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伟人,而伟人总是容易散发出某些艺术的气息。作为新中国开天辟地的领袖,毛主席拥有很多优秀的地方,甚至,关于他的数千次“批示”之中,也隐藏着不少艺术的手法,展现出他那深邃的智慧与老道的政治手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抓住事物的关键并有效应对,这是领导人的重要素质。毕竟,高处不胜寒,越是占据要津,越要心思缜密。在这种环境中,一则简短的批示都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杰作”。
一、模棱两可
无论你是在政治还是商业领域,又或者其他行业,或许你都会遇到那种来自上级的“若隐若现”的答复,你可能绞尽脑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这背后的意思需要你反复斟酌,结合各种蛛丝马迹以及上级给你的其他一些指示,你才能弄清楚上级的弦外之音。
当然,也存在另外的情况,那就是你压根猜不出来,甚至于因为过度猜测导致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或行动。上级的这种指令会让你非常为难。但从上司的角度来说,他做这样的指令必然有其一定的考量,甚至于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解决一些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就曾做过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决定,给林彪来了一次反击。还在1969年7月的时候,中央想要任用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希望将他上调以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加入国务院的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由于他是12军的军长,作为军事上的将领,中央希望他能够制约军委办事处。
但是中央的想法遭到了当时也是政治局委员的谢富治的否决,他认为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将军,至于政治方面恐怕不太合适,因此否认了他前来中央参与工作。所以这个政治任命很久都没有发下去。而且,在此之外,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主要成员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都对于这件事暗中阻挠。而这几个军委办事组的控制人,则与林彪联系颇深。
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就成为了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但是由于野心膨胀,一直想要夺取总政治部的实际控制权。那么谁来出任这个总政治部的主任呢?林彪当然是想用他的亲信,也就是李作鹏等人来掌管这个总政治部,这样的话他就在军事和政治两个重要部门上夺取先机。
但是林彪这个举动,显然受到了毛主席的注意。因此,毛主席希望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的主任。黄永胜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报告,建议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的第一副主任或主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建议其实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毛主席在这上面画了圈,那么他们就可以将李德生任命为副主任。
但毛主席也是将计就计,他挥手写下两个字:“同意”。这么一来,军委办事组反而不知所措,到底是该任命李为主任呢?还是副主任呢?没个准头。到了12月份中央再次告诉军委办事组要任命李德生为主任。终于在4个月后,这项任命才正式向全军公布。黄永胜等人想要耍点小计谋来迷惑毛主席,但哪想毛主席的心思之缜密,哪是他们所能迷惑的呢?
二、大无畏之气
有时候虽然短短数字,却有力拔千斤之势,也代表着著者的果敢大无畏的意志。所谓“响鼓不用重锤”,一捶足以鼓动千军万马。
毛泽东作为一个决策者,向来多谋善断。而“善断”这种素质再加上无畏坦然之气,则虽短短数字,亦能表现出自己的决心与意志。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贯彻自己的决策主张,也能够坚定人们的信心。毕竟,有时候来自于领袖的肯定性语气,单单是语气,就足以让人信心满满,并能感受到其中的坚定之心。
毛主席就曾批示过这样两个字:“照发”。这是他对于一份特别文件的一个批示,这份文件名叫《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的作者是林立果,也就是林彪的儿子。早在1971年3月的时候,林立果就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要想改变目前的局势,就应该设想一个政变计划。
那么什么是“目前的形势”呢?在当时中央有两派,一派就是以林彪为主的军事力量派;第二派就是以张春桥、姚文元为主的文人派。当时林立果等人认为最好要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因此他们写了个计划,用培养干部作为名义来建立一个教导队。此外,还对于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人民政权进行一系列的批判。不过美梦没做多久就失败了。
而在这件事的清查处理过程中,调查人员从空间学学院的一个食堂工作人员那里获得了林立果等人搞的这个武装政变计划书。毛主席看到这份《纪要》后,认为这是关于林彪罪行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他当即表示要印发给政治局的各个同志看。不过政治局的各个委员们都认为这份文件里面的语言非常恶毒,也表现得非常反动,故而不宜公开。
但毛主席以大无畏的果敢之气坦然批示两个字:“照发”。也就是说他希望先有政治局的委员们进行批判讨论,最后还要拿到群众当中去共同见证。这显示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三、以退为进
从1955年开始,毛泽东开始对于“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毛泽东认为,经济上就应该向前再推进一步,甚至要赶超英美,这样才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为此要求中宣部在《人民日报》上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发表一篇社论。
后来这个社论还经过了陆定一等人的修改,题名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该社论指出:急躁冒进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上面的领导干部逼出来的。这篇社论写完后,刘少奇批示让毛主席进行审阅,然后交给胡乔木办理。
但毛泽东对于这个社论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个字的意思难道是说表示认同,所以不看了吗?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关于这次反对经济上的冒进,一直持续到了1957年。
他说这篇社论好像是,既反右倾又反左倾,但实际上是重点反冒进的。文中还充斥着“庸俗辩证法”。对于这种错误的文件所表达的错误的方针,不应该得到提倡。随后,《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元旦社论中,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冒进口号,一度达到难以挽回的地步。
可见当时毛泽东对于这篇社论之保留态度批示“不看了”,只不过是以退为进,等待时机,再将自己的意见适时地表达出来罢了。
四、结语
毛主席的批示还有很多条,但每一条都事关国家大政和百姓前途。他的批示也很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不时跃出纸面,有时让人捉摸不透,有时让人倍感鼓舞,有时又让人拍案叫绝。常人虽不用做批示,但此种手法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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