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第三章 关于民主我们知道什么?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三章：关于民主我们知道什么?

在本章，对以往关于民主的研究作一概述。我们描述一些关于民主的最明显的“程式化事实”,这些事实是文献一直强调且有很大争议的。由于对现有的经验证据进行重新评价不是焦点，我们用图形而不是正规的经济计量学方法来表述这些模式。尽管这些模式也许不符合因果关系，但它们仍然包含着数据中与民主相关的大量信息，因此也潜在地包含着关于应建立的模型类型的大量信息。在最后两节，讨论现有的研究民主的方法，说明我们的方法与现有文献的不同和贡献。

3.1 度量民主

对民主的模式进行定量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提出可靠和翔实的量度。在政治学中，关于这一问题之所以有大量的争论，主要是因为对到底什么是民主有不同意见。然而，许多学者都接受了熊彼特(Schumpet-er,1942)提出的定义，他认为，民主是达成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个人以竞争人们选票的方式获得决策权力。(Schumpeter,p.250)

在实践中，民主是与一组特定的制度相关联的，如自由平等的选举、政治家对选民的责任以及参政自由。即便是接受熊彼特的民主定义，各国在民众对其制度条件的满意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对大多数学者来说，这意味着有必要作出更为精细的划分，而不是简单地区分民主和非民主。

我们关于民主的首要量度是自由之家政治权利指数，许多其他学者在关于民主的定量研究(例如，Barro,1997,1999)中也采用这一指数。该指数由1到7,7代表最低的政治自由程度，1则代表最高的自由程度。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最接近于一份问题清单表明的理想状态，该国家的政治权利指数就是1。清单上的问题首先是：有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是否是当选的人执政，是否存在竞争的党派或其他政治团体，反对党是否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有没有实际权力；少数民族是否享有合理的自治或

能通过非正式的共识参政。清单主要包括三个关于选举过程的问题，四个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参政的问题，三个关于政府运行的问题。对清单上的每个问题，计0到4分，具体分数决定于相对的权利和自由水平(0代表最低，4代表最高)。把这些分数加总，以决定一个国家在1至7的数值范围内所处的位置。〔1〕按照巴罗(Barro,1999)的做法，我们用博伦(Bol-len,1990,2001)1960年和1965年的相关变量为这一指数做补充，并对两种指数都做了变换，使它们位于0和1之间，其中1代表民主程度最高的制度集。

即使有博伦的数据作补充，自由之家指数也仅能使我们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另一方面，政体IV(PolityIV)数据库提供了所有国家独立后自1800年开始的信息。因此，为了考察1960年以前的事件并检查我们的主要量度，我们也考察另一个广泛应用的民主量度：综合政体指数，这是政体的民主指数和专制指数的差。〔2〕政体民主指数的变化区间是0~ 10,来自对参政的竞争性、招聘政府官员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以及对主要官员的约束的编码。例如：对官员的约束的分为7级，从“无限权威”———对官员行动没有正规限制的情形(有别于诸如政变和暗杀的不正规行动),到“官员平等或服从”——“责任集团在大多数活动领域拥有等于或大于官员的权威的有效权威”的情形。如果在一个国家，“对官员行动的宪法约束被忽视”,或者“没有一个立法大会，或者有立法会议，但来去听凭官员随心所欲”,那么该国在对官员的约束这一项上将得到最低的分值。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立法机构、执政党或贤人会议首创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重要的立法”,或者“官员是由责任集团选定的，其留任还有赖于责任集团的继续支持”,那么该国在这一项上就会得到最高分。政体专制指数同样在0～10的区间内变动，与民主的分值相似，其构造以一国参政的竞争性、参与的规约、招聘官员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以及对高级官员的约束为基础。为了便于与自由之家指数进行比较，我们也将综合政体指数标准化，使其位于0～1之间。

这两种量度都能使我们区分不同程度的民主。另一种经验方法则为普热沃斯基及其合作者(Przeworski,Alvarez,CheibubandLimongi,2000,Chapter1)所坚持和采用，他们认为，民主和非民主的简单的二分法是最有用的经验定义。除了二分法之外，这些作者还给民主的定义添加了一些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国家，只有当我们观察到一个政党丧失权力时，该国才可能是民主国家。因此，根据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的说法，博茨瓦纳从来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即使所有人都承认，它的选举是自由公平的，参政是自由的，政府对国民是负责任的，但博茨瓦纳的民主党自1966年独立时起，从未在一次选举中失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在自由民主党下台之前，日本也不是民主国家。今天的南非也不能认为是民主国家，因为自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组阁执政。

尽管在政治学学者中间，对连续的和二分法的量度的优点有激烈的争论，但在本书中讨论的各种模式不依赖在这两者间的选择。我们偏爱更精细的量度，尽管二分法也有它的优势。例如，该方法使我们能对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转换进行更清楚的讨论。在下一节，我们用普热沃斯基等人提出、由博伊克斯和罗萨图(BoixandRosto,2001)补充的二分法来讨论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转化。

3.2 民主的模式

图3.1、图3.2和图3.3分别画出了标准化的自由之家、政体分数以及有增补的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的指数值对我们1960～2000年基本样本的意义。这些图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进入了几乎完全民主的时期，并一直持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拉美和非洲衰落了，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我们能察觉到亨廷顿(Huntington,1991)所谓的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图3.4使用的是回溯到1840年，以及在这一期间独立的所有国家的数据。该图生动地展示了民主在184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经合组织中的发展，并表明了“民主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证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浪潮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图3.5和图3.6表现了最先由李普塞研究的非常著名的民主相关性：富国往往更加民主。

图3.5通过描绘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自由之家指数与同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对数平均数(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数据来自最新版本的萨默斯一赫斯顿数据库；Heston,SummersandAtten,2002)的关系，表明了这一点。

图3.6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政体得分印证了这一点。两图都表明在收入和民主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更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成员国，都是民主国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中美洲的贫穷国家民主程度较低。

图3.7和图3.8还表明了另一种著名的相关性：国民受到更多教育的国家[即那些被巴罗和李(BarroandLee,2000)数据库指出学校教育的平均年限更长的国家]往往更民主。

这两种模式一直以来都影响着研究民主的学者的思想，特别是收入和民主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教育和民主的关系)是李普塞(Lipset,1959)倡导的著名现代化理论和后来许多其他理论的基石。在现代化理论的洞见基础上，今天，许多学者相信，民主只有在有充分高的教育程度和富裕的社会才有可能。并且，无论是在文献还是在流行读物中，一种共识是：经济的繁荣程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将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化进程。然而，这些观点虽然很有影响，但缺乏一种明确的理论来解释民主在何时以及如何出现和巩固。本书的目的就是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并用它来理解经济繁荣和民主之间的可能联系。

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强调了数据显示的另一种模式。他们主张并证明，收入和民主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是由富国保持民主的倾向所推动的，而穷国却有更严重的经历民主分数下滑(即遭受反民主的政变及其他行动)的倾向。图3.9和图3.10用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的数据表现了这一趋势。图3.9是由非民主开始向民主过渡的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比例的柱状图。样本包括在1965、1970、1975、1985和1990年为非民主的国家，并度量在每一种情况下接下来五年的民主化。各国被分置于根据1965～1990年平均世界收入分布构造的五分组之中。图3.9中表明处于最高两个五分组的国家有更强的向民主过渡的倾向；然而，在收入和向民主过渡的非民主国家的比例之间不存在单调关系。图3.10的构造类似于图3.9,但表示的是从民主向非民主的过渡，而不是相反。在过渡和收入五分组之间有更显著的关系。虽然最低两个五分组在任一五年期间面对着更大的向非民主过渡的可能性，但这一概率对第三个五分组却低得多，对最高两个五分组的国家为0。这些柱状图清楚地表明，尽管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与收入的联系很微弱，但倒退回非民主的富裕的民主国家的比例和相对贫穷的民主国家的比例有很大差异。

尽管此处不是重新评估现有经验证据的地方，但我们还是要强调图3.5～图3.10中表示的模式并不等于收入和教育对民主以及向民主过渡的因果性影响。更明确地说，这些相关性并不是说，在一国变得更富裕时，它一定会变得更民主。对这些模式做因果性的解释的主要问题是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国家在历史和其他制度特征上也各不相同。我们近期的论文(Acemoglu,Johnson,RobinsonandYared,2004)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收入(或教育)对民主或向民主的过渡几乎没有因果性的影响。相反，其他历史因素似乎对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产生了图3.5～图3.10所表示的各种相关性。

只要说明图3.5～图3.10涵盖的期间内收入的变化如何与民主的变化相关，便足以对这一模式有个大概的了解。图3.11和图3.12分别用自由之家指数和政体指数表示了这一关系。在这两个图中，横轴表示的都是1970～1995年间人均GDP对数值的变化量，纵轴表示的都是同时期民主得分(分别为自由之家指数和政体指数)的变化量。这种观察数据的方式是很有用的，因为它剔除了同时影响收入和民主的潜在的固定特征(使我们更接近收入和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两者都表现了一个清楚的模式：在人均收入变化和民主变化之间没有关系。换而言之，尽管更富裕的国家更民主，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国家的国家会变得更民主，至少在这段期间内是如此。根据这些结果，对图3.5和图3.6所示相关性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解释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固定的国家特征决定的。因此，由这些特征决定，那些在过去25～30年中增长更快的国家并没有变得更加民主。

总之，数据显示的一个突出的模式是收入和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不等于收入对民主的因果性影响。因此，民主和民主化模型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理解这个世界如何能出现这种没有大的因果性影响的正相关性。我们在第九章会回到这一问题。

3.3 民主、不平等和再分配

正如在第二章所讨论的，我们对民主的分析方法强调社会冲突，特别是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的作用。这一方法的一个含义是，团体间不平等应该对政治制度的均衡，因而对一个社会最后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产生影响。然而，问题是团体间不平等的相关概念往往很难度量(例如，在不平等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种族之间的时候)。不过，当重大冲突发生在富人与穷人之间时，一个能表现团体间不平等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的收入份额。理由是，如果社会的更贫困阶层主要靠劳动获得其大部分收入，资本收入(有时是土地收入)便主要由少数更富有的权贵获得。因此，当冲突发生于富人和穷人之间时，劳动份额高就相当于团体间不平等的程度低。

图3.13和图3.14表示的是20世纪90年代劳动份额与相关民主指数的关系。劳动份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罗德里克(Rodrik)也使用了这些数据。它们只涵盖制造业，或许不能代表整个经济。两个图都表明了劳动份额和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图3.15和图3.16表明的是民主和另一个衡量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基尼系数是文献中最常见的不平等指数，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份额相比，涵盖了更多的经济部门(关于这些数据的更多说明参见：DollarandKraay,2002)。基尼系数的值越大，不平等的程度越高。这种关系类似于不平等与劳动份额的关系：越是不平等的、从而有更高基尼系数的国家，往往越不民主。尽管对政体数据来说，这一点不是非常明显。

正如我们在收入与民主关系的背景下所强调的那样，这些相关性不等于劳动份额或团体间不平等对民主的因果性影响。并且，这些相关性在回归模型包括其他变量时并不总是牢固的，有相当多的文献在平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上还没有达成共识。虽然，在非定量性的文献中，民主在高度不平等社会不可能产生的说法很常见(例如，Dahl,1971;Huntington,1991;Bol-lenandJackman,1985),但经验证据却是不确定的。博伦和杰克曼(Bollen and Jackman,,1985)用横截面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发现不平等的衡量标准和民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缪勒(Muller,1988,1995)提出的经验证据表明更严重的不平等会使专制更为稳定，削弱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倾向，尽管他研究的结果被博伦和杰克曼(BollenandJackman,1995)认为脆弱。最近，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用概率单位分析研究了不平等的这三个指标对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过渡或从民主向非民主过渡的影响。他们使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10%最富的人所得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与10%最穷的人所得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比率(这一比率越高，不平等越严重),以及工人所得收入占制造业收入的份额。他们发现，民主化和前两个不平等指标都没有关系，因此认为“专制的稳定性不受收入分配的影响”(p.120)。然而，对于第三个指标，他们发现“专制……在收入的功能分配更不平等时，要脆弱得多”(p.122)。他们还发现“在从更严重的不平等开始的社会，在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当用基尼系数或最高与最低收入份额之比来衡量不平等时),以及在劳动所得收入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率更低的社会，民主更不稳定”(p.122)。用类似的方法，博伊克斯(Boix,2003)得出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削弱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倾向的结果。

其他的学者考察了不平等、革命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些也与我们的分析相关。同样，这里的发现也是不确定的，虽然缪勒和塞利格森(MullerandSeligson,1987)、阿莱斯纳和佩罗迪(AlesinaandPerotti,1996)发现，不平等越严重，政治越不稳定(对这一文献的评论，参见：Lichbach,1989)。

因此，现有的经验性文献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它们考察的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但不论怎样，图3.13～图3.16所显示的相关性还是很有意义的。例如，这些相关性意味着，民主更为再分配性的从而劳动份额更高的模型，以及民主能在更不平等社会更好地存续的模型，能够较好地与数据中的这一模式相符合。

图3.17和图3.18进一步表明，民主和劳动收入及基尼系数之间的正向关系，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在民主中有更强的实行再分配政策的倾向。这两个图表现了在20世纪90年代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和民主得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样，这种相关性是不应被解释为因果关系的。

历史证据也与民主化以后的再分配变化模式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简要地讨论这方面的一些历史证据。关于欧洲经验的更详细、更令人满意的讨论，我们建议读者参考林德特(Lindert,2004)。虽然图3.17和图3.18强调民主与财政再分配之间的关系，但在实践中，许多其他工具———从劳动力市场政策到教育方针——对政府影响社会收入分配的意图似乎都是很重要的(DiNardo,Fortin,Lemieux,1996;Wallerstein,1999)。

在英国，1867～1884年的改革法案是英国国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1871年，英国首相格拉斯通对文官制进行了改革，使之对公开考试开放，量才录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府引进了大量的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劳资关系的性质，使之有利于工人的利益。从1906年到1914年，在阿斯奎思和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自由党在英国建立了现代的再分配国家，实行了包括医疗和失业保险、政府出资的养老、最低工资和再分配性税收等一系列措施。由于这些财政上的改革，在1870年后的三十年中，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都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又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税收体系的累进性质也进一步加强。

同时，教育体系——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或主要是为权贵所设，或由宗教组织运作——向大众开放；1870年教育法使政府首次致力于系统提供普及性教育，并于1891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离校年龄从1893年的11岁提高到了1899年的12岁；并实行了对贫困生的特殊照顾(Mitch,1993)。由于这些变化，在学10岁儿童的比例由1870年令人失望的40%提高到1900年的100%(Ringer,1979,p.207)。最后，1902年改革法案导致学校资源的大量增加，并开设了后来成为英国中学教育基础的文法学校(grammarschools)。

在法国，情况与此类似。在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有重大的进展；成年人中文盲的比例由39%降到了29%,小学入学率由51%上升到68%(Plessis,1985,table14,p.100)。1881年，政府取消了公立小学的学费。1882年，推行七年强制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由1863年的66%上升到1886年的82%。第二帝国的“自由”阶段见证了1863年有重大意义的劳动力市场立法和罢工合法化，工会于1868年被正式容许存在。并且，中央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872年的9.4%(一个为1870年普法战争所抬高了的数字)上升到1880年的12.4%,增长了三分之一(Flora,1983)。

在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开展了大范围的再分配(Flora,1983)。同样，在瑞典，重大的再分配似乎都出现在民主化之后。林德特(Lindert,1994)的数据表明，在1920年以前，在瑞典不存在任何再分配；1920年之后，再分配剧增。更一般地说，林德特(Lindert,2000b)指出，在西欧的民主化和教育扩展之间有很强的历史性关系。

总之，可以用伊斯特林(Easterlin,1981,p.14)的话来总结我们的讨论，特别是民主化和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根据世界上最大的25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判断，正式学校教育的建立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力发展大众教育往往是政治权力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在有利于更广大民众更大程度地向上流动的方向上大幅度转移的征兆。

3.4 危机与民主

正如在第二章讨论的那样，民主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政权出现暂时的转移的时候，向民主的过渡(或者由民主向非民主的过渡)更可能发生在存在政治权力的暂时性转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之中。其原因直指我们框架的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作为一种将暂时性的事实政治权力转变为更持久性的法定政治权力的方式发生的。这一推理意味着，我们可以预料在重大危机和向民主的过渡及向非民主的过渡之间存在相关性。

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tfman,1995)强调，不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是被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所动摇的。例如，他们指出，“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秘鲁、乌拉圭和菲律宾，向民主的过渡都发生在酿成反对运动的严重经济困难的背景之下”(p.45)。另一方面，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1996,p.42)指出：“民主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在经济危机面前的脆弱性。”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pp.109—110)发现：“大多数民主的瓦解都伴随着某种经济危机；在39个民主瓦解的案例中，有28个在瓦解前的两年中至少有一年出现了收入下降。”(关于危机和政变之间的关系，也可参见：LondreganandPoole,1990,1996;Gasiorowski,1995)。我们在第一章对历史的讨论和接下来的一节也说明，不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许多重要的向民主的过渡都发生在不同寻常的社会动荡和动乱期间。在这里，我们出示一些与这一模式相一致的另外的证据。

图3.19和图3.20表明了从民主向非民主的过渡和从非民主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其绘制方法与图3.9和图3.10相似。第一个图包括了在1970年、1975年、1980年、1990年和1995年不是民主的国家，并根据它们在此前五年是否发生过一次经济危机来分类。一次经济危机被定义为在此前五年的任一年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低于一5%。然后，图中显示了向民主过渡的有经济危机和没有经济危机的非民主国家的百分比。图3.20同样表示了由民主国家向非民主国家过渡的情况。两图都表明，经济危机使过渡的可能性更大。总之，我们认为这一模式支持了政体过渡更可能发生于危机或动乱期间的观点。

3.5 社会动荡与民主化

事实上，我们关于民主化的方法，不仅强调危机的重要性，而且强调社会动荡、革命威胁的重要性，以及，更普遍地说，那些没有法定政治权力的人的事实政治权力在诱发向民主过渡方面的重要性。在本节中，为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回到关于民主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洲出现的历史(参见：Therborn,1977;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Collier,1999)。

3.5.1 19世纪欧洲的民主化

在法国，尽管民主在革命之后盛极一时，但很快就被雅各宾派和随后拿破仑的崛起所颠覆。拿破仑倒台后，绝对君主制复辟。1830年革命后，绝对主义开始被削弱，这场革命建立了一个高度受限制的民主政权，由于对财产条件的限制，选民只占总人口的0.75%(ColeandCampell,1989)。奥尔良王朝在1848年革命中垮台，第二共和国建立，并于1849年推行成人普选(Collier,1999,pp.41-42)。然而，普选的结果先是被1850年提出的关于投票权的限制条件打了折扣(这一限制剥夺了280万男性的投票权),然后又被1851年路易斯·拿破仑的政变所破坏。历史学家将随后的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1852～1860年的“威权”阶段和从1860年直到法军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战败的“自由”阶段。战败导致了进一步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巴黎公社)和政权的瓦解，为第三共和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Zeldin,1958;Plessis,1985;Price,1997)。最后，在1877年，实行完全的男性普选权的民主得以确立，虽然其他改革，如不记名投票，要到1912年才得以实行(Kreuzer,1996)。

德国现代民主的历史始于1848年革命，当时，在革命压力面前，德国各州几乎都显著地扩大了群众的参政权(Blackburn,1998,Chapter3)。然而，制度性的限制大大削弱了这一民主化的效果。该政权以三阶级投票制度为特征，起初为容克地主阶级所控制，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被“铁与黑麦”的联盟左右；议会不能任命大臣或讨论外交政策，投票是口头上的。虽然在1870年以后，所有25岁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但在乡村地区，选举却由地主控制(Cosnell,1930;Goldstein,1983)。正如亚布拉姆(Abram,1995,p.10)所述，在这一时期，“德意志帝国在理论上是君主立宪制，然而在实际上却由一个普鲁士寡头集团统治”。德国民主最后的出现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是对1918年8月西线德军覆没所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动荡和革命的威胁的反应(参见：Gerschenkon,1943;Mommsen,1981)。

在瑞典，民主是经由一系列渐进的选举权的普及过程才来到的，从1866年建立一个由第一院和第二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开始。在1909年，第一院实行了男性普选权；然而，真正的议会政府在1918年才出现，当时保守党和君主的政治权力都受到了限制——同样，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深重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非同寻常的动乱的结果(Verney,1957)。蒂尔顿(Tilton,1974)指出：

……(前两个的改革法案)无不是在群众的强压下通过的；1866年在进行最后投票时，民众群集在议院周围，1909年改革是由一次大型的选举权运动(和)一次示威罢工推动的。(p.567)

1909年改革以此前的罢工和游行为先导，虽然瑞典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俄国的革命和德国的局势迫使它在民主权利上做出让步。1917年，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并提出了完全的男性选举权，但受到了保守党占上风的第二院的阻挠。科利尔(Collier,1999)解释说：

只是在1918年的经济危机及随后的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支持民主的工人游行示威之后，改革法案才被通过了。确实，在1918年11月，工人抗议之强烈，使瑞典的保守党和上层阶级视之为一场革命的威胁。(p.83)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治自由化和民主措施提出背后的推动力都是社会无秩序的威胁，最终是革命的威胁。战争和对社会秩序的其他冲击加剧了无秩序状态。

3.5.2 为什么是在19世纪?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方法解释了民主的出现，但是，在欧洲背景下，它没有回答为什么民主化的浪潮开始于19世纪的问题。民主是可行的政治制度集合的思想可回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在英国，至迟到17世纪，特别是内战期间，民众已持续要求普选权。本书在结尾处将对这一点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但即使在这一阶段，考察一下现有的证据与我们已得出的比较静力学是否一致，也是值得的。

在19世纪以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社会阶层都分散在乡村，因此，我们也许会认为革命的威胁没那么严峻，因为把这一部分人组织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和扩大了的工厂就业这两者的结合，也许是19世纪的欧洲涌动起民主化浪潮的关键因素。19世纪初期，社会结构和经济上的变革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平衡，特别是使被剥夺了选举权的民众更容易行使事实政治权力(Thompon,1963;Tilly,1995;Tarrow,1998)。

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生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也起了作用，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适当性质和旧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看法。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到此为止，按照我们的方法，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是19世纪以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有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不平等程度很低的时候，革命就不是威胁，即便它是威胁，权贵也能用再分配的许诺避免革命的爆发。只有当不平等的程度充分高的时候，民主化才成为必要。现存的关于19世纪不平等的有限数据与不平等直到民主化为止一直在不断增长的观点是相符合的(然后，由于民主化后的再分配的作用，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这一文献大部分都试图发现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一条“库兹涅茨曲线”,按照库兹涅茨的猜想，不平等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先上升后下降。

关于19世纪收入不平等的数据不是十分可靠。图3.21绘出了三种对英国基尼系数历史演变的不同估计。经济史学家之间的一个共识是：英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急剧下降。另一个共识是，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内，不平等是上升的，尽管使用不同数据的不同学者认为这一上升发生的时间各不相同。林德特和威廉森(LimdertandWilliamson,1982,1983)认为这一上升发生在1800年之前(另见：LindertandWilliam-son,1985;Lindert,1986,2000a);威廉森认为它发生在1800年和1870年之间。其他证据(例如，O'RourkeandWilliamson,2002)与威廉森(William-son,1985)是一致的。无论是何种情况，关于不平等的数据与不平等在1867年和第二改革法案之前的世纪是上升的说法显然是一致的，它甚至可能在第一改革法案之前就已上升。证据还表明，在政治改革后，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

其他国家的数据更少。莫里森(Morrisson,2000)考察了现有的证据，认为德国、法国和瑞典都经历了库兹涅茨曲线。在德国，不平等在19世纪上升，大多数研究者都把不平等的顶点标在1900年左右。例如，库兹涅茨(Kuznets,1963)发现，5%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额从1873～1880年的28%上升到了1891～1900年的32%,在1901～1910年间保持在32%,在1911～1913年下降到31%。丹克(Dumke,1991)发现同一收入份额在1880年为28.4%,1900年上升为32.6%,1913年降到30.6%。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不平等程度迅速降低。克劳斯(Kraus,1981)认为，到1926年为止，5%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额已经下降了6.2%。总之，莫里森(Morrisson,2000)指出，德国的库兹涅茨曲线在1900年达到顶点，然后趋于平缓，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这一分期与1918～1919年主要的民主化进程非常一致。布尔吉农和莫里森(BourguignonandMorrison,2000)的数据准确地表明了这一模式。

关于法国，莫里森(Morrisson,2000)、莫里森和施纳德(MorrisonandSynder,2000)指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不平等一直是上升的，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额在最高时达到了50%左右。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不平等的程度开始下降；1890年，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额下降到了45%,到1929年进一步下降到了36%。因此，法国1860～1877年的主要的政治改革，是在接近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处出现的。关于法国的正统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派伊科迪(Piketty,2003)关于20世纪和派伊科迪、波斯塔尔一瓦伊内和罗森塔尔(Piketty,Postal-VinayandRosenthal,2003)关于19世纪的近期研究的质疑。利用税收收入数据，这些作者发现，不平等在19世纪是单调上升的，仅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下降。

最后，索德伯格(Soderberg,1987,1991)指出，在瑞典，不平等的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顶点，在20世纪20年代有所缓和或稍有下降，然后迅速下降。同样，不平等的下降与公民权的扩展在时间上近似一致。

因此，总的来说，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库兹涅茨曲线似乎都紧随民主化达到顶点，这与本书提出的机制是一致的。

3.5.3拉丁美洲的经验

来自拉丁美洲民主化经验的证据也支持了革命和社会动荡的威胁非常重要的看法，并与有关不平等的比较静力学大体一致。在第一章，讨论了阿根廷的情况，社会冲突对萨恩斯·佩尼亚法律的通过是很重要的。在第二章，谈到了布什纳尔(Bushnell,1993)对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民主化的看法。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来看一些其他例子。

民主运动的历史研究表明了社会冲突的重要作用。在委内瑞拉，长时期的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和政治不稳定时期结束于1908～1935年间的胡安·维森特·戈麦斯的专制。他的军人继任者一直统治到1945年第一个现代民主政权的创立为止。莱文(Levine,1973)对导致民主化的事件做了如下描述：

……在几天的争斗之后，一个临时革命政府建立了，其成员有四个是民主行动党人，两个军官，还有一个无党派的文官。接下来的三年把一种政党体系引进了委内瑞拉，突然开始了大众政治民主的实验。(p.89)。

1948年，民主在一场政变中瓦解，但在1958年希门尼斯(PerezJimen-ez)将军的政权在大规模的起义中倒台时，民主又得以恢复。莱文(Levine,1989,p.256)指出，再民主化是对经济危机后社会动荡的反应，他写到：“地下政治力量，现在在爱国的军政府中联合起来，掀起了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浪潮。”

在中美洲，社会冲突和彻底革命的威胁是诱使政治精英同意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危地马拉，豪尔赫·乌比克(JorgeUbico)将军长达13年的独裁于1944年终结，被以费德里克·庞斯(FedericoPonce)将军为首的军政府所取代。同年，庞斯被拥护民主情绪的高涨和学生造反赶下了台。1945年，胡安·阿雷瓦洛(JuanArevalo)当选为总统。1950年，雅各·阿本斯(JacoboArbenz)继任，他于1954年被一场政变罢黜。在危地马拉，再民主化遵循了同一模式，是对冲突爆发的直接反应。从1982年起，军政府接受了渐进的再民主化：1985年，马科·塞雷索(MarcoCerezo)当选；1990年，豪尔赫·塞尔拉诺(JorgeSerrano)继任。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93年塞尔拉诺预谋的政变受挫之后。虽然这些政权被军人牢牢地控制着，但政治自由化起因于大规模的社会动荡(Trudeau,1993)。

在萨尔瓦多，除了没有短暂的早期民主阶段外(Baloyra,1982;Paige,

1997),情况是类似的。1932年马坦萨(matanza)起义之后，咖啡寡头垄断集团将统治权让给了军人。1962年之后，民主选举开始实行，但受到了军人的严密控制，而且经常发生严重的欺诈行为。在短暂的军人执政的插曲之后，再民主化在1982年出现，但这一次是在大规模的内战中发生的，这一内战于1992年才宣告结束：1994年第一次选举时，主要的左翼团体去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arabundoMartíParalaLiberaciónNacional,简称FMLN)争得了权力。

也许更清楚的是，社会冲突，通常是阶级和分配的冲突，一直是拉丁美洲的大多数民主瓦解和政变背后的推动力量。这是奥唐纳尔(O'Donnell)影响深远的著作的主题，斯蒂潘(Stepan,1985)对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军事政变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写道：

所有这四个国家的新权威主义都是在一种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的氛围中建立的。在每一个国家，资产者都为新权威主义政权提供了阶级基础，他们的首要的政治行动就是为了瓦解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使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p.318)。

类似地，德雷克(Drake,1996)在分析劳动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西班牙和葡萄牙专制中的作用时，指出：

大多数专制都产生于资本和工资之间的分配斗争……在专制出现之前，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就已令财产所有者恐惧，财产所有者因此便废除了自由民主。失去了利润、权力和合法性的经济精英被军队所挽救……这些右翼的、以军队为基础的政府，通过压制更底层阶级的要求来保护资本主义。他们爱私甚于爱公，对有钱人的关注超过了工人，对资本积累的青睐大于再分配，更喜欢等级而不是公平。(pp.3-4)

理解同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政变如何影响不同财产的价值。例如，由于民主导致再分配和对富人资产(土地和资本)的征税，我们可以预料这些资产的价格将随着民主而下降，在政变后上升。图3.22是根据库尤姆金、米勒和托科纳尔(Couyoumdjian,MillarandTocornal,1992)数据绘制而成的，表示智利从1928年到1978年股票市场实际价值指数。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1973年政变，股票的实际价值持续下跌，在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当选时达到最低点。作者将这一长期贬值归因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他们评论说：

1930到1960年的时期对股票市场运行是少有的顺利时期。它从结束于1932年的一场深重的萧条开始……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毫不含糊的衰败过程，这一衰败过程与国家对经济越来越多的干预有关，这些干预直接或间接地束缚了自由企业。其发展受到了价格控制、税负加重、高通货膨胀和其他怀疑措施的限制……股票市场活动不过是减少的私营部门参与的反映。(p.309)

然后，富人持有的资产，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仅仅在5年之内就挽回了30年的损失。这些数据与强调分配冲突是政变动机的观点是一致的。

科利尔(Collier,1999)近来强调了来自群众的社会压力作为大多数近期再民主化背后的推动力的重要作用，她指出：

在……秘鲁、阿根廷和西班牙，大量的劳工抗议动摇了权威主义，为民主选举政府的建立开辟了道路。(p.114)

她进一步强调了劳工行动主义对诱发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巴西民主过渡的重要作用。智利似乎是军队在没有受到非常大的推动便撤出的例子，但即使在这一情况下，许多学者也强调了市民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再次出现。德雷克(Drake,1998)指出，皮诺切特接受公民投票结果结束军政权的理由是：

可预见的维持专制的成本，也许还应包括大规模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无秩序、阶级冲突、经济混乱、左翼分子的激进化、严峻的萧条，愈演愈烈的暴力。(p.89)

因此，多数证据符合这一观点：在拉丁美洲，民主是由革命的威胁和被剥夺公民权的民众的集体行动强加于政治权贵的。并且，民主一旦创立，权贵经常企图并成功发动政变，夺回政权。

最后，接着欧洲的讨论，再来评价一下拉丁美洲在收入分配上为人所知的长期动向。遗憾的是，对于拉丁美洲的了解要比欧洲少得多。在图3.23中，我们用卡尔沃、托雷和斯沃克伯格(Calvo,TorreandSzwarcberg,2001)的数据，绘出了自萨恩斯·佩尼亚法通过之后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它表明，在20世纪，阿根廷的不平等程度没有很大变化。尽管基本趋势是平缓的，但波动仍很引人注目。1916年的民主化之后，不平等程度持续下降，直到1930年政变。在此之后，它趋于平坦，但随着庇隆第一届政府的当选，不平等程度便开始戏剧性地下降。1955年的政变导致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尽管1958年之后执政的局部民主政权使之有所缓解。例如，弗朗狄兹(Frondizi)试图通过采用亲工会政策来获取庇隆主义者的投票。然而，1973年之后，庇隆第二届政府实行的真正的民主化使不平等程度进一步下降，而1976年的政变则导致不平等的大幅度上升。其他证据支持了这一总的模式。例如，据估计，在阿根廷实行成人男性普选之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大约为28%,在民主政治的最初十年间，上升到42%。民主一旦让位给专制，工资的份额就开始下跌(Diaz-Alejandro,1970;Randall,1978,p.29)。类似地，在庇隆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在几年之间就增长了10%以上，但所有这些和更多的收益都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人执政期间丧失了(DitellaandDornbusch,1989)。这些运动与我们的框架是一致的。民主化将更贫穷的团体纳入政体，因此导致了旨在有利于这些团体的政策。阿根廷的许多政变显然是以推翻这样的政策为动机的。这些意图和政治力量在收入分配的数据上有所显示。民主往往促进平等，非民主常常助长不平等。这一点的一个例外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梅内姆任总统期间，传统的庇隆主义的亲劳工政策被废除，不平等迅速增长。

对哥伦比亚来说，贝利和乌鲁侠(BerryandUrrutia,1976)以及伦敦诺(Londono,1995)说明了在1938年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以及此后直到1990年的单调下降。耐人寻味的是，1948～1958年这段时期是非民主。先是处于1948～1953年间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和戈麦斯的权威主义、半民主的保守政权统治之下，当时，反对派的政治家被控制，国会被关闭。然后，直到1958年再次民主化为止，是在军队的控制之下。

关于长期收入分配的其他事实可以从对实际工资和土地的实际租金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推导出来(O'Rourke,TaylorandWilliamson,1996;Wil-liamson,1999;Bertola,2000;BertolaandWilliamson,2003)。这些数据表明，在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从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直到大萧条的时期，不平等是上升的。这些作者指出，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土地丰裕的国家被作为农产品出口国纳入世界经济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不平等的这一上升趋势在诸如阿根廷和乌拉圭这些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特别明显，而这些也是最先实行民主化的国家。

在拉丁美洲的经验中，也有许多民主启动了重要的再分配项目的例子。甚至在哥斯达黎加这样一个有着相对平等主义历史的国家，乔克(Chalker,1995,p.104)指出：“哥斯达黎加最引人注目的平均主义措施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被降低了。耐人寻味的是，这是民主政治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恩格尔曼、马里斯科尔和索科洛夫(En-german,MariscalandSokoloff,1999))得出了更普遍的结论：如同在欧洲一样，在拉丁美洲，民主化和教育发展之间有很深的历史联系。

3.6 文献

我们关于民主的出现、巩固或瓦解的分析是建立在大量的、多多少少有些混乱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以及少量由经济学家建立的使用正式数学模型的近期文献的基础之上的。在经济学中有一句笑谈：您说的每句话，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都有了。同样道理，很难想象还能提出一种没有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文献某处的关于民主化或民主巩固的看法。例如，亨廷顿(Huntington,1991,pp.37—38)列出了推动民主的27个不同的因素，他声称，这些都已经被人们提出过了。然而，为什么还有人相信某一特定的因果主张，如将某一推定的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通常是不明确的?我们采用的分析方法的优势是这些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我们在本书所探讨问题的理论，至少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时期，并且它已成为自李普塞(Lipset,1959)和摩尔(Moore,1966)的研究以来许多学术工作的重心。在这一节中要说明我们的工作与现存文献中主流的关系，并概述我们认为是主要贡献的部分。随着本书的进展，详细讨论我们的发现与现有工作、特别是学术文献中提出的理论和经验的主张的关系。

受现代化理论的启示，李普塞的著作是建立在人均收入和民主之间很强的经验相关性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社会现代化了，民主就出现了，现代化是一个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的更大的重要性、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不断增长的社会“复杂性”相联系的过程。摩尔(Moore,1966),通过强调三条“通向现代世界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这种对现代化毫不含糊的影响的关注。两位学者都强调基本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决定了民主在何时出现。摩尔的著作和鲁埃伯特(Luebbert,1991)近年来的贡献，将后来的政治体制和最初的社会条件(如阶级结构和农业组织)以及资产阶级的力量联系起来。例如，在摩尔的理论中，民主出现在农业已经商业化、不再以封建或半封建劳资关系为特征之时和资产阶级力量强大之处。

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结构性的”方法，遭到了许多政治学家尤其是鲁斯托(Rustow,1970)、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78)以及林茨(Linz,1978)的抨击，被认为过于决定论和非政治论。这一批评还伴随着焦点从民主化向民主瓦解的转移这一变化。由林茨和斯蒂潘主持的比较项目在为文献重新定向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主张(LinzandStepan,1978;p.ix)“对政治瓦解过程的动力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民主政权是否瓦解，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或条件，相反，它是赞成或反对民主的相关参与者所做出的特定选择的结果(Linz,1978,p.4)。更具体地说，林茨(Linz,1978,p.50)主张，民主的瓦解是由于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他指出，民主之所以瓦解是因为民主政治家们解决政治问题的失败。尽管李普塞的现代化讨论确实没有集中考察个人甚至团体做出的选择，但摩尔(Moore,1966)的分析的确将选择考虑在内——例如，资产阶级是否与贵族联合。然而，在他的分析中，对哪些因素决定这样一种选择是否出现，是不清楚的。

现代化理论也遭到了奥唐纳尔(O'Donnell,1973)的抨击。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丁美洲民主的瓦解破坏了人们对收入一民主关系的信心，削弱了现代化促进民主化的思想的影响。他指出，军事政变发生在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例如，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

20世纪80年代，紧跟当代事件的步伐，研究再次把焦点对准了民主化。由奥唐纳尔、施密特和怀特海主持的“过渡”项目是影响最大的成果；他们的结论表述在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的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中。他们沿用了林茨和斯蒂潘的许多方法论规定，认为关于民主化的结构性的解释是不充分的(1986,p.4)。奥唐纳尔和施密特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框架，用来澄清可能导致民主化的相关过程和参与其中的形形色色的行动者；例如，他们对一个权威主义体制中的“强硬路线者”和“温和路线者”做了很有影响的区分。该书然后讨论了在权威主义体制终结和民主创立之前的时期可能出现的各有关团体与各种形势和困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传统下的所有研究往往都强调，民主是由几乎不受环境束缚的个人的意志和决策创立的[迪·帕尔马(diPalma,1990),或许是这种观点最极端的版本]。该书本身并没有真正对民主化何时出现提供解释，虽然确实做了一些概括，最著名的是如下这一条：

我们认为，任何一个过渡的开始都是权威主义体制内部重要分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这种分化主要是在界线不断变动的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O'DonnellandSchmitter,1986,p.19)

这一关于过渡的文献的最新形式和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政治学研究的焦点都集中于民主的巩固。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96)的著作是最重要的。这一文献强调民主性质上的差异和由权威主义通向民主体制的不同道路的存在。在一篇早期的论文中，斯蒂潘(Stepan,1986)认为从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过渡有十种可供选择的道路。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民主所采取的形式决定于先前政体的性质。例如，林茨和斯蒂潘区分四种非民主体制：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和苏丹式的(sultanistic)。在他们看来，出现的民主体制的类型通常依赖于先前存在的非民主体制的类型。例如，那些想要在极权主义地方创建巩固民主体制的人所面临的问题与在刚果(苏丹式的)面临的问题大相径庭(LinzandStepan,1996,p.55)。

关于民主巩固的文献也出现了关于政治文化及其如何能成为决定民主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的思想的复兴(AlmondandVerba,1963;Diamond,1999)。

其他著作试图将关于民主及其巩固的结构方法和以行动者为基础的方法结合起来。亨廷顿(Huntington,1991)提出了影响民主化的因素的复杂网络，他认为，对不同的民主“浪潮”,这些因素是不一样的。例如，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一次浪潮，他强调现代化、城市化、中产阶级的产生和不平等程度的下降(p.39)。在第二次浪潮中，他的重点转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帝国的崩溃(p,40)。对第三次浪潮，亨廷顿列出了五个重要因素(pp.45—46):(1)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诱发了权威主义的合法性危机；(2)20世纪60年代经历的收入增长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多；(3)天主教教会态度的改变；(4)国际组织、美国和苏联的态度改变；(5)导致民主的传播和国际性扩散的“滚雪球”效应和示范效应。亨廷顿关于收入水平对民主的影响的讨论与李普塞的讨论差别不大。他指出(p.106)第三次民主浪潮是由“更高的经济福利水平的推动的，更高的经济福利水平使更多的人识字、受教育，导致更高的城市化水平，产生了更庞大的中产阶级，推动了支持民主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发展”。然而，“于民主有利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外部的条件的出现决不是产生民主的充分条件。一些政治领导人，不论其动机是什么,不得不盼着民主的发生”(p.108)。

因此，这些结构上的条件是产生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亨廷顿对民主化过程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印证了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的看法。他确定了体制内及其反对派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行动者，认为当特定的团体强大时或特定的相互作用发生时，民主就出现了(pp.123—124,142)。亨廷顿没有提供理论，他用这一讨论对不同的情况做了分类，集中考察了民主化的三条道路。

与我们的工作比较接近的是达尔(Dahl,1971)的著作，他为理解民主化的进程提出一个简单的、吸引人的框架。他认为关于民主化存在的基本问题是：

从当前在位的统治者的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变革具有爆发冲突的新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目标(和他们自己)可能会被新加入的个人、团体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取代。

在位者反对派的问题是在位者的问题的镜像……

因此，政府和其反对者之间的冲突越激烈，双方越可能努力破坏对方有效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政府和其反对者之间的冲突越激烈，双方互相容忍的成本越高。(pp.14—15)

达尔的民主化理论是，如果容忍反对派的成本降低，因此在位者准备给予他们选举权，或镇压的成本太高的话，在位者就会实行民主化(Dahl,1971,pp.15—16)。然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可能影响这些成本、从而影响民主化可能性的因素的经验性的主张。在机制方面，达尔强调当权力广泛分布于社会，出现了他所谓“多元的”秩序时，民主就出现了。社会变得多元化某种由收入的增长和工业化等因素诱发的状态，镇压的成本变高了，与此同时，容忍的成本却变低了。

与摩尔(Moore,1966)强调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不同，后来的一些重要的、雄心勃勃的作品特别是瑟尔伯恩(Therborn,1977)以及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注意了穷人和工人阶级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的理论中，穷人和工人阶级是亲民主的，当穷人和工人阶级足够强大的时候，就能迫使民主产生。权力关系由三组力量决定(p.5)。正如卢希梅尔、斯蒂芬斯、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所强调的那样：

首先是在不同的阶级和阶级联盟之间的权力平衡。这……是由其他两种权力结构国家机器的结构、力量和自主性及其与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还有跨国权力关系对阶级力量的平衡和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影响做补充的

在他们的理论中，民主化主要的推动力就是扩大了工人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的发展(p.58)。

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fman,1995),他们集中展示经济危机对促进民主化的重要性，然后集中考察民主化、经济政策改革和民主巩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的著作表明危机和向民主的过渡之间的主要传送机制是危机造就了对非民主政权的社会不满。例如，在他们的个案研究中，

……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困难，鼓励了私营部门内部的反对，推动了对更广泛的社会和选举运动的动员。(p.45)

他们还发现“直接行动运动”反体制抗议、总罢工和示威在权威主义的撤退中也有突出的表现。(p.63)

另一个关于民主化的理论方法来自有关国家制度起源的社会学文献。这一理论主要是与蒂利(Tilly,1990)相联系的，近来由赫布斯特(Herbst,2000)应用于非洲。这一理论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考察民主起源。国王需要资源，特别是税收，来进行战争。为了诱使权贵纳税，国王不得不做出让步，其形式之一就是建立代议制度。在这一框架下，民主作为国王和权贵之间的交易物出现，权贵纳税，国王给权贵代表权。在非洲，民主的缺失是其前、后殖民地国家形成的特定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贵从来不需要对民众让步以交换进行战争所需要的税收。

这一关于国家形成的研究激发了李恩(Lien,1985)、贝茨(Bates,1991)、罗格夫斯基(Rogowski,1998)和蒂利(Tilly,2004)对民主化的分析。这些学者声称，民主，更一般地说，代议制度的源头，是权威主义统治者为了提高税收必须做出的让步。税收基础的弹性越大，权威主义统治者擅自加税的难度就越大，让步(这里指民主)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贝茨(Tilly,1991,p.25)指出，民主在一个农业社会中产生的可能性要比其在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占主导的社会中产生的可能性小——因为土地更易于征税。并且，他声称，如果权威主义统治者对民主的恐惧较小，他们会更愿意坚持民主。他将这一点与他们在民主方面的经济力量联系起来————如果先前的权贵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民主是不能伤害他们的，这或许是因为向权贵征税会导致经济的崩溃。与此类似，罗格夫斯基(Rogowski,1998)强调，民众退出能力的影响导致了民主——一种发言权阻止了退出的情形。

最后，我们的工作是以强调政治制度如何能够解决承诺问题的文献为基础的。影响重大的论文是诺思和温加斯特(NorthandWeingast,1989),这是温加斯特(Weingast,1997,1998)一系列重要论文的主题。

3.7 我们的贡献

本书表述的观点建立在我们在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andRobinson,2000a,b;2001,2002)提出的框架的基础之上。在那些著述中，我们将体制过渡问题置于分配冲突的框架之中，提出了民主作为权贵为避免革命而做出的可信承诺的基本观点，我们还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比较静力学结果———例如，在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间的倒U形关系。我们的研究为民主的创立和巩固首次提供了系统的正式分析。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坚持了正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因此，我们寻找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简单的、统一的解释。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应该已经清楚，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关于体制过渡的政治学文献的主流。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文献一直坚持了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78,p.xi)的格言：“宏观政治过程的历史性排除了可应用于所有前代后世情况的……非历史的社会科学模型的高度抽象的概括。”一些学者甚至对没有分析体制过渡的理论框架这一点感到庆幸，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p.3)谈到；“不论是在这一漫长的集体奋斗开始还是结束时，在这些卷中，我们都没有一种要检验或应用于个案和各主题论文的理论。”他们继续说，

如果我们曾有过建立一种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的鲁莽，那它必须是对在结构上或行动上的参数不足以指导或预测结果时出现的“未决”社会变化和大规模变革问题进行更大量研究的一章。这样一种理论必须包含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仓促做出的关键决策，面对不能解决的道德困境和意识形态混乱的行动者等等因素。

最有声望的比较政治学期刊《世界政治》最近发表的一则对民主化文献的综述强调：

关于第三次浪潮的文献提供了一些在民主化过程中起推动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的一般命题。以下是最值得注意的：

1.民主的出现几乎没有什么前提。

2.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是民主出现的充分或必要条件。3.一国民主的出现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4.民主出现的原因与促进其巩固的原因不尽相同。

5.促进向民主的过渡和巩固的原因组合因国家不同而不同。

6.一般来说，掀起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原因组合不同于掀起其他浪潮的原因组合。(Shin,1994,p.151)

似乎“一般命题”就是没有一般命题。我们的确赞成，从微观细部考察，民主化是极其复杂的社会想象这一观点。然而，任何社会学家想要了解的问题不都是如此吗?要提出对社会世界的系统理解，必须通过简化(再次应用奥卡姆剃刀)和抽象掉大量的细节才能取得进展。也许，在本书中，我们对强调哪些因素和忽略哪些因素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我们是对是错，只能由我们理论的科学的和经验的有用性来回答，而不能用对民主化这一现象何等复杂的先验判断来决定。

在我们看来，一个关于民主化的一般性命题是一个来自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关于什么力量导致民主化问题的经验主张。在我们的理论中，许多因素都会对这一点有影响，例如：团体间不平等、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全球化的性质和范围。我们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对其形式做出比较静力学的预测：其他条件不变，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会使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更可能实行民主化。在一特定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如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也许会引起民主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就是产生民主化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在另一个高度不平等的非民主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但是，民主化并没有出现，因为降低民主化吸引力的其他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如全球化范围的改变)。

尽管我们的方法难以与政治学中关于体制过渡的大部分主流研究相一致，但通过对该文献的仔细阅读，证明我们集中考察的分配冲突被所有作者认为是理解民主化和政变的核心。例如，尽管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andSchmitter,1986)强调过渡与权威主义体制的分裂是相伴随的，但他们认识到权威主义体制仅在被迫自由化时才会这样做(pp.16—17)。在他们的结论中，奥唐纳尔和施密特写道：

提出一些概括性结论是可能的……首先，所有已知的向政治民主的过渡都观察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限制……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是不可侵犯的。(O'DonnelandSchmitter,1986,pp.68—69)

考虑到(p.52)“在我们的国家样本中，多数权威主义体制都故意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惊讶。在该著作的其他地方，他们也做出了与我们的方法高度一致的陈述。例如，他们指出，在民主化中(p.11),

“暴力的威胁，甚至屡屡发生的抗议、罢工和示威实际上一直都存在着”,这是我们分析方法的要素之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在林茨(Linz,1978)中的对民主瓦解的分析与这一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pp.14—15,20)。

然而，我们的框架确实是建立在该文献各种主题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理论的核心是类似于达尔(Dahl,1971)讨论的那些消长，尽管我们把镇压和民主化之间的消长放在了更为丰富的背景之下，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制度因其影响行动者的承诺能力的方式而具有了实际作用。摩尔(Moore,1966)的著作对我们的研究也有明确的启迪，既有对本书标题的启示，也有对在第一章概述的“民主化道路”的分类学的启示。然而，我们关注的问题仅仅是他关注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详尽研究革命，而且完全忽视法西斯主义如何产生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学视点也与他的社会学视点不同，我们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强调意味着，我们提供了比他所提供的更明确的微观基础。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产阶级力量和民主之间的联系。我们提供了各种明确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中产阶级的力量能够影响民主对不同行动者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民主被创立的可能性。

我们的著作与瑟尔伯恩(Therborn,1997)以及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这些学者的著作也有一种类似的关系。尽管有许多共同的主题，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更明确地提出了把各种因素与民主的出现和巩固联系起来的机制。瑟尔伯恩以及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将民主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他们比李普塞更强调该发展对阶级力量平衡的影响，但他们的解释是以同样的经验事实为基础的。然而，他们也未能提供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导致民主的机制。在我们的方法中，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许会使穷人的力量增强以向非民主发起挑战，但它并不一定导致民主。例如：如果这一发展能使民众对权贵造成永久的威胁，那么权贵就能够通过可信的再分配来避免民主化。或者，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不平等的程度而未使镇压的成本上升，那么它会鼓励权贵使用镇压而不是实行民主化。在我们的方法中，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民众力量的影响和对权贵在镇压和让步之间的权衡的影响决定了民主的命运。并且，我们的分析表明，资本积累本身也许不足以诱发民主。相反，导致民主化的是社会资产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对改变民主对权贵的成本和收益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思想指向了我们论著的一个原创的且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他作者都未曾把民主化问题放在一个民主化、其他类型的让步和镇压之间的消长可以被评价的背景之下。正如第二章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发现，仅仅表示穷人渴望民主，一旦他们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就会得到民主的模型太过于简单了。并且，这样的一种理论没有赋予政治制度任何真正的作用这无疑是解释民主为什么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的关键步骤。

与此最密切的一点是最初由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对自由化和民主化所作的区分。在他们的图式中，自由化过程总是先于民主化发生。所谓自由化，他们(p.7)是指用“制定有效的特定权利，既保护个人也保护社会团体，使之免受国家或第三方专断或非法行为侵害。在个人层次上，这些保障包括自由主义的经典要素：人身保护权；私人住宅和信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根据预先制定的法律在公平审判中得到辩护的权利；运动、演讲自由，等等”。由于这样的自由化措施是为民众所重视的，它们构成了我们在这里已研究过的让步的一种类型(尽管它显然不是在货币性的让步)。重要的是，奥唐纳尔和施密特强调说：

……自由化和民主化不是同义语，尽管它们在历史上关系一直很密切……没有在民主化下制度化了的对大众和多数选民的责任，自由化也许很容易为了执政者的方便被操纵和撤销。(1986,p.9)

摩尔(Moore,1966)、瑟尔伯恩(Therborn,1977)以及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的研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假定政治冲突总是发生在阶级之间。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意义的概念框架，为关于民主的研究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一般性方法。我们提出的框架适用于远为更加普遍的案例。

自摩尔(Moore,1966)和达尔(Dahl,1977)以来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强调，民主在农业社会中不是可行的。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p.8)是这样解释这一原因的：“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的地主阶级是最持之以恒地反对民主的力量。民主化造成了丧失其劳动力供给的可能。”尽管这一机制看似有理，但是拉丁美洲的证据也与土地利益集团之所以反对民主，是因为他们预料会失去土地的观点一致。我们更集中地强调这一思想，同时也强调与此有关的政变成本如何受资产结构影响的思想。

我们强调这一事实，即：民主是在面对一个社会所固有的潜在冲突时被承认的(Therborn,1977;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对历史文献的阅读使我们意识到科利尔(Collier,1999)称之为“权贵工程”(政治权贵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条件下出于其他原因创建民主)的民主化类型，是过于罕见的事件，不能成为任何有用概括的基础。我们还认为，证据与民主是可能由外部威胁引起的国家形成和财政基础扩展的副产品这一观点，也不一致。

与此相反，经常与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相联系的权贵工程方法，淡化了外部社会压力对引起民主化的作用，相反，却强调了占统治地位的权威主义政权内部的冲突。奥唐纳尔和施密特的权贵分化是这一冲突的一部分，而且不可否认地发生于许多民主化之中。科利尔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更为宽泛，因为她还试图用这一术语描述在19世纪发生的一些民主化：一些新生政党为了提高对其支持率的目的而扩大了投票权(1867年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两人关于第二次改革法案竞争是其经典例子)。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权贵的分化是权贵多样性的一种表现，但这种分化首先是由被剥夺公民权的民众向现存的制度发起挑战而引起的。这一挑战和权贵内部的多样性一起导致了对民主的不同态度。我们相信这种观点与奥唐纳尔和施密特的原意及作为其分析基础的案例研究的证据是一致的。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fman,1995)也承认权威主义精英内部的分化也许很重要，但也指出这些分化也许是由危机触发的(pp.31—32)。就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的例子而言，如我们在第八章要说明的那样，我们认为对事件的这种解释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从最近民主巩固方面的文献来看，我们的工作集中于一组范围更窄的问题。引人注目的是，在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96)中，他们认为，路径依赖存在于每一次民主化之中，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非民主残余影响创造不同的巩固要件(如法治或非世袭的官僚机构)的难度。由于我们关注的是熊彼特的民主定义，这些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尽管这些问题很耐人寻味，但它们不属于本书要解决问题的范围。对我们的方法具有核心意义的是，在民主中，权力的分配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的结构。一旦这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民主的结果也会改变。

因为我们的方法是博弈论的方法，所以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以尝试使用这样一种方法的文献为基础。我们从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1991)勾画的简单的民主化博弈开始，他用这些博弈来说明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得出的一些结论。一些学者，如盖茨和休姆斯(GatesandHumes,1997)、克雷森齐(Crescenzi,1999)和萨特(Sutter,2000)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其他学者也将简单的博弈，特别是囚徒困境，作为在爆发政变(Cohen,1994)或民主化(Colomer,2000)时所发生事情的隐喻。

我们对参与创建和破坏民主的行动者的经济动机的强调，也是几部新近的重要著作所共有的，如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1991)、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fman,1995)。哈格德和考夫曼的方法是

我们假定，政治精英动员政治支持或反对的机会将取决于经济政策或经济成效影响不同社会团体的收入的方式。不论在何处，不论是总量的经济成效还是政策的分配结果，对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既影响着在位者也影响着反对者的机会。(pp.6—7)

然而，到目前为止，政治学家建立的博弈性模型大多都是简化的形式，其生成的可检验预测，即使有，也寥寥无几，也未能阐明其作用的因果机制。

所谓简化的形式，我们是指对不同参与者(如来自民主或专制的)的支付是用数字或用如x或y这样的变量来表示的。然后，如果我从民主中得到的是2,从专制中得到的是3,那我就偏好专制；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如果x是我从民主中得到的支付，y是从专制中得到的支付，且x>y,那我就偏好民主。这样的模型没有揭示出为什么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偏好他所偏好的政体，也不能让人们导出关于出现不同结果的条件的可检验的预测。更大的问题是，按照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的做法，他们用个人偏好的行动来定义个人的偏好。因此，如果一个行动者偏好专制，他就被定义为一个强硬路线者。亨廷顿(Huntington,1991)在使用这些思想时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如同奥唐纳尔和施密特一样，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出现某些相互作用，而其他国家却没有，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中支持民主的行动者力量很强，而在其他国家却很弱。并且，这种

方法也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释人们为什么支持或反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政治体制。在理想的情况下，个人对体制结果的偏好，应该来自更根本性的对收入或其他事物的偏好，以及特定体制对这些更根本性的偏好的影响。

可能是因为对简化形式模型的依赖，这一博弈论文献同样采用了最先由林茨和斯蒂潘于20世纪70年代提倡的结构的方法和政治的方法的二分法来解释体制过渡。例如，克洛默(Colomer,2000)在题为“关于政治变革的结构方法和策略方法”的一章中，指出：

在关于体制变革和向民主过渡的文献中，我们能够区分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一种强调民主的结构的、社会经济的或文化的前提……另一种方法将政治体制视为策略性的变化过程的结果。在此，起主要作用的是行动者的选择和相互影响。(p.133)这样一种二分法的存在似乎为政治学家所普遍接受，希恩(Shin,1994)指出：

……在一个国家中，一个可行的民主的建立不再被视为是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的产物，不再由财富、资产阶级的结构、兼容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外部行动者的经济独立性来说明。相反，它更多地被视为政治精英之间策略性的相互影响和安排，在各种民主宪法、选举和政党体系之间的自觉选择的产物。(pp.138—139)

我们建立的框架是博弈论的，个人和团体基于个人动机和动力策略性地行动。然而，个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些社会经济体系既限制他们的行动也制约他们的动力。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结构的和策略的方法的二分法——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我们的方法以更为丰富的政治一经济模型为基础，从这一模型中能得到有关民主发生的经验性预测。我们把个人的偏好视为既定，但允许人们在其收入、财富、持有财富的形式或选择上有所不同。从这些基本因素，我们导出个人对体制类型的偏好。因此，如果权贵中的一员是一个强硬路线者，那是因为我们能够说明，考虑到他的偏好、禀赋和机会，“强硬路线”行为对他是最优的。我们不以人的行为来定义人。

尽管我们知道再没有其他的作品和我们的研究范围一样，但近期其他一些关于民主化的正式模型对我们的研究结果做了补充。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罗森道夫(Rosendorff,2001)的研究，他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论证在南非之所以出现民主化，是因为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使得民主对白人的威胁下降了。这一思想显然与我们方法的构成要素有关。博伊克斯(Boix,2003)在其近期著作中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静态形式的民主化模型，这取自我们的论文(2000)并和达尔(Dahl,1971)勾画的模型相近，博伊克斯把它应用于民主化的历史案例，特别是瑞士和美国的案例。因为他使用了我们在已出版的文章中提出的框架，因此它也提出了一些我们在本书中分析的比较静力学。例如，博伊克斯仔细讨论了关于贸易、退出和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分配政治从而影响民主化的观点。埃尔曼和万彻康(EllmanandWantchekon,2000)的研究也与我们对政变的分析有关；他们说明了政变的威胁如何影响政党在选举中提供的政策。这是第七章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如冯和扎克(FengandZak,1999)、贾斯特曼和格拉德斯坦(JustmanandGradstein,1999)、康利和特米密(ConleyandTemimi,2001)的论文提供了不同的关于民主化的正式模型。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另一个分支——既包括基塞尔和巴泽尔(KiserandBarzel,1991)和巴泽尔(Barzel,2001)的非正式的著作，也包括格林(Green,1993)、温加斯特(Weingast,1997)、格拉德斯坦(Gradstein,2002)、布宜诺·德·迈斯基塔、莫罗、斯尔文森和史密斯(BuenodeMesquita,Morrow,SiversonandSmith,2003)以及利兹则利和皮尔斯克(LizzeriandPersico,2004)的理论模型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之上，即民主是政治精英自愿承认的，因为它解决了某种市场失灵或契约的不完全性。例如，格林(Green,1993)指出，立法制度的建立是一种统治者可信地发布信息的方式。另一项研究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也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即统治者面临着严峻的承诺问题，因为他们不能用第三方去实施他们的契约。因此，创建民主因此可以是帕累托改进，因为统治者通过让渡权力，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

埃兹(Ades,1995)、埃兹和维迪尔(AdesandVerdier,1996)、布尔吉农和维迪尔(BourguignonandVerdier,2000)提出了关于民主化的另一种正式方法。这些论文假定只有富有的民众才能投票，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对某一固定的财富阈值，收入分配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公民权的范围，从而影响均衡政策。另一种方法是由狄齐和维蒂尼(TicchiandVindigni,2003a)提出的，他们分析一种各国都卷入了国家间战争的模型，政治精英为了让民众有更大的作战动力而实行民主化。