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岁月的河岸-铁凝

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友人，聊起很多从前的事情，计划很多未来的事情，她忽然发问：对于你来说，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想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个很适合的答案。

那阵子，经常携带这个难题去和人打交道，不管是新朋还是故友，聊到酣畅总是抛出这个问题冷场，当然，收获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幸福的时刻就是加官晋爵时买房购车后身体无恙中；有人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父母双全爱人平安孩子快乐领导待见粉丝忠诚仇人遭谴……

都对，但都不打动我。

直到有一天陪朋友去见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朋友说：他的人和他的文章一样禅意幽深。

茶过三道，我忍不住继续兜售这个问题时，他微笑着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过去的事情来不及衡量是否幸福，将来的事情没必要揣测是不是幸福，所以，在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幸福，就是用心享受面前的好茶，让此刻愉快的感觉更醇厚，而面前与我谈新叙旧的你们更是我的幸福之源。

我终于领会到了何谓醍醐灌顶。

生活中似乎有太多可以论证他这番话的例子。

曾经去国外参加文化交流，花了很多钱买过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因为太喜欢，所以舍不得穿，除非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或者出席需要表示自己诚意的场合时才上身。使用率太低，慢慢地也就忘记了自己有这样一件衣服。换季的时候，家人帮我整理衣柜时，才想起自己原来有过这样一件衣服，因为躲过了水洗日晒的蹉跎，它依旧崭新笔挺，但是款式却已经过时，讪讪地也是自责地把它小心包好继续收进柜底，回味起当初对它的喜欢，忍不住感叹那些快乐都成了落花流水。

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什么人，一点一滴，一颦一笑都让我有无尽的话想要表达想要歌颂。但总是怯于启齿，小心翼翼把那些心事静静地窝在心里，折叠得整整齐齐，幻想着总有一天，会勇敢地站在他的面前扑啦啦地全部抖开。等啊等啊，最终这些情愫就像一粒种在晒不到太阳缺乏雨露的泥土里的种子，只能腐烂在密不透风的土壤里。

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是永远没有错的，美好的岁月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遗憾消耗掉了。

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穿上美丽的衣服，没有在最纯粹的时候把这种纯粹表达出来，没有在最看重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情，以为将来会收获丰硕，结果全都变成小而涩的果。

品尝这种酸涩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责：如果当初能多穿几次那件衣服，如果当初我有足够的勇气对他说……那会是多么幸福。

生命中的任何事物都有保鲜期，那些美好的愿望如果只能珍重地供奉在理想的桌台上，那么只能让它在岁月里积满灰尘。

当我们在此刻感觉到含在口中的酸楚，也就应该在此刻珍重，身上衣、眼前人的幸福。

走在自己的路上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

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

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

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

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

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

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

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

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

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

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

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

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

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

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

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

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

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

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

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

用文学，或者用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