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红利能够吃多久？希望是一辈子

1995年和2020年的诸城和平街

（图片转自 公众号今日诸城）

今年是改革开放46周年。

我33周岁。

1991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13年，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诸城。生命中的前18年，我几乎没离开过小城。外公家在潍河之侧，那时候潍河两侧都是农田、荒地，我和表兄表妹们常在河边捞鱼捕虾，穿着布鞋田间乱跑，满脚泥泞。

2009年我去北京求学，从此成了“北漂”。再回家已经“到乡翻似烂柯人”：

外公家旁边的农田和荒地消失了，一幢幢高层小区拔地而起，工业园区遍地铺开。我穿着阿迪达斯的跑鞋站在潍河的马路边，看着红绿灯闪烁，忽然意识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978年之前的诸城市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县，95%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人均GDP在300元以下。我的祖辈们也都是农民，在土地里刨食，他们年轻时都有深入骨髓的“饥饿记忆”，最大的梦想就是顿顿吃上白面馒头。

后来的故事就是“中国经济奇迹”: 2023年，诸城人均GDP为7.8万元，进入了万元美金中产社会。100万常住人口中有60%居住在城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5万元，略超全国平均。县城中产家庭，楼房、汽车、下馆子，都是成了标配。星巴克、必胜客、万达影城都开进了这个小城。

但在故事开始的时候，诸城没有什么先天优势：僻居山东半岛一隅，距离北上广都有千里路程，至今没有通高铁。上无政策倾斜，下无资源矿藏。

那这样的小城，是怎么从300元到7.8万元，45年翻了260倍的呢？

如果只用四个字来回答，那大概是“改革开放”。

但是今天，诸城又面临着30年之前类似的困境：传统产业成长活力下滑，政府财政压力高企。

人类不会同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却也总有相似的韵脚。

01

第一章 改革

“为了防止国企倒闭，中国政府费尽心机，经济学家也为产权问题争论不已。而就在这时，诸城——山东省一个县级小城——却已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将辖区内288个国企或集体企业中的272个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和他学生王宁共同撰写的《变革中国》一书第五章《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诸城的国企改革的。

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也正是中国完成工业化，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社会结构更趋复杂，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间节点。

书中得出了一个结论：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改革的起点，从来都是困境。

90年代初，诸城的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境。1991年新上任的市长陈光，带人对100多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发现105家企业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国有资产流失也很严重，单单审计32个企业，就有1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流失率为63.7%，其中有设备折旧，企业无法收回的呆账坏账，还有企业内部偷盗问题。

国企经营困难，最直接的后果是地方财政困难：全市一共有1.8万人吃财政饭，但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据陈光市长回忆，当时发放公务员、教师的工资都捉襟见肘。我的父母当时是乡村中学教师，虽然没有工资拖欠，但工资实属微薄，1991年我出生时，他们月工资大概是100元，1996年时买一台电冰箱，就掏空了多年积蓄。

当然，国企经营困难并非诸城自己的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1992年7月，江总书记到诸城视察，在座谈会上说，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不赚钱，真正盈利的不到三分之一，搞好国有企业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请同志们和中央一起来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的国有企业经营困境，深层次的源头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有权和经营权真正分离，导致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因此，上至管理层，下至普通工人，都缺乏主观能动性。陈光对此的概括是：“产权关系不明晰，工人当家不做主，厂长有权难落实，企业负盈不负亏，政府手大遮不住天。”

因此，上有领导支持，下有燃眉之急，市政府开始探索改革产权制度，一个办法就是把国有股权卖给职工，既能激发职工积极性，又能缓解财政危机。

1993年，第一个拿来做试验的是诸城市电机厂。最初改革计划是，政府保留控股权，把20%-49%的股权出售给电机厂职工。但是，职工们不答应，“要改就改彻底，我们全体职工集资出钱一口气买断270万国有资产”，最终，职工的方案成功了，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277名职工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次改制也的确刺激了职工们的积极性，据媒体报道，电机厂改革后的那个月，销售收入就翻了一番。

此后一年半时间内，诸城270多家企业完成了改制，其中210家，采用的就是“卖光”形式，即把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百分之百卖给职工。后来，职工持有的股份进一步向高管集中，形成了高管持有大部分股份、普通职工持有少部分股份（甚至退出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90年代初，这种做法争议很大。很多老百姓给陈光起了外号“陈卖光”，媒体也给他戴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但事实证明，改革成果是好的——改革后的1994年，企业实现利税达4亿元，比1993年增长了114%，政府的财政收入2.1亿元，增长50%。

不过，上述改革还算是小case。当年更具争议性的事情，是把诸城最优秀的国企——诸城机动车辆制造厂，免费送给了北京。

诸城机动车辆制造厂成立于1958年，主要就是做一点农具、卷扬机、杀鸡脱毛机等的小生意。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厂长王金玉很有闯劲，研发了一款“鸣飞牌”农用四轮车，年产700到800辆之间。对于县级国企之后，这已经摸到技术天花板了。但是厂长还是四处走访，找技术升级的机会。1993年，王金玉在北汽摩怀柔工厂看到了BJ1022车型，立刻两眼冒光，如果能引进这种先进的产品，那一定可以促进车辆厂以后的发展。

诸城机动车辆厂就开始和北汽摩（北汽集团子公司）谈合作，但采取什么方式合作成了问题的焦点。当时最流行的合作方式是联营，但联营的核心问题还是产权模糊，“两个和尚没水吃”，联营双方追求各自目标，谁也管不了谁，最后大概率要散伙。当时流行一句话“10个联营，9个空，还有一个不成功”。

最后，诸城市决定把净资产567万元的诸城车辆厂免费送给北汽集团，1994年1月18日，企业更名为北汽摩诸城车辆厂，合并之后，由于没有产权纠葛，BJ1022产品技术就可以无条件移植到诸城车辆厂的农用四轮车上，而且北汽摩派出不少技术人员过来支援，诸城车辆厂生产的农用车迅速在全国同行业中取得了领先地位。

几年后，1996年，北汽摩诸城车辆制造厂与其他几个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汽福田公司，走向了真正的汽车制造。到今天，北汽福田的主营业务是卡车、客车、工程机械等商用车，连续几年蝉联国内商用车市场份额第一名，营业收入500多亿，而诸城厂区仍然是北汽福田的核心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已累计生产汽车660余万辆，约占福田汽车集团总产量的60%，每年贡献上亿税收。

这次改革带给诸城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一份税收收入，更是一个产业集群，稳住了十万人的饭碗。

北汽福田在诸城的生产基地，渐渐拉动了一批供应商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汽车产业集群。诸城本地诞生了大业股份、义和车桥、美晨科技、艾泰克等汽车零配件企业。大业股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胎圈钢丝生产企业，占据全球胎圈钢丝市场 20%以上，义和车桥的商用车桥占据国内市场30%的份额；玉米、小麦联合收割机转向桥已覆盖中国市场80%的份额。

当然，改革过程中，有人获利，就也有人失意。有的企业蒸蒸日上，也有的企业改制之后经营不善，或者被管理层转移资产，快速破产倒闭。

我的X姨一家就是改革浪潮中的失意者。

国企改革之前，县城的零售业基本上是由国营百货公司垄断，姨夫在百货公司当经理，X姨在百货公司下属的服装厂当车间领班，一家人的生活稳定又体面。然而，改革之后，国营百货公司货品不全、服务欠佳，很快被灵活肯干的小商小贩干倒。20年前，X姨和姨夫就双双下岗，走上了坎坷的谋生之路。下岗之初，X姨靠着一手的裁缝手艺，给别人缝制衣服谋生；后来，大家都买成衣，没有人再找裁缝做衣服，于是X姨又开始摆摊卖衣服，开服装店，勉强糊口。而姨夫作为百货公司经理，曾经颇有脸面地位，骤然失业之后，颇为消沉了一段时间。

10年前，他们搬到了没人认识自己的隔壁县城，从头再来，加盟了一家麻辣烫品牌，靠着起早贪黑、菜品新鲜干净慢慢积累了一批忠实食客。在50岁的时候，X姨一家终于买了自己名下的第一套房。

虽然有得有失，改革还是过去30年最大的红利。

今天诸城经济的果实，大半来源于30年前的那一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

02

第二章 出海

前面提到，改革之初，诸城市是一个农业县。直至现在，农业基因仍很浓厚，尤其是畜牧业。全县一年屠宰几百万头猪，上亿只鸡，全市肉鸡产品对日本、欧盟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10%和25%。

依靠农业基因，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畜牧养殖、畜牧食品加工、畜牧屠宰装备制造这条产业链。其中的龙头企业是诸城外贸公司，成立于1975年，最开始叫“接货小组”，就是到下乡收购农民的家禽与兔子，再进行集中销售。

当时，我国的畜牧业主要还是散户养殖，但诸城外贸公司率先有了“农业工业化”的意识，搞出了“公司+农户”模式，就是公司与农民签订合同，要求农民按公司计划生产，并指导农民采购鸡雏、饲料、药品等生产资料，提高养殖技术。这样就可以把农民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组织起来，变小规模为大规模，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经营风险。借由这种模式，在80年代，外贸公司就建起了第一座百吨冷库和兔鸡宰杀车间，从1987年开始生产鸡脯丸子，1991年开始生产鸡肉肠，2001年拿下肯德基的骨肉相连串订单，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对于普通诸城家庭而言，肉制品仍然是“奢侈品”。在我记忆中，90年代的普通家庭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购买火腿这一类肉制品待客。

因此，肉制品产能提上来了，但产品卖给谁呢？

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外贸公司起名之初，就想好了“出海”的定位，出口给日本、韩国、欧洲。而且在90年代，“出海”定位贯彻的非常彻底，完全不供应国内市场。诸城本地人想买外贸公司的鸡脯丸子之类的产品都很困难，必须得托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到。至今，诸城外贸年出口各类鸡肉产品近2万多吨，占全国对日出口总量的10%，对欧出口总量的30%。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成本优势”。与日韩相比，我国的农业生产成本、人力成本都低得多。

不过，现在的诸城外贸公司已经“出口转内销”，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为什么呢？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启动了“产业发展--居民收入增长--市场扩张”的正循环，肉制品消费市场迅速扩张。尤其是，近几年预制菜概念兴起，诸城外贸已经有30多年出口预制菜的经验，进入国内市场可谓得心应手，只需将出口产品进行改良便可在国内销售。因此，诸城外贸公司也是少有的疫情期间还能维持营收快速增长的诸城企业，营业收入从2019年的200多亿，增长到2023年的300多亿。

不同于诸城外贸，北汽福田面临的问题，是从国内走向海外。

最近两年，国内市场内卷严重、利润微薄、市场见顶之类的新闻不绝于耳。

但对北汽福田所在的商用车市场，这些词早已不新鲜。早在10多年前，北汽福田就遇到了国内商用车市场内卷、见顶的问题。2009年“四万亿”刺激之下，大规模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拉动卡车、客车、工程车的需求高涨，北汽福田的营业收入在2010年达到了高点——535亿，此后商用车需求快速回落，直到2020年，北汽福田的营业收入才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

怎么办呢？2004年，北汽福田就给出了“出海”的答案。

2023年，北汽福田，已连续14年位列中国商用车出口销量第一，在海外建立了22个组装工厂，在海外拥有超过2000家分销及服务网点。

我的同学W，大学学的是车辆工程专业，英语也比较好，在北汽福田工作几年后就被外派到东南亚。回国聚会的时候，他说，出海这件事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出国之前，他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坐在办公室，喝着咖啡，跟客户谈合同。出国之后，他发现，这就是一场“脚踏地，手沾泥”的创业。为了推广卡车、公交车产品，他跟着经理跑遍东南亚某国的主要城市，跟司机、乘客交流，收集问题，再跟国内的研发生产部门反馈，推出适合本地路况的新产品；还要从头建立本地的经销、维修、服务网络，当地司机开车比较猛，容易造成车辆损伤，他们还要整理适应当地驾驶习惯的操作维修指南，维护好产品口碑；还要跟当地经销商、当地员工联络感情，维系关系。

听他说完，我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现在流行的“全球本地化”这个词，也就是“全球化”与“本地化”的融合，需要根据各个地区或社区的独特特点定制其产品。出海并不是简单的对外倾销商品，而是合作共赢，为中国产品、中国产能、中国人才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一些人而言，“出海”似乎意味着资本转移，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但从诸城企业的努力来看，不出海，就意味着死亡。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出海，其实你别无选择。而且，“出海”实际上为诸城本地拿到了更多的生产订单，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03

第三章 困境

经济增长的大潮，会让所有船只扬帆起航。

比如，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教书，但月工资由1991年的一百元，涨到现在的七八千元；还有邻居阿姨，90年代末背着一个包袱从乡下来到外贸公司的车间打工，当时工资不到100元，现在已经成为车间的领班，月工资增长到6000元，在县城买房买车；前面讲到的小姨一家的翻身，受益于本地消费市场的扩张。

他们都是“中国经济奇迹”中最基础的螺丝钉，也是“中国经济奇迹”中最值得关注的受益者。

但是，今天的诸城经济又遇到了30年前类似的问题——财政困难。

2024年春节，是我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回乡。

亲戚朋友聚会热闹，但言谈之间总是冒出一股冷气，各行各业的日子都过得不顺心。

大家讨论起来，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县城经济的病根。

诸城每年自己造血的财政收入60多亿，上级再给50亿的转移支付，一共大概有100多亿财政收入。而明面上的地方政府债务200亿，但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如城投公司有息债务），总债务大概接近1000亿。而且，隐性负债的各种融资渠道利率偏高，有些渠道的融资利率高达10%左右。

因此，地方政府还债务利息之后，维持运营都变得捉襟见肘，县城吃财政饭的人口有两三万，一年发工资的硬性支出就是二三十亿，还有教育、医疗、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硬性支出，这些账一算，令人头秃。短期内，亟需债务重组，压低政府隐性债务的融资利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债务呢？

大致上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经济基本面问题。诸城的支柱产业是汽车制造、食品、纺织，大多属于传统制造业，内卷严重，近几年经济状况多有波动，再叠加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导致政府收入下降。今年1-8月，诸城税收收入下降了8%。

第二，经济高速发展期，诸城市曾经大兴土木，大搞基建，留下了不少历史遗留债务。

第三，城投平台参与产业投资，但是投资效率低下（这是整个潍坊市的问题：潍坊市各级城投平台在上市公司的收购中，整体浮亏严重，亏损率多超过50%）。

债务负担泰山压顶之下，地方政府的各种动作都开始扭曲变形——

比如，想办法让本地企业多交点税。

再比如，在医院工作的于叔说，医院拖欠药品供应商的货款，导致人家都不给医院进药了。

再比如，在学校工作的李老师说，单位开会要求老师们集资，甚至邀请了银行在场——老师们推说没钱的话，银行可以给在座各位发放3%利率的消费贷。

最后，财政问题不是政府自己的问题，而是演变为了营商环境、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各领域的问题。

如今，诸城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契机。

在短期内，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通过债务重组卸下债务的泰山，才能轻装前行。

在更长期，改革开放改到“自己头上”，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一篇篇大文章。

100万人的人生小船，仍然依托于改革和开放的大潮。

我外公已经90岁了。他还住在潍河边。从他住的楼房看去，虽然已经没有农田荒地，但潍河的水流仍如千年之前静静流淌。这条河曾经见证韩信大破齐楚联军的盛况，见证了苏东坡写下“明月几时有”的狂放，也见证了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样，仍见证着当下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向往。

我问它，你觉得，改革开放的红利能够吃多久？

河水轻轻荡漾，似乎在替100万诸城人回答——

“希望是一辈子”。

主笔介绍 李惠璇

李惠璇，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香帅数字经济工作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资产定价和劳动力市场。

曾在《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以及China Economic Review、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课题若干项。

xiang s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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