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太平天国的起义军中翼王石达开最后的全军覆灭是在彝区,被清军和彝族人一起剿灭。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为了跳出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圈,必须尽快渡过天险大渡河。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过冕宁,经大桥镇、拖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彝民对汉人充满猜忌、敌视,彝族区的小路被视为“畏途”,汉人军队要想通过这一地区很难。5月19日,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准备借道彝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刘伯承对于石达开的失败非常熟悉,因为他最早的一个启蒙教师就是石达开下面的一个军师。此人叫任贤书。幼年刘伯承在本村私塾读了6年书,遇到两位启蒙老师任寿田和任贤书;任贤书文武双全,刘伯承跟着他读过书、练过武。
刘伯承后来在重庆镇守使兼蜀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部下当兵时,曾接受校方邀请、到求精中学当了一期的体育教师,后来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原名正权)当时就读于该校。
任贤书原是石达开部下,大渡河一战石达开全军覆灭。他死里逃生,长期隐姓埋名,晚年流落到赵家场,被刘文炳(刘伯承的父亲)留下设馆执教。依照清政府的法规,“窝藏皇犯”要满门抄杀的;刘家当时同情和敬重这位反清志士,冒险收留了他。他也和刘文炳以诚相待、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任贤书对于刘伯承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很大。
5月22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率领红1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进入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民区。官兵严格遵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准开枪”等纪律,但结果被彜民抢得精光。萧华通过通司(翻译、向导)耐心地向彝民解说红军的政策,可彝民仍舞刀弄枪不许红军通过。
为了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刘伯承跟地下党委提出,能不能找一个联系人,最好是石达开部队的后人,还要与彝族有良好的关系。地下党委说,有个人具备你提出的两个条件,他还是地下党员,人叫陈志喜。
陈志喜的祖辈随石达开转战大渡河,战败后在此处安家。陈志喜当时开了一家酒馆,也和彝族同胞做一些小生意;长年下来,不但熟悉彝区的人文风俗、地理路线,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彝语。
通过陈志喜了解到,当地彜民主要有三个部落,一个是罗洪部落,一个是倮伍部落,还有一个小叶丹所在的部落。国民党在这里治理彝区,主要靠比较大的部落,就是罗洪部落,当时国民党管理事务的官员,主要在罗洪部落住着。
刘伯承研究了部落的情况,决定做小叶丹的工作,因为小叶丹所占领的地区正好通向大渡河,虽然部落比较小,但地理位置非常好。陈志喜勇敢地担负起沟通红军和联络彝族头人小叶丹的任务。
在联系的过程中,刘伯承也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把红军最漂亮的小伙子找出来,然后穿上新军衣,带上德国枪。陈志喜先把小叶丹的叔叔带下来后,见到刘司令员,对方见刘司令谈吐非凡,战士们的装备也很好,就请刘伯承上山去谈。
后来刘伯承只身上山,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传奇故事: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和刘伯承司令员两个人在彝海边歃血为盟,把一个老公鸡杀掉,将鸡血洒到两个碗里,刘伯承高高端起了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把鸡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历史上存在很多巧合,有的看似偶然、其实却存在必然性;比如,在“彝海结盟”的地方,想当年曾经发生过“诸葛亮曾七擒孟获”的故事。两件事情看似互不想干,但用的都是同一种策略,即“三十六计”中的“攻心为上”。
后来有人问刘司令:彝民堵截彜区搞了那么多年,你有什么本事几天就带红军过了彝族地区?刘司令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本事,主要是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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