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晋沿袭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为例，浅析西晋早期政治

我们中国对人类历史上做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科举制度”，直到今天世界各国都在使用的“考试制度”就是从“科举制度”演变而来的。可是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我国古代是用哪种制度选拔人才的呢？

了解我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的人都知道古代有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西晋的选才制度——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中所谓的“选拔人才”其实就是在贵族子弟中选拔人才，可是身为“贵族”就一定是“人才”吗？“九品中正制”从一开始就是选拔贵族子弟为官吗？

接下来就来带大家看看西晋初期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被称为“九品官人法”，是曹魏时期建立的一种制度，当时曹魏初期急需选拔各类人才。而战乱之后，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使得乡里选举这种制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央不能通过乡里选举制度获得充足的人才，于是“九品中正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对于九品中正制，也整理出了它的一些特征：

给各州、郡、县都设立“中正官”，在自己所在的地区走访、考证、评议比较有责任和影响力的人，并以此作为可以评选为国家官吏的资格。“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

中正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解决了当时战乱对国家人才选拔的影响。而魏晋两朝的更替并没有造成像东汉末年那般混乱，所以“九品中正制”也很完好的被西晋所承袭。魏文帝正式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在经历了近五十年的运转后，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九品中正制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西晋前期,统治阶层中一些掌握实权的大臣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进行了抨击。

在《晋书》中翻出史料发现，对九品中正制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关内侯、议郎段灼于武帝践阼不久,即上疏力陈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九品”的确定权只由中正官一人掌握,而中正确定品级的唯一依据却是“门资”也就是门第,根据门第确定品级,其结果就成了“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之昆弟也。”

（2）尚书仆射刘毅认为九品中正制有“八损”,其核心是“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

荣辱在手”。中正官对于吏部的候选官员有着最终决定权，而吏部却没有权利对候选官员进行核查，只能按照中正官的决定来，而中正官的选择呢？也只是“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3）太康初年,朝中权臣卫与司马亮上疏武帝,指责九品中正制使“中间渐染,遂计

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

不细”。

（4）当时也有人写书讥讽九品中正制。

《崇让论》称:“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有势者之所念也。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王沈《释时论》记载:“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 … …谈名位者以谄媚时势,举高誉者因资随形。”

而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发现西晋初期统治政治中存在的四个问题:

（1）地方上各级中正官把持了官员选拔渠道,并通过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预备官吏进而把持了政权。

（2）中正官在选拔官员基本都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拔的，而中央上的官员对于选拔上来的官员没有审核和划分等级的权利。

（3）资品获得的标准只看“门资”、“势位” ,而不看才、德,这就使得世风日下,人们谄媚附资,弃才德而重家姓。

（4）提出废九品中正制而恢复旧时的乡举里选:“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

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在位之明,诚令典也。”

九品中正制运行近半个世纪的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统治政权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余地可以选择,所以认为尽管九品中正制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官吏选拔途径,但却是一种主要的选官方式。其使得封建政权政治结构凝固化,死气沉沉,缺乏一种积极向上、吐故纳新的活力。

难道司马氏不知道“九品中正制”发展到现在，选拔人才的作用早已经不如当初了吗？如果知道为何还要这么做？

“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晋书》

《晋书》中的记载直接点明了司马炎之所以能建立晋朝的原因，晋武帝司马炎就是依靠这批在曹魏政权中担任各级显职的门阀士族的支持和辅佐,用这种不流血的方式夺得了帝位,完成了魏晋更替。而作为政治回报,晋武帝必须满足这批帮助他上位的新贵们全面进入政权的要求,于是就继续袭用九品中正制,并侧重强调其中的门资因素。所以认为西晋初期的选官方式取决于魏晋更替前后的官吏来源现实。

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其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晋书·武帝》

这一段《晋书》中提到的这些大臣就是他们构成了西晋政权中异姓大臣的核心骨干。而从他们家族成员入仕的历程来看,晋朝的中央高官和对地方军镇的派出官吏凭藉门资用世袭的方式递补。门阀子弟的人数和所占据的职位构成了西晋官吏的主体。这种以门资入仕的方式实际上符合九品中正制下以资定品的原则。所以以为把持中央政权的士族激烈抨击九品中正制的内容只是州郡中正举荐出来的人物名实不符,并不是责难中央士族子弟凭门资嗣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高官抨击“九品中正制”，而“九品中正制”的受益者恰恰就是高官子弟，就暴露了西晋建立以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认为晋武帝之所以深知其奥妙但是又不采取行动,原因在于他为的就是能够利用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

司马氏在漫长的称帝之路上,已经揭示了门阀士族自身独立、分权的政治品格还有最终取而代之的基本规律。晋武帝从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得心应手地使用了出来。他决不允许其他门阀士族再走自己曾走过的道路。

晋武帝的统治手段在西晋初期的具体表现是，一方面,还以九品中正制的官吏选拔方式满足门阀士族入仕的普遍要求,这种优惠条件满足了朝中高官显贵垄断政权的愿望,还造成居官中央的士族和把持地方选择权的豪强势力的矛盾和冲突；而另一方面又让皇族成员全面进入西晋政权,形成以司马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与其他士族的强烈对峙。这是西晋统治政治中的一种重要的权力分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