，解决我们冬季取暖做饭的烧柴问题。

我们早上4点钟起床，跟着马车到几十里外的辽河滩楼草。天空星星眨着眼睛，月光给我们照亮。刚开始我们还坐在马车上，一会就冻得坐不住了跟着车跑，跑着跑着身上就暖和了．把棉帽子的帽耳朵掀起来，风一吹耳朵就冻出了水泡。我在寒风中跑着．冻得直流鼻涕，一边跑一边用棉手闷子擦，结果鼻子冻成冰疙瘩，至今留下冻疮的病根。

到了辽河滩上天刚亮，我们开始干活。每个人肩上拉一个能有一米多宽搂草的大把子，在河滩上的干草地上走来走去，老乡管楼草这活叫拉独根套，是个辛苦活。开始身上有劲，即使天冷还能走得动，干了一阵子又累又饿又渴就走不动了。可是活我们还得接着干、渴了到辽河刨几块冰吃，饿了就把带来的大饼子用柴草烧热了吃、有时大饼子外面热了里面还是冰碴。一个人要搂完20粑子草才算完成任务、装车回家，到青年点已经是下午3点钟左右。女同学已经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迎接这些起早干活的男同学。尽管是粗茶淡饭可是特别香，苦中有乐！这样一干就是半个月，虽说辛苦、但是解决了我们取暖做饭的烧柴问题。

当年辽北农村也是缺粮少柴，农民的生活也很困难。生产队每年给每个人360斤毛粮、高梁能出7个米（出米率相当于70％），苞米一箩到底还能多出些。每户大人小孩平均起来一人一天连一斤粮都达不到。许多人家一过春节就断粮，靠公社、大队发救济粮。在那种情况下，政府每年给知青口粮600斤，如果和社员一个标准肯定吃不饱。我曾听一位公社的干部说能吃上花生米就满足了，根本没有想吃肉吃鱼的奢望。农民种地的辛苦，缺吃少烧的清苦日子，使我终生难忘，此后特别珍惜粮食、看不得浪费粮食的事。

老代表和老党员

我们去的西山生产队三十几户人家孔姓居多，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都姓孔，有贾姓和张姓都是地主成份。我们和生产队干部、社员关系处得都很好，偷鸡摸狗的事从来没有干过。贫下中农代表孔庆生，还有一位老党员孔庆春，我们知青都叫他们老代表、老党员。他们没有文化，当年也不过50多岁。他们经常到青年点来和我们唠嗌，介绍介绍生产队的情况，从他们和社员身上感受到农民的淳朴、善良，有时两位大爷坐在青年点的炕沿，抽着烟，说着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是他们各一顶“前进帽”、一个帽檐向左斜，一个向右斜，叼的小旱烟袋也是一个左，一个右、十分有趣。我大概那时起就喜欢上抽烟，虽说一直不抽烟，但乐意闻烟的香味。公社、大队也有管理知青的干部、不过我们很少见到他们。我只知道，公社管知青的干部姓吕，他们对知青很信任的。如把我们男知青都编入基干民兵，还发给我们几支“七、六二”步枪，挂在青年点的墙上，但是枪栓放在大队民兵连长那里。我参加过一次打靶训练，每人发了3发子弹。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当时，能把枪发给知青，无疑是最大的信任。

1969年中苏边境很紧张，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有时晚上常常能看到打信号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说是敌人干的。平日里经常有北三家子的康平劳改队犯人跑出来，公社、大队用有线广播通知民兵去堵截。因为劳改队犯人白天出来去农田干活，仅靠几个管教干部和哨兵看不过来，跑犯人是经常的。

南瓜丢了

青年点窗外有半亩多速生杨树林，也叫加拿大杨，是我们来的前年栽下的。我们在小杨树林间隙种了一些南瓜。大家看到小苗出来都非常高兴，几个男同学从生产队干活回来浇水、追肥可上心啦。功夫不负有心人，头一年收获了上千斤，吃了一个冬天。吃着自己种的南瓜又甜又面，好像哪里的南瓜也没有青年点的南瓜好吃。以后我们每年都在杨树林间隙种南瓜。可是第三年秋天南瓜成熟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不少同学干活回来就在院子里看大大小小的南瓜，奇怪的是连几天大个的南瓜越来越少。这时有人说会不会被什么人给偷去了，几个男生一商量，晚上轮流值班看看南瓜到底哪去了。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什么动静，第三天下半夜值班的同学在月光下发现有人偷南瓜，把睡觉的同学叫起来，大家一哄而上把贼抓住了，连推带搡弄到青年点屋里，在灯光下认出来是生产队里的社员，四类分子的大儿子。他承认南瓜是他偷的。我们一气之下没收了他装南瓜的口袋，给他几拳轰出去。天亮之后，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孔大爷，以后南瓜再也没有丢过。其实当地社员对知青都很好，有时我们去社员家串门说个话，他们都很热情。先把烟笸箩推给你，条件好一些的还能泡一壶红茶，那种带有乡土特色的热情是我心中永久的记忆。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小偷小摸司空见惯，生产队秋天都要组织社员“看青”，防止有人偷成熟的庄稼。村里流行一句经典语录，“不偷不摸饿死也不多”。前不久我和老方老兄讲起这件事时，他显得后悔地说，真怕把那个社员打坏了。

“红色二人转”

农村的生活清苦一些，一年四季不断变化的农活倒也很有意思。那时文化生活相对缺少，尤其是那个年代就更加贫乏了。听有线广播、半导体收音机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要是电影放映队来大队放电影，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尽管就是那么几部老电影，但是大家都喜欢看。有时在我们大队看过了，跟着屯影放映队跑出十几里地去四家子大队又看一遍，回到青年点已经大半夜啦。

我第一次看二人转就是在生产队队部。一年冬天，村里来了唱二人转的戏班子，其实就是两个唱的，两个拉弦的。外面天气很冷，演出在生产队队部，演员在地上表演，观众有坐在炕上的，也有站在地上的，把整个队部塞得满满的。演员是一男一女，一会儿唱一会几扭；一会儿打一会儿逗，演员嘴里荤嗑不断，人们笑声不断，特别是演员手里的手绢舞来舞去，简直就是神了。戏班子唱一晚上很辛苦，生产队会计田喜琢给他三五块钱的报酬，现在看不多，那时也不算少。

多年之后，赵本山把“二人转”唱红了，还冠上一个“绿色”，以和低俗的“二人转”划清界限。如果赵本山的“二人转”叫“绿色”，而当年的“二人转”，我看可以称为“红色二人转”。演员在正式表演之前有一段“二人转”小帽，是这样唱的“山连山水连水啊连在一起，咱山村离北京千呀千万里，贫下中农心向毛主席～”。这段小帽唱罢，就是荤嗑啦。把“二人转”标上“红色”，这大概也是时代的印迹吧。

辽北的农民朴实、能吃苦，又特别诙谐幽默。社员在劳动时经常说笑话，说荤嗑。夏天铲地体息时，男社员和女社员拉开阵势打擂，你来我往比赛说荤嗑骂仗，说到兴头上偶尔碰到几个愣实的女社员能把小伙子的裤子扒下来，人们哄堂大笑后又去干活。难怪当时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高粱苞米没人高，大人小孩都会哨”说的就是男女老少在一起斗嘴。由此说来，赵本山和众多弟子大多出生在辽北这块土地就不奇怪了。

作者；1968年从沈阳二十中学下乡到康平县山东屯公社退休前任辽宁省档案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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