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巨婴显形的留学体验，能否许诺光明的未来？｜专访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丁欣雨 记者 姜妍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在写作《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前，马颖毅也曾是个“留学的孩子”。2000年，她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拿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硕博连读的全额奖学金，从此开启了留美之旅。

异乡异客，有惊喜，也有失望。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并未如期出现，学校所在的巴尔的摩市其实有点破败；但南京的冬天很冷，宽敞的美国租房和24小时热水暖气的供应带给她了最初的温暖。她在课堂讨论中费劲地想听懂别人的观点，反而疏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进而感到挫败和压抑；但她也发现，研究生院的学生背景彰显了人生太多的可能性——放弃很好的薪水、辞去工作重回校园的单亲妈妈，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中老年人，他们做出了在马颖毅看来“大开眼界”的人生选择。

时间来到2012年，马颖毅已经从留学生变成了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在课堂上，她的对面坐着的是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从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出留学幼童算起，漫长的时间里，留美的经费来源整体显示出“政府公派——‘因私’，但由美国学校发放奖学金——家庭出资”三个发展阶段。马颖毅看着教室里一张张自费出国的稚嫩脸庞，由于读的是本科，他们有更多机会在课堂上接触通识教育，在课外结识异乡友人。马颖毅开始好奇他们的留学体验有没有发生变化。

历经10年有余，马颖毅辗转中美，了解到上百名90后留学生的故事。她发现，留学美国变成了一件“自然”的事——自然而然地认同留学文化，意味着留学不再是少数学术或经济精英的专利。留学美国似乎代表着更广阔的人生理想和拥有全球性平台的契机，日益富裕的中国家长不惜代价支持孩子取得成功，甚至把全部家产都押在独生子女的教育前途上。他们渴望用高质量的大学教育换得孩子的光明未来。

与野心相伴的，是巨大的忧心。新一代留学生抵达美国后，社会地位与文化资本相对流失。离开父母的庇护，他们为自己的事情忙得晕头转向，“巨婴显形”；面对美国学生的派对和饮酒，他们不安地退缩，回到中国朋友圈“抱团取暖”；自视英语水平不够好，他们在热闹的课堂讨论里鸦雀无声，插不上话，格外突兀。

“既雄心勃勃又忧心忡忡”的心理被马颖毅敏锐地捕捉到，成为了新书《留学的孩子》的重要线索。她希望学生的多面经历从中得到更完整地呈现，既能为如今更多留学的孩子提供感知自身处境的语汇，也能让学校层面认识到学生的诉求，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

在书中，她提到，“在新一代本科留学生身上体现出的雄心与忧虑的双重性，可能正是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一个快速崛起且变化迅猛的国家，以至于难以认知自我”。陌生的国度给这群留学群体带来了压力，但在挫折中，他们反而学会了反复地叩问自己、认清自己。熙熙攘攘的年代，他们尝试“拨开云雾，见光明”。

留学群体中富豪级别的家长很少，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

界面文化：《留学的孩子》关注的是一批20世纪90年代出生，去美国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为什么想要关注这个群体？

马颖毅：过去这些年，美国高校的中国本科留学生数量增长非常惊人。相较学者，新闻记者对社会变化的察觉更敏锐，已经在美国媒体上发出不少相关的报道，而且标题都很惊悚，比如“中国暴发户着陆美国校园”“穿着路易威登时装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农村开兰博基尼豪车”。对财富和高消费方面偏颇的关注助长了“威胁论”，让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据我了解，这群留学生群体在社会经济层面是有多样性的。

美国媒体对他们的另一个关注点关乎学术诚信。比如今年6月，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查出30多名内地学生提交假学历文件的一则新闻。美国媒体也有很多类似的报道，但是只报道这类新闻，会让人们误以为这些是普遍存在的。就这个事件来说，其中固然反映出内地很多提供留学服务的营利性中介机构在质量上良莠不齐，但同时值得批评的是留学目的地学校的不作为。美国大学的录取流程和教育机制与中国不同，但他们却没有做好招生工作，才让其中的真空被中介挖掘出来，实现了某些不法牟利的商机。

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深度理解必须建立在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背景之上，所以我把关注的触角放在两国教育体制的不同，以及社会、社群的影响方面，考虑留学生的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同时，观察他们在海外完成自我塑造的一系列过程，来做一个相对系统的研究。

界面文化：新一代留学生群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差异潜藏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马颖毅：我在书中呈现了一组有关受访的留学群体父母亲从事职业的数据。从分布中能看出，富豪级别的家长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工薪阶层，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企业管理、工程师、教育从业者等。我特别想要突出的是，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受访者，来自经济条件远非富裕的工人家庭，如果从职业特征来说，他们的家长是典型的蓝领。他们通过变现房产的方式支持孩子的留学生涯。

界面文化：书中提及这些变现房产供孩子出国的蓝领家庭大多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环境是否会使他们更易受到留学想法的感召？

马颖毅：是的，在他们眼中，留学是一种“教育福音”。所谓“福音”，是一种并不完全理性的信仰，他们认为教育值得投资，甚至值得人们做出牺牲，相信留学能给孩子带来光明的未来。

教育福音首先是从中上阶层产生的，在任何社会，中上阶层都不是大多数，但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发展目标有引领作用。他们的理念辐射到了少数蓝领阶层，且辐射范围主要停留在中国一线城市。

从孩子周围的同学和上的学校，到他们生活的城市氛围，再到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网络资讯，生活在北上广深等地的个别蓝领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内地的一些小城市，也有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比处在大城市的蓝领要强，但他们未必就认为留学是教育福音。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及，父母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孩子的留学表现，如何看待这样的研究结果？

马颖毅：我在书中分析发现，父母教育水平会影响大学录取的结果，家中第一代大学生进入选拔型院校的可能性更小；父母教育水平也会影响到孩子结交美国密友的可能性，家中第一代大学生在交美国朋友方面相对劣势；专业选择上也有区别，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更可能选择理工科领域，家中第一代大学生更可能主修商科；最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孩子对自身英语水平的评估，从而影响他们在美国课堂上发言的频率。

中国留学生如今的特殊性在于，尽管家长动用各种办法，成功为子女提供了经济支持，但家庭积累的文化资本参差不齐。家里第一代大学生显然在这方面有所缺失，在整个留学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即使是留学生，其中代际传递的不平等也是清晰可见的。

留学的孩子依然焦虑，大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界面文化：你对这一代留美群体的概括是“既雄心勃勃又忧心忡忡”，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

马颖毅：这是我在分析过程中得出的结论，虽然受访的同学们经常提到“焦虑”这个词语，但没有人会用“雄心勃勃”来形容自己，我是从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中感受到的。

雄心勃勃体现在，他们认为留学能将他们从既有的应试教育枷锁里解放出来。枷锁形成的束缚包含两种，一种是有些学生和家长的确在中国高筛选的教育体制里感到力不从心，如果走体制内的路，继续待下去，没有办法考上心仪的国内大学，因此留学给他们提供了更多机会。

另一种是有一些学生，他们其实能够适应应试教育的环境和逻辑，但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都认为这种教育并非他们理想中的教育。他们认为留学提供的素质教育和所谓“全人教育”，更能适应孩子的兴趣和天赋，教育福音的说法也是从这个角度产生的。

界面文化：是否能将出国留学看成是另一种层次的选择？在“小镇做题家”信奉“教育改变命运”的时候，留学家庭已经在主动优化他们的教育结构，渴望实现教育收益的最大化了。

马颖毅：留学从来都是主动选择的，是这类群体能动性的体现。他们当中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要优胜于国外，又希望能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想要把整个世界最好的教育方式都结合起来；他们在申请时对排名高的学校有很大追求，因此把眼光都放在世界排名前30或者前50的学校上，这些都是一种雄心勃勃的心理表现。

尽管是个别群体在有一定资源前提下的选择，留学也并没有向他们许诺一个可预见的未来。留学的孩子依然焦虑，其中的一个源头就在于他们不知道留学能否带来他们想要的，特别是巨大的经济投入能否产出相匹配的回报。

界面文化：他们预期中的回报是怎样的，哪些方面使他们对于回报的期待受挫？

马颖毅：从经济角度看，他们期待日后在美国或回国的就业能让他们的教育投资回本。也有社交和文化上的考量，他们希望美国留学能使自己掌握接近母语水平的英语使用能力，形成全球性的同学和朋友网络，并获取面向全球受众的知识和媒体内容，这类追求我用“世界性资本”来概括。

但中国和美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有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在大多时候，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容易产生焦虑。

界面文化：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其中一个焦虑是他们渴望与外国友人交往，但大多数却很难融入其中，最后形成了中国学生自己玩的局面。你对此使用了“保护性隔离”一词，这种说法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留子”这种称呼？

马颖毅：“保护性隔离 (protective segregation)”的概念来自美国教育社会学的另一本书，叫《为派对买单》(Paying for the Party)。美国大学校园有一大特色，就是派对文化。书中指出中上阶层的学生派对具有排外性，许多美国本土学生中低收入的同龄人在派对中感到被边缘化。所以他们往往会避开主流派对文化，寻求能够为彼此提供安慰和支持的社交空间。

以派对文化为典型的校园交际方式，也会阻碍跨文化友谊的建立。很多接受采访的女生都向我表示对参加派对的厌恶和恐惧。她们把派对现场的狂欢和不良行径联系起来，而这些与中国学校宣扬的“纪律与约束”从根本上相悖。她们最终选择与大多数中国朋友抱团取暖，通过购物、聚餐的方式进行放松和社交。

关于“留子”，我听到的有一种说法是它和“被流放的街溜子”是意义相关联的。“街溜子”满大街游荡，无所作为；尽管中国留学生在经济方面并不算落后，但当他们被他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排斥时，内心无所依归，便成为“留子”，留学生自称“留子”也是一种自我边缘化的行为。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留子”和我提到的“保护性隔离”的确一脉相承。

教育内卷里，显形的巨婴和被“费”的妈

界面文化：豆瓣的艰苦留学小组里有一则阅读量很高的帖子说，留学是一款巨婴显形剂。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吐槽？

马颖毅：我在美国语境里听到一个词叫delayed adolescence（延迟性的青春期），指的是新一代的年轻人成熟得都比较晚。原来青春期指涉的范围大概在13-19岁，在那之后就应该是独立的成年人。但现在很多人大学毕业后还要搬回家里住，虽然这其中也有生活成本提高、房租太贵的客观原因。奥巴马任职期间有一项重要的政策改变，大意是指人在成年以后依然可以使用父母的医疗保险，这个新政策就可以体现出很多年轻人是有这个需要的。

中国留学生在出国以后会产生所谓的culture shock，其实shock并不完全出于对文化区别的震撼，很多时候shock来自人们必须体验一种真正独立的生活方式。即使父母的眼光依旧在远方焦灼地给予关注，但他们的确无法再提供类似保姆般的一站式关怀了。各种支持网络，甚至监管，都随着留学的发生统统失效。对于某些学生来说，这意味着解放和自由，但有些学生可能觉得不适应。

界面文化：个体心智成长层面的幼态化有没有什么客观条件的原因？

马颖毅：幼态化是一种群体性的改变，孩子晚独立，我觉得跟教育有很大关系。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成绩上。任何竞争，一旦进入高强度训练，就很难顾及除此之外的很多方面。教育的军备竞赛意味着学生在生活上需要很多额外的支持，大家得一块去完成这场竞赛。

再加上中国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孩子的很多事情都会层层外包出去，比如转交给父母来做，这样孩子只关注自己的学习就好。社会学里有研究指出，女性把太多精力放在家务上，说我们有隐形的劳动，有second shift（第二轮班）。但其实除了做饭和打扫卫生，很多女性在家里，尤其是母亲，还要承担一种scheduler（日程安排者）的工作。现在的孩子上培训班，母亲要替孩子跟老师联系，帮孩子规划时间，报什么样的班也要做“攻略”。到了一定年龄的孩子，完全有心智也应该自己处理这样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是母亲在做。

有时母亲即使在上班，一旦学校里孩子发生什么情况，她都得抽出时间来应对。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来说，母亲承担了很多cognitive labor（认知劳动），这些劳动在占用她的时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孩子就失去了锻炼独立品格的机会。出国是让巨婴显形的一种方式，在异国他乡，那些过去成长过程中的支持系统是失能的，没有人保护他们，生活安排、时间管理、与外界的交流，都只能依靠自己。

界面文化：为什么会有母亲包揽责任的现象发生呢？

马颖毅：有个词语叫“费妈”，教育的军备竞赛很“费妈”，母亲在这个过程中是被消耗的。很多母亲貌似积极主动地鸡娃，但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她们也是教育内卷大系统里被裹挟的重要角色，的确很多母亲的个人事业被“费”了，受到了影响甚至被牺牲。

比如孩子生病，学校通知家长，第一时间出现的，常常都是母亲。我最近还看到一些报道说，国际学校需要学生的母亲去做志愿者，接受采访。仿佛国际学校理想中的母亲最好就不要工作，或者比较悠闲，能随时随地为学校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在我调研受访者父母职业的数据中，全职母亲虽然占比很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母亲是有工作的。在教育内卷的合谋里，母亲和孩子一样是受害者，除了孩子，母亲也相当焦虑。

教育内卷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单一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多次谈及中美社会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别，这两种概念是如何贯彻在教育系统中的？

马颖毅：我在书里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在美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表达型个人主义，它强调教育是一个不断自我探索、发现兴趣与天赋的过程，报考专业要选择自己的热情所在。但中国的价值观显然不是这样，而且几乎完全相反，我创造了一个对应概念叫作实用型集体主义。

中国学生选择专业总体而言很务实，最首要的考虑就是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这种务实并不是基于个体性，中国学生感觉什么专业有前途，很大程度上受整个时代以及周围社群的影响。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热门专业，我那个年代流行的是国际贸易专业，但听说后来好像都招不到学生，现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专业最热门。中国学生的务实非常集体化，无论来源于家庭也好、朋友圈也罢，都不是对自我的探究。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对研究跨文化社会的重要维度。中国的集体主义倾向较强，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较强。我在书中讨论的是具体的应用，即如何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教育选择。中国留学生夹在其中，同时受到了两种社会和文化的挤压。很多孩子的解决办法是修读双专业，一个专业满足自己的个人偏好，另一个专业符合实用考量，用这样的策略处理个人兴趣与父母期望间的差异，寻求微妙的平衡。

界面文化：在实用型集体主义的土壤中，内卷会更容易发生吗？

马颖毅：实用型集体主义在内卷发生以前就存在，只能说是中国出现内卷的次要条件。我个人认为，教育内卷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单一，因为大家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我觉得好的，你也觉得好。如果是在个人主义很强的社会，价值观多元很多，你和我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

界面文化：“既雄心勃勃又忧心忡忡”的心理状态如今看来，不仅仅只体现在留学群体身上，它是否能够代表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时代症候，例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内卷”等年轻人当中普遍发生的现象？

马颖毅：我将“既雄心勃勃又忧心忡忡”取作本书标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体现了中国的特征。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几乎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迁，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迅猛速度，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在短时间内进入中产阶级的队列，都让社会整体洋溢着昂扬向上的气息。而焦虑和雄心是一组辩证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雄心被激发出来，焦虑一定如影随形。

留学是中国特征的具象化表现。留学生来自中国，不可能脱离母国的影响，将这种心理状态带到美国的同时，留学经历又加剧了这种雄心与忧虑的二元性。

至于用来解释年轻人的状态，就比较困难。内卷、躺平、摆烂，指的不是同类人，也并非同年龄层的人。我觉得留学生躺平的少，因为留学意味着巨大的投入，挑战摆在面前。如果是在舒适圈里，反而才能选择躺平。

界面文化：如果本科留学的经历能消解躺平，那留学与内卷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颖毅：在我的研究中有个发现，人们虽然渴望选择留学来摆脱高考的残酷竞争，但很多人实现留学依旧依循考试的路子。以应试为导向的中国教育体系灌输了一种以分数和数字衡量质量并决定录取的观念，美国高等学校的世界排名，刚好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捕捉了美国大学系统的等级性质。在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眼中，排名数据是一个绝对的等级秩序。他们有时会过分关注学校排名，只对美国顶尖学校情有独钟。

没有高考，但其他的考试出现了，诸如托福、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和AP（美国大学先修课程），成了学生们磨练应试技能的新阵地。许多学生想多参加几次考试，获得更高的分数，用标准化考试的结果来弥补可能在准备其他申请材料方面存在的不足。留学群体对顶尖学校的执着，加上申请者数量的持续增长，也使美国这些学校的选拔性不断增强。中国的应试文化并没有发生中断，而是延续下来，带来激烈竞争的强压。

但我还有一个观点，留学生活能够拓宽学生对多元价值观的认知。虽然出国体验并非完全如他们所愿充满顺利，但他们起码知晓了更多元的生活方式，所以是更有可能摆脱内卷的。研究结束后，我还在跟踪受访者的职业发展情况。无论是已经回国的，还是留在美国的，他们依然觉得留学很有意义，达到了重要的自我成长。

就像前面提到的，刚来到异国，失去国内曾经得到的保护与支持，文化和文化碰撞，巨婴显形，一开始肯定很困难。孤独、焦虑、拖延，心理上的障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战胜这些，再加上有国外的学习机会，“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就会看到不同的生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