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反目成仇，原来是因为这件事

1917年，这一年胡适26岁，而鲁迅已经36岁了。

这一年是中国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在文章中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

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四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之作，就像划破夜幕的第一缕晨光，两千年如一日的中国文化第一次被人撼动。这一年八月，胡适被北京大学聘任教授，万众瞩目，成了中国文坛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抓住机会，紧跟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扛起了“文化革命”的大旗。新文化运动一触即发，大幕已经被胡适和陈独秀缓缓拉开，但鲁迅还在绍兴抄碑文。

胡适

但就在第二年，鲁迅就发表了《狂人日记》，与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不同，这是一篇小说。而在“文化革命”的旗帜竖起来之后，如同鲁迅与胡适心有灵犀一般，这篇《狂人日记》就像是为这两篇文章作的注。

《狂人日记》一经发表，胡适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在日记里写道：周氏兄弟最为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鲁迅）兼有鉴赏力和创作力，而启明（周作人）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而在鲁迅的日记中也常常会看到胡适的名字。尤其是当鲁迅搬到北平八道湾后，胡适与鲁迅的交往愈发频繁，虽然在一起吃喝的机会不多，但是书信来往甚密。有时候，一天来往好几封信。

鲁迅

可是人有悲欢离合，两人总还是有些意见相左的地方。

1918年初，《新青年》主编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收集了时下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观点，写了封信寄给了编辑部，再由刘半农回信驳回，最后两封信被同时刊登在《新青年》上。

胡适对于“凭空捏造一个王敬轩”并无好感，甚至反感。但鲁迅的态度恰恰相反，他认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虽然意见稍有不同，但只是小矛盾，并不影响两人间的友谊。

192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了胡适，胡适后来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文中写道：“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从这里开始，鲁迅、胡适决裂，二人分道扬镳。

胡适与鲁迅早年有许多的相同，同样出身诗书门第，同样远赴重洋去留学，同样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甚至在生活上，胡适和鲁迅都被逼着接受了一场封建婚姻，同样被“母亲”诓骗回国......

正因为他们在生活和出生上的相同，我们更能看到他们灵魂上的不同。

胡适留学美国，在美国他被现代化的社会所吸引，所以他回到中国行事都是从高处着手，无论是发表文章也好，交友也好，他都愿意站在人群最显眼的地方。这样的生活决定了胡适无法与过去的中国相割舍，他的风格更加温和。

而鲁迅则是不同的，鲁迅一贯的不显眼，他长期住在绍兴老家，比胡适多了一份对中国农村的见识，多了一份与旧社会割裂的决心。

在胡适眼中，中国需要的是文化、枪炮，只要有了这些中国就可以强大。但是在鲁迅眼中，中国已经病入膏肓，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人已经病入膏肓，文化、枪炮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鲁迅的文章一向直指人心，找出人心的病灶。

鲁迅与胡适之间的关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在这里借用林语堂《鲁迅之死》中的语句来评价他们：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终究是一个时代，两种风流。

一个时代两种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