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入蒙古的那些明朝人

01

明朝人入蒙古的例子并不少，很多明朝人或拖家带口，或多人组队，一起去往蒙古。

胡宗宪在《题为陈愚见以裨边务事疏》中说，蒙古人南下，动辄号称十万，其实其中大约一半是投降蒙古的明朝人：

臣闻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国之赤子也。

搞了半天，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里就奇怪了，为何这些明朝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弃子，与敌人为伍呢？

其中的原因很多， 总结为一点，就是活不下去了：

一、将官们的压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大同500余军人因不满总兵官韩承庆的压榨，相约一起投虏，幸亏官员们苦苦相劝，才阻拦这次投敌行为。又有刘四、陈世贤、王麒等人因将军李应禄御下甚严、侵吞军士粮饷，几人杀了李应禄，自知难逃一死，干脆携其家室130余人亡抵俺答。

二、沉重的负担。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月，朝鲜右议政李恒福以陈奏使身份赴明，与蒙古使团同住在一个馆，他惊奇地发现数十人的蒙古使团中，辽人占到十分之八九，真正的蒙古人仅仅占一两成。而且其中很多辽人都是读过书的，属于知书达理之辈。李恒福对此十分诧异，便令通事（即翻译）前去询问这些人为何投靠蒙古，并问这些辽民是否想念家乡？

得到的回答是：父母和妻儿，皆在中原，岂无思恋之心。但胡地风俗，无赋役、无盗贼，外户不闭，朝出暮还，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而已。如果居在辽地，赋役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两地苦乐悬殊太大，我们目前还是苟活在胡地，不想逃归。

三、频繁的灾害。

灾害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敌人的劫掠。边疆地区原本就生活困苦，如果遇上一些灾害，生存都成问题，而即便收成好一些，又会有敌人不断前来的劫掠，粮食被抢走。当走投无路之时，向北投降蒙古也就不奇怪了。从下面嘉靖时期大同地区的自然灾害和外患统计表来看，灾害几乎是年年都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确实十分艰难。

▲表格来自摘自曹雪峰《嘉靖时期边境地区的灾害奏报》

四、兵变之后避祸。

嘉靖即位之后，先后发生多次兵变：正德十六年（此时嘉靖已经继位）的甘州兵变，嘉靖三年、十二年的两次大同兵变，嘉靖十四年的广宁、辽阳、抚顺三地兵变。兵变失败后，大量叛卒害怕被诛，逃往蒙古，尤其是嘉靖十二年的大同兵变，有数千名士卒逃往蒙古。

以上都是主动逃亡蒙古的，还有一批是被动的，他们 则是被蒙古掳掠而去的，这样的例子就太多。

比如：

成化八年(1472)六月，蒙古人攻掠平凉、巩昌、临洮等地，一个月时间里，劫4000余户，杀死、掳走的人畜合计高达36.4万。

嘉靖十三年(1534)，吉囊由白泉口长驱入寇，杀掠过万，北归之时，辎重甚多。同年六月，俺答汗入寇，各州县上报合计损失人畜约200万。

这里有一段材料，系嘉靖年间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给朝廷的上疏，内容有点长，但阅读起来并不困难，其详细讲了两名明朝人被掳走然后回归的情况：

嘉靖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据守备灵州指挥同知沙金，据迤东巡墩百户郁恩呈称……本月十七日午时，据古寺墩直日军人韩聪，瞭见境外东北来二人，骑牵马四匹，径来边下……

审据潘库儿，供年一十八岁，系定边营住人潘清男。状供嘉靖二年八月内失记日期，同父前去盐池驮盐，忽遇敌人三十骑抢去，前往大西边抢去，遇晚脱走，步行四昼夜，于本年七月二十一日从响水堡沙河山墩走回。

一名阎通，供年二十四岁，系榆林城军人阎隆弟。嘉靖元年失记月日，在归德堡地名龙池湾忽遇敌人托克托博勒呼等抢去，在营住过三年有余。旧年十二月间，跟随小王子部下头儿吉纳台吉谙达阿布该部落。敌人不知多少，踏水过河，在套住牧。

今年六月内，有众敌人要过河与乌梁海敌人仇杀，到黄河畔扎筏浮渡，淹了两敌人，不知多少。其余敌人因见水大害怕，不敢过去，复回在套住牧。有我们一营敌人头儿苏尔齐巴尔图等，约有三千人，每人晒干羊一个、酪弹一袋，收拾停当，等田禾熟了，要在平处地方抢。是通遇晚，见得众敌人睡熟，脱走步行二昼夜，至七月二十三日从清水营清水川墩走回。

——杨一清:《关中奏议》卷 14《为套中走回男子供报敌情事》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得知，18岁的潘库儿被蒙古掳走约两年，24岁的阎通被掳走约三年，两人步行逃回大明朝。从两人的年龄来看，蒙古掳走的都是青壮年。

02

大量人口投降蒙古，对明朝肯定是极为不利的。

胡宗宪就曾说到这个问题：

或为之向导，或为之探听。我中虚实情状，山川险隘，虏俱备谙。用中国之人以攻中国，是虏中长策。近东奴亦然。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国攻中国，事体倒置，一至于此。

蒙古人以这些投降的明朝人为向导，打听明朝虚实，山川地形全部被其掌握。原本明朝的政策是以夷制夷，现在变成了蒙古人以明制明。

《王琼边防议》中记载了一段北逃明朝人与守边明军的对话，此人就是投降蒙古之后，成为明朝的哨探，为蒙古人做事：

一日早，贼虏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 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 答曰：“总制调齐十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尔账房。” 贼曰：“套内多达子有里，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 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 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 举弓送墙上，墩军接之，不换与弓，贼遂放马北奔。

这段对话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段信息：

一、蒙古人以北逃明人为哨探；

二、这名北逃明人认为草原生活比内地某些地方生活更轻松；

三、河套地区蒙古人众多。

03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于愿意回归的明朝人，一般被称为“归正人”或者“走回人”。

整体上而言，明朝都是用丰厚的待遇来召回这些去往蒙古的明朝人。

景泰元年，朝廷发布命令：

凡被虏人口有能自还者，军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终身，官支全俸，各赏银一两，布二匹。 ——《明英宗实录》卷189，废帝工附录第7，景泰元年二月癸未

嘉靖二十年则规定：

所带牛马夷器俱听自用，仍给银五两或三两为牛种费。予之旷地，优复数年。 ——《明世宗实录》卷253，嘉靖二十年九月壬子

为此，明朝在各城墙、隘口都竖起了招降旗帜，以接应前来归顺的“走回人”。这样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宣大召回“走回人”1240名。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宣大召回1800多人。

隆庆元年四月，辽东召回1050人。

而一些将领则另辟蹊径来招募“走回人”。

梁震，陕西榆林卫人，袭榆林卫指挥使，嘉靖七年（1528年）升延绥副总兵。嘉靖十五年（1536年）为大同总兵。

由于大同兵变导致很多叛卒逃入蒙古，梁震独辟蹊径，招募那些从蒙古逃回来的明朝人，作为自己的家丁。

那些北逃的明朝人，大都是在内地呆不下去了。但大漠的生活条件远不及内地，夏秋尚且好一些，冬天和初春由于缺乏粮食，是最难熬的。而且，这些北逃的人未必能够得到蒙古的真诚相待，所以很多人还是想回归的。梁震正是恰当地利用了这一点，将他们招募回明，为己所用。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

这些人常年在蒙古生活，精于骑射，多为亡命之徒，战斗力很强。他们无依无和明军内部也不存在纠葛，梁震给他们衣食，给他们武器、马匹，还为他们解决婚姻难题，所以他们死心塌地跟着梁震。

梁震用这些家丁，极大地震慑住了大同城内的悍卒。史书记载在：

震素知其态，命下率所亲家丁三百辈驰至，申言约束，禁治私聚，一军大惊。其家丁辈时时向镇兵语曰：‘尔敢蔑主将者，恃众众耳。儿郎辈在此，无不一当百，五步之内，恐尔不得用其众。’镇兵皆咋舌。

这批家丁，到梁震去世之时已经多达数千人。有了这支家丁部队的压制，大同局势开始好转；逃往蒙古的明朝人减少，同时也增加了对蒙古的作战力量。可谓一举三得。

04

走回人想要从草原逃回，风险极大。

首先要摆脱追击，因为蒙古人善马，追击迅速。

杨一清曾在奏疏中记录了走回人刘长生的叙述，刘长生于嘉靖四年(1525)走回，他说：“我想父母家乡，与先年抢去庄浪人一个商量，黑地里乘空骑，牵马十八匹脱去。天明时，敌人十个赶来，把他两个人同马尽都捉着去了，我藏在深草里不曾寻见。”

被抓回去的人自然凶多吉少。

到了边墙，见了明军，同样有风险。明朝的军士、将领的战功都是以割级为标准的，所以，很多走回人就被明朝边军所杀，以此冒功。

走回人回到明朝，是不是就能顺利融入生活呢？那也不是，因为每一个走回人都会遭到官方的严格审核，以防止奸细等混入，而原来的亲人也不一定接受他。

滕良，大同云川卫人，嘉靖四十年(1561)被掳走，于万历四年(1576)七月内逃至明军边墩。守墩军中有一人是其侄儿滕友学，但却惧于法令，不敢收纳，让他令寻一边墙空处，偷扒入关。后果然有人举报滕友学将他叔叔收留，滕友学狠打五十大棍。滕良回乡之后，乡亲害怕株连，遂又将滕良驱逐，不容他在庄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