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拯救世界”,一部正在发生的伟大史诗

即将于11月在阿塞拜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代表着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也是对各国减排成效的集中考核。届时，中国代表完全可以昂首挺胸地走进会场，但并没有多少国家有这个底气，尤其是那些在减排问题上责任最大，但现在态度消极、行动乏力的欧美国家，应该感到心中有愧。

进入新时代，中国有两部史诗，一部是减贫，一部是减排。减贫史诗写在中国大地上，历史性改变成百上千万个中国家庭的命运；减排史诗不仅写在中国大地上，还改善着整个地球的面貌，重塑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中国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的变化，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知”，但几年下来就是沧海桑田，期间经历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和挑战，可歌可泣的牺牲与坚持，它就是一部由中国人和全世界一起书写的、在现实中生动发生着的伟大史诗。惯常把中国塑造成“减排大反派”的一家美西方媒体，最近居然将中国形容为“世界拯救者”，这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中国停止拯救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9月16日，美国媒体人大卫·华莱士-威尔斯在《纽约时报》发表如上标题的评论文章，他指出，全球绿色转型故事已经被中国彻底改写。

初步数据显示，尽管全球碳排放仍在上升，中国的排放可能已经达峰——长期以来的气候“大反派”，如今先于全球一步，扭转了排放趋势。

凭借数十年来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成本以令人咋舌的速度下降，以及新一轮的气候倡议和大幅增加的政策支持，各类绿色能源技术正在沿着一条惊人的指数曲线上升，每一年的进展都让那些守旧的产业分析人士的谨慎预测沦为笑柄。

以太阳能为例，2023年，全球太阳能装机容量是425吉瓦（GW），中国占了263吉瓦（GW），除中国之外的全世界只有162吉瓦（GW），美国只有33吉瓦（GW）。在2019年的时候，中国的装机容量还只是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去年，中国的装机容量已经比外国总量多出62%。在这五年间，中国的新增装机增长了八倍以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增幅还不到一倍。

中国与全球光伏装机容量

不只是太阳能，2023年中国新增风电容量74吉瓦（GW）；世界其它地方总和为43吉瓦（GW），美国只有6吉瓦（GW）。今年全球建造的大型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场有近三分之二在中国，其绿色能源部署规模是世界其它地方的八倍以上。

中国、G7集团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清洁能源装机量

电动汽车方面，2023年，中国售出电动汽车810万辆，世界其它地方是560万辆，其中，美国只有140万辆。

数据惊人，攻守易势。

20年前，中国在全球太阳能制造业中的份额不到1%，而美国是13%；到了2023年，中国在供应链四大环节的份额都超过80%，而美国不到1%。

哪怕五年前，还有西方的气候外交官抱怨中国的“不合作”，过去十年中，美国及其盟友其实在处心积虑地把中国拉进一场“减碳竞赛”，有人想借此在中国发展头上套一把枷锁。

对中国减排舆论压力的高峰，就是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前后。

哥本哈根大会，正式名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这次会议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里程碑，旨在就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性协议，以继《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之后的减排目标。

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

1997年12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上一个国际社会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但它仅涵盖了工业化国家，并未包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时，美国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参议院没有批准该协议，因此美国最终没有成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

哥本哈根大会时，美国、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第二大碳排放国，而两国此前都不受到刚性的碳排放约束。

全世界都盯着中美，中美，则盯着彼此。这是当时的背景。

央视主持人柴静和丁仲礼院士的对话，以及著名的“奥巴马之问”，都发生在这个时间点前后。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环境里的有趣现象之一，就是把过去曾经引起巨大反响的内容翻出来。

经历时间沉淀，回头看，往往更有味道。

先说“奥巴马之问”。

2010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现在的生活方式相同，那么地球将无法承受，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2010年，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

这段话后来在中国互联网环境中广受批判。

如果看奥巴马当时较为完整的表述，还要加上下面这部分：

“他们（指中国）的立场是，让发达国家，让澳大利亚和美国先减排，当发展中国家在生活水平方面赶上一点时，再来减排。我们想说的是，不能等，如果中国、印度、巴西这些新兴国家要走我们的老路，取代我们成为最大碳排放国，那就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我们必须让所有人，同时、同步行动。”

一个月前（2010年3月），柴静女士，基本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向丁仲礼院士提问的。

丁仲礼院士在回答中指出，碳排放限制如果要被严格执行，碳排放权就应当被视为一种能源使用权和发展权，这甚至是一种基本人权，人与人之间应当有一个大致相等的碳排放权。

这一问一答，基本就反映了自1972年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冲突立场，我们稍后再做展开。

现在回头看奥巴马的观点，应该说，半对半错。

有一点是对的，如果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照搬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地球环境确实是无法承载的。

但是奥巴马要求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的节奏统一行动，这实在有点高估自己。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承诺到202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然而，美国并没有完全兑现这一承诺。根据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2012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还高出42%；2019年的排放量，也未达到预期目标。

此外，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期间退出了《巴黎协定》，并取消了多项奥巴马时代的气候政策。直到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才重返《巴黎协定》，并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但是今年大选之后呢？恐怕谁也答不上来。

2017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取消奥巴马时代的气候政策

中国方面呢？实际上，经过博弈，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正式承诺并没有像丁院士说的以“人均”作为参照，而是承诺，到2020年，将其碳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降低40%至45%。

这一目标已经在2018年，提前三年实现。

如果要谈人均碳排放，中国同样无可指摘。

中国和主要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从历史累积排放量看，1850年至2019年，北美和欧洲地区的累计排放量分别占全球23%和16%。目前，中国人均历史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仍很低，仅为美国的1/8、欧盟的1/4左右。

也正是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8.19%，达到美国的1.07倍，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随后的连续1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保持首位，占全球比重逐步攀升到30%。

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消费端碳排放研究报告（2024）》，1990年至2019年间，中国消费端碳排放始终低于生产端碳排放，两者差值由1990年的7.0亿吨增加到2019年的18.0亿吨。这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的生产角色。

2021年，中国因钢铁原材料产品贸易为其他国家承担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达1.0亿吨，因光伏产品贸易为其他国家承担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达2.5亿吨。

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在这段时间内降低了83.3%，为全球提供了更多的绿色低碳产品。

中美两国如今在减碳方面的表现如此不同，美国模式的“普适性”不攻自破。

事实上，在环保议题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双方立场之争、路径之争、方法之争从未停歇，斗而不破。

这可以从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ment）说起，它既是人类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会议，也是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与的首次联合国大会，是新中国开始审视自身和全球环境问题的起点。

敏感的读者会发现这个时间节点的微妙之处，确实，当时要让这个会议真正有全球影响力，少了中国是不行的。

一方面，西方先发工业化带来的代价确实沉重，当时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以煤炭能源使用为代表的人类工业革命的起点在18世纪中后期，大约在1760年代末到1770年代初。到了100年后的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实际上已经相当严重，在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的《雾都孤儿》《艰难时世》《荒凉山庄》等作品中，都已有所表现。

但是社会分化、贫困、殖民、动荡、经济金融危机、战争等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长期占据了更高的关注度。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工业扩张导致了更严重的环境问题，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的痛痛病等“四大公害病”、《寂静的春天》关注DDT农药广泛喷洒等一系列事件，引起公众普遍关注。

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天生具有全球性，西方国家也认识到，如果不把它拿到全球框架下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60年代末，冷战正酣，两大阵营正在激烈对峙。

在这个背景下，1967年，瑞典认为自身较为边缘的地缘位置，反而有利于牵头寻找共识。瑞典外交官英格·索尔森（IngaThorsson）等人建议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一方面实现联合国关注重点的扩大和转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环境这一相对科学的议题淡化一下东西方的政治对峙，使更多成员国可以参与和认同。

然而，原本在准备过程中非常积极的苏联，因为联合国拒绝邀请东德参会，而发动整个华沙条约集团抵制大会。联合国起初就是因为美苏两个国家达成了对于环境问题重要性的共识，才通过了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的决议，这时苏联阵营又要抵制，很多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对这个会漠不关心，眼看会议要办成西方阵营的自嗨。

以发展中国家当时的立场来看，许多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贫困、饥饿和战争留下的创伤都是它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甚至以巴西为首的一批国家很反对，认为这个大会是“富人游戏”。

在这个情况下，印度和刚刚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参会就非常重要。

面对这个难题，人类环境会议筹备会的秘书长、加拿大的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Strong）先生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协调能力，他后来也成了中国的老朋友，晚年选择在北京定居。

人类环境会议筹备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Strong）

斯特朗先生当时主张，要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就必须把环境与发展的课题搞清楚。

1971年，他提议联合国在瑞士的富内（Founex）召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会后形成著名的《富内报告》(FounexReport)指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环境问题不是生活质量受到威胁，而是生活本身受到威胁。通过理解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方式，撬动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率先参会。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工业虽然发展时间不算长，但也已经逐步出现环境风险。据后来成为首任环保局长的曲格平曾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厅水库、白洋淀、桂林漓江都已出现严重污染。在这之前，他就参加国务院的相关工作，按照周总理的要求，研究中国的环境风险。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综合环境下，参加本次大会，一方面是有助于中国抓住战略机会，迅速提升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内自身发展形势的需要。

在莫里斯·斯特朗的推动下，周恩来总理也派出燃化部副部长唐克、国家计委的副主任顾明、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成员毕季龙、曲格平，还有工业水利等部门共同组成庞大团队。规格彰显重视的同时，还蕴含了周总理当时的敏锐洞见：环境问题虽然危害人类健康，但不完全是单纯的环境卫生问题，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统筹协调解决。

最终，共有113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外还有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环境会议。

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幕式

同时可以想见的是，会议讨论中的刀光剑影。

首先，当时的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军队在越南、老挝使用化学毒剂和毒瓦斯，导致河流水源被毒化、森林和农作物被毁坏、有些生物面临灭绝的危险，“造成了人类环境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不但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激烈声讨，甚至时任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Palme）也发表演讲深刻谴责，导致大会期间瑞典和美国官员关系紧张。

其次，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也亲自带团参会，她后来在会上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发言：《贫穷是最坏的污染》，力主人与人之间应当享有大致相当的发展权利。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

中国、巴西等国也共同批评一些发达国家的侵略、掠夺政策和行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后来1992年巴西里约气候大会上，这一观点继续发展，最终确立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针对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主张“人口增长速率过快引起贫穷和环境破坏”，甚至一些悲观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反思“人类中心论”，怀疑和挑战人的主体地位，中国则主张，在宣言中加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等毛主席语录，以此高扬人的主体地位，表达对环境保护的乐观态度。这也得到了巴西等国的支持。后来在里约会议、哥本哈根会议中，这些观点继续发展为“以人为本”的环境价值观。

尽管有种种分歧，会议最终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ofthe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ment），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强调了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呼吁全球采取行动保护和改善环境，也成为后续一系列全球合作和博弈的滥觞。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对人类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从一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先发工业国家的立场就是不同的，因此，后续的观点、方法、实践当然都是不同的。

“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角度来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碳达峰了，”丁仲礼在2021年再次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得很通透，通过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往发展中国家转移，他们的人均碳排放正在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太大，由奢入俭难，这是人性的问题。

“西方的这些国家就是放空炮的，你以为他们会真减排吗？”他说。

“如果这些国家都不做，中国还要做吗？”主持人问。

“中国还要做！”丁仲礼的回答，很果断。

可能限于访谈节目篇幅，丁仲礼只是极简地提了两个最显著的好处，首先就是大气污染问题能够极大解决，其次，是煤炭、石油都是很好的资源，烧掉是最可惜的，如果能够尽量以可再生能源替代，这些资源还可以留给子孙后代。

在丁仲礼看来，在气候变化问题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发达国家掺杂了太多政治，以至于许多事情难以落实；而中国主要不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而是从国家大的发展方向考虑，气候变化，对我们来说既有挑战，也是机会，我们更多从积极的、机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实际上，关于全球变化研究追根溯源，离不开一位中国科学家的推动。或许由于发生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或许由于西方环保话语在舆论场过于喧嚣，他的贡献今天已较少为大众了解。

他，就是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叶笃正。

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气象研究的中心从北欧转到美国。以罗斯贝为首的一批国际知名气象学家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全球大气环流的群体，后称芝加哥学派，代表了大气科学的一个时代，特别是为现代气象学和大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在美国留学的叶笃正听取钱伟长的建议，进入芝加哥大学气象系读博士学位，正式师从罗斯贝，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中最年轻的成员。

1949年，叶笃正的博士毕业论文《大气中的能量频散》在美国《气象杂志》上发表，论文立即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杰出代表作之一，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气象业务和科研工作中。

1979年，美国气象学家朱尔·格雷戈里·查尼（JuleGregoryCharney）领导的小组发表一份题为《二氧化碳和气候：一个科学评估》的报告，就是后来所称的“查尼报告”。

美国气象学家查尼

这份报告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准备的，并且提交给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成为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支撑。

报告审查了当时气候模型对大气二氧化碳增加响应的模拟结果，预测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加倍将导致的全球变暖范围，并提出了1.5-4.5℃的估计。

这份报告是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起点之一，对后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也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的科学基础之一。

查尼正是叶笃正留学美国时代的同学，1984年，他们的另一位同学，气象学家马隆，专程来北京找到叶笃正，希望就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合作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对大气和地球影响究竟如何？最重要的是，人类将如何适应这个变化？

叶笃正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变化问题的重要性。他和符淙斌、陈泮勤等4人立即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在中国开展全球变化预研究。

1984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第一次全球变化大会上，叶笃正、符淙斌应邀作了题为《全球变化——一个全球性的多学科科学问题》的报告，率先指出了10至100年的变化应当是全球变化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并讨论了气候变化和全球变化之间的区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叶笃正和他的同学查尼、马隆一样，都是气象学出身，这两位都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叶笃正的研究方向是“全球变化”，把“气候”两个字拿掉了。

正如周恩来总理1972年的洞见环境问题的系统性，并派出跨部门团队参会一样，中国气候研究也由此成为一个涉及科学、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系统工程，为中国后来参与1992年启动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992年的里约会议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长期不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而且把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在一次国际科学讨论会上，某国的一位代表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听到后站起来说：“这个不公平，全球变暖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是过去将近一百年大家排放二氧化碳的结果，也分不出来是哪个发达国家排放得更多，我们中国没有排放出多少，是你们发达国家先搞成全球变暖，现在又要大家分摊责任，这个不公平。”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大多表示赞同。

最终，会议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到了上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另一方面，全球变化的研究也已经开展了十多年。

“可持续发展”侧重于政策和实践层面，而“全球变化”研究则侧重于科学界的基础研究。

如何让研究和行动真正有机结合起来？

2000年左右，叶笃正组织了一次“香山科学会议”，邀请了近三十位水资源、水土保持方面（比如关君蔚院士、施雅风先生、王浩研究员、唐克丽研究员等）和研究海平面上升和河口动力学方面的专家（如华东师大的沈涣庭教授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讨论主要集中在“西北的水资源和水土保持”和“对沿海海平面上升的适应和可持续发展”两个具体问题，讨论结束后，叶笃正和吕建华发表论文《对未来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和可持续发展》，在小结是这么说的：

（1）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发展，适应将成为实用性强的系统性研究；

（2）必须将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3）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为适应全球变化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准则，即适应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4）只有考虑了对全球变化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真正地持续发展下去；

（5）必须从系统的观点考虑适应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不久后，叶笃正、符淙斌等人发表论文《有序人类活动与生存环境》，正式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介绍给大众和西方。

在2022年出台的中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中，我们的思路十分清晰：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减缓是指通过能源、工业等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较长时间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以稳定和降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减缓气候变化速率。在此过程中，已经发生的气候风险不会消除，潜在的气候风险仍在不断累积，甚至在全球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后一定时期内仍将持续。

适应是指通过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风险识别与管理，采取调整措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防范不利因素，以减轻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和潜在风险。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切实有效的适应行动能够降低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对于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更加具有现实迫切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的增加，普通人可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变化是，在中国的主流政策和话语体系中，“防止气候变化”的概念已经较少出现，我们更多讲的是“应对”和“适应”。

“防止气候变化”这是全球气候行动的长期目标，《巴黎协定》是这一话语的典型代表，旨在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限制全球气温上升，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鉴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显现，即使我们成功减缓了气候变化的速度，一些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不可逆转，越来越多地区和国家正在采取适应措施来应对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等影响。

大象无形，在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国家能源、环保、经济政策整体性的牵引中，“有序人类活动”的思想已经融入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像水和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知”。

在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中，正如文章开头大卫·华莱士-威尔斯列举的那些事实所显现的，中国正在成为实践的领导者。

通过我们的光伏板、通过我们的新能源车、通过我们更高碳强度的GDP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拉动，通过“世界工厂”本身生产越来越多的绿色产品，外国人，已经同我们接轨，分不开了。

黄土高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拥有地球上分布最集中、面积最大的黄土区，这片土地不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还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文献库，蕴藏着地球环境变化的多种历史信息。

丁仲礼曾经历时20多年，带领团队踏遍黄土高原，进行大量野外工作，最终成功建立了中国黄土高原260万年以来的集成气候记录曲线，被写入国际地质学权威文献国际地质年表，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土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丁仲礼院士在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听取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情况

正是基于扎实的研究和对自然的了解，丁仲礼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应当对地球的气候变化辩证看待。

全球气候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间尺度，即地质构造尺度(10万年至亿年)、地球轨道尺度(10万年至万年)和短时间尺度(万年)。在地质构造尺度上，由于岩石圈变动，自650万年前的新生代以来，全球温度降低了10℃以上，海面下降了约70米。

从260万年开始，随着北极冰盖的形成，地球在万年尺度上，进入冰期和间冰期有规律波动。冰期与间冰期温度可以相差6℃至8℃。

从距今1.1万年开始，地球进入间冰期。地球温度变化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趋势性，即从1万年到8000年前是增温时段；从4000年前开始，温度逐渐变冷，出现小冰期；小冰期在距今100年前结束，地球开始变暖。二是波动性，即存在千年尺度、百年尺度和十年时间尺度上小于1℃的温度波动。

我们常提到的气候变化，主要是指距今100年间的全球温度升高。可能是小冰期结束叠加人类对环境影响力增加的结果。

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使人类活动的计划性或全球一致性提高。前者使得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能力提高，后者使得人类活动的作用可相互叠加，综合二者，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力急剧提高。

现在地球温度增加到底到了什么程度？800年来最暖。

地球已经走过46亿年的岁月，生命是在大约6亿年前出现的，随后，生物经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灭绝事件，最大的灭绝事件有5次，几乎都伴随有剧烈的全球性环境变化。

正如丁仲礼所说，气候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地球好好的。

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是生命自己的渡劫。

这将取决于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能否全面提升，人类对地球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能否全面加强。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的，一部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