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作用，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1981年，丹宁在他的自传《家庭故事》中谈到了他自己的哲学。他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三条；“（1）实现公正；（2）法律下的自由；（3）相信上帝。”这是丹宁的法律哲学。他就是用这些法律思想参与战后英国法律改革的。

公正（justice），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从法律学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

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反映，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公正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目标，因此可以说，公正在法律之上。

而现实社会生活中，维护法律和实现公正往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应当不断地发展，一步步的接近公正这一人类社会的永恒目标。为此，丹宁主张法官应根据公正的原则，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释法律，而不必拘泥于法律本身。他主张，法官一方面要依据法律办案，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公正，而公正的原则是高于法律条件和过去的判例的。

他明确指出：“成文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我总是顺向于实现公正的解释，而上议院肯定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律，而我认为是实现公正。”

他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如果有任何妨碍做到公正的法律，那么法官所要做的全部本分工作就是合法地避开——甚至改变——那条法律”。

丹宁不仅要求法官做到公正，而且对一些律师也提出了首先实现公正的要求。

他把一些“只关心法律事实上是怎样，而不是它应该是怎样”的律师比作“只知砌砖而不对自己所建筑的房子负责的泥瓦匠”。他认为，那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律师，“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则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将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会因此名誉扫地，国家的稳定将因此而动摇”。

他强调，法律当然应该是尽可能确定的，但“它必须又是公正的。”丹宁在谈到法官和律师在主持公正时，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即“不仅要主持公正，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他说，“原因很简单，公正必须来源于信任。”

应该说，丹宁的这些主张是很有创见性的，也是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英国工党长期执政，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政府的权力不断膨胀，而且日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丹宁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1949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今天的权力结构与19世纪大不一样了。在过去，政府只关注治安、国防和外交，把工业留给了实业家和商人，把福利事业留给了慈善机构；它不为任何这类事情和任何人制定计划”，而现在，“政府要关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有‘福利国家’和‘计划国家’之称。政府各部门在很多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而“所有权力都是可以被滥用或误用的”，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必然会导致不公正。

丹宁看到，在英国，“我们对于政府行使权力的行政程序是完善的，但对于政府承担责任的司法程序却是不完善的，因此很难防止滥用和误用权力。现在的天平是歪向行使权力的一边。这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法院面临的重大问题一直是：在权力日益增长的年代，法律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或误用，在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做到公正。

他认为，过去的法律在这一点上是不那么有效的。他做了个形象的比喻，“正如铁铲和铁锹已不再适于采煤一样，履行责任令、调卷令和在案讼诉等法律程序也已不再适于在新的时代赢得自由。它们必须被新的现代的机制，被宣告令、禁制令和过失讼诉所取代。”

他呼吁，必须制定出新的法律和新的司法程序，以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实现公正，否则不但不会产生出一个福利国家，而且还会产生出一个集权国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丹宁对英国行政法进行了重大改革。

二战以后的英国，各种行政裁判所曾盛行一时，政府大量设置的行政裁判所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它们对某些涉及到行政事务的案件进行判决。根据传统的法律规定，公正原则只适用于司法程序而不适用于行政程序。这意味着，公正的两条主要原则——“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和“必须听取另一方的陈述”——可以不用于行政诉讼。但行政裁判所的法官往往与政府机构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出于自己部门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在没有给当事人辩护机会的情况下做出行政裁决，而法院是不能干预他们的裁决的。

对此，丹宁明确指出：“如果裁判所可以不受法院的制约，自由超越它们的权限，那么法制就不存在了。”为此他主张法院必须干预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活动，因为行政裁判所“必须遵守司法审判的基本规则”，它们“只有正确判决的司法权，而没有错误判决的司法权”。

他在几个重大案件中，抛弃了传统惯例，以调卷令等法律手段否决甚至撤销了法院认为是错误的行政裁判所的判决。丹宁对这几个重大案件的判决得到了上议院的确认，成了新的判例。

丹宁的努力目标是，在英国建立一套法院能有效地纠正政府大臣、地方政府、行政裁判所的错误，取消他们所发布的命令、判决的行政法；从而在司法上保证政府行政部门正确地行使权力：履行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

当然，所谓公正，就是不让天平歪向任何一边。在考虑个人利益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国家和公共利益。为此丹宁特别指出：“必须牢牢记住在公平审讯和公平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当事人的利益之外，还有另一种利益需要考虑，这就是有关国家大事的公共利益”。他认为，法官在判案过程中必须在这两种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作出公正的判决。

本文转自：裁判如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