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次大海战，“甲午海战”惨败，中国完胜的一仗却鲜为人知

李治

在公元1世纪左右，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句丽(又称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

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因为中国隋唐王朝的入侵，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及海对岸的日本（倭国）结盟，而中国则与其中的新罗国结盟。

公元660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的武烈王向中国求救。

唐高宗李治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大军讨伐百济。

战斗的结果是百济军大败，当年7月，百济王及朝中百官，皆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就此崩溃。

朝鲜半岛三国时代

灭了百济之后，苏定方班师回国，刘仁轨镇守百济城。但百济的复国分子不甘心，活动猖獗，几次顽抗，都被刘仁轨镇压。

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旧将福信趁唐驻军力量薄弱的机会，率军包围了刘仁愿驻守的府城。并向日本求援，请他们将百济王子扶余丰璋送回百济，并派兵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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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统治者是孝德天皇，由于天皇年老昏聩，许多大事都由皇太子中大兄决策。

在中大兄主持下，日本的大化改新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社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过革新，日本的经济，政治都已经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以此为支撑，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也很强，在遇到唐军之前，几乎是战无不胜。

在这种背景下，中大兄野心勃勃，早就对近在咫尺的朝鲜半岛垂涎三尺，接到百济的求救信，中大兄欣喜若狂，他觉得这是染指朝鲜半岛的好机会。

中大兄

662年春，日本天智天皇（中大兄），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组成护送船队，送百济王子回国。

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上位做了百济王，他立即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

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内部权力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这时百济王子又向日本求援，日本遂派重兵入朝。

唐朝廷得到消息，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前往增援，9月底和刘仁轨、刘仁愿的军队会合一处。

会合后的唐军开始制定作战部署，刘仁轨认为，应先攻取周留城，“若克周留，诸城自下”。

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与此同时，从本土赶来的日本援军，与提前到达的唐军刘仁轨部，在白江口相遇。此时，一场海上遭遇战在所难免。

交战形势图

我们先来看一看双方的军力对比：

日军方面：水军4万2千，战船1000余艘。

唐军方面：联军1万3千，战船170艘。

从数量上看，日军占有绝对优势，兵力对比是3:1，战船对比是6:1.而且日军是突然赶来，以逸待劳，唐军有些措手不及。

在作战准备上，日军准备充分，补给充足，后方稳固。唐军这边呢？远征在外，征途劳顿，补给难供，关键是后方还有百济残余势力捣乱。

这么一比较，唐军处在绝对的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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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

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

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使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

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败局。

“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传》）

百济王起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激战

战后分析，日本战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刘仁轨指挥得当，身先士卒。这是鼓舞士气的最强有力保证。

二、战术运用得当。唐军都是多年征战的老兵老将，征西讨东，勇猛且善战，临战经验丰富。

与唐军相比，日军数量虽然庞大，但组织却很松散，更谈不上技术，战术。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 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三、日军的装备也很落后，兵将甲胄质量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

四、先进的造船技术。这点也非常关键。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相比之下，日本的兵船简陋寒酸，吨位也没法比。

遣唐使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大出乎了日本高层的意料，这一仗把他们打懵了。由信心百倍决死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战败的日本举国惊恐，他们生怕唐军趁势大军压境 ，来攻击日本本土，先后花费巨资构建了四道防线。

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余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

为了保险起见，公元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

白江口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此后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日本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

在这里我们得承认，日本这个民族，的确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它是一个崇强鄙弱的民族。

对于比自己军事、文化、经济强的国家，他一定会俯首称臣，甘拜下风，并虚心认真的学习人家的长处；而对那些不如自己的国家，内心看不起你，常怀觊觎之心。

此战过后，日本痛定思痛，深知目前自己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于是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倾力学习唐朝文化。

光武帝授印

在此之前，并没有今日所称呼的“日本”这个国家的名字，它的正式名字叫“倭国”。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国使者来汉朝拜，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授，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

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曹睿，也曾御封当时日本的君主卑弥呼为“亲魏倭王”。

除了这个正规名字外，我们也以东夷、海东、东洋、东瀛、蓬莱、瀛洲、蓬瀛等来称呼它们。

此时日本请求改国号为“日本”，取“日出之国”之意。

至于改国名的原因，基于两点考虑，一个是想与唐朝争取对等的外交关系；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口惨败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更是为了洗刷掉这个历史的耻辱。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
“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古今图书集成》）

武则天

但是，这只是他们美好的愿望，国号是你想改就改的？当时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二圣临朝”时期，对于日本使者多次请求，武则天始终没有答应。

这一等就是多少年。最后一次，日本使者也学鬼了，在一次出席宴席时，再次向武则天请求改国名，结果略有醉意的武则天便稀里糊涂的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正义》唐·张守节）

至此，日本终于抛掉过去带有耻辱性的国名，以目前使用的“日本”这个新国名延续至今。

参考资料：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旧唐书·刘仁轨传》后晋·刘昫

《新唐书》）宋·宋祁

《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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